孙中山之死与中西医之争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段祺瑞之邀自广卅经上海，又绕道日本赴北京，途至天津时发病，1924年12月31日由天津抵北京治疗。1925年1月23日出现黄疸及肝肿大，26日急送协和医院，当天即行手术。术后诊断为肝癌晚期。如何进行下一步治疗，出现二种观点，一是继续在协和进行西医治疗。当时西医的镭锭放射治疗被认为是癌症治疗的新技术，但对晚期肝癌的疗效很不乐观。另一种观点是采用中医治疗。当时在北京开业的中医陆仲安（1882-1949），医术高超，曾治好过胡适的肾炎，“声名闻于上流”。这样，围绕着中山先生肝癌的治法，出现了中西医之争。争论双方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就是汪精卫和汤尔和。、汪精卫其人国人皆知，不必赘言。汤尔和（1878-1940）曾先后留学日本和德国，获医学博士。1912年受北洋政府的委托，建立中国第一所国立医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并任校长；1915年创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并任会长，也是民国早期政、学二界的风云人物。

汤氏坚决反对中医治疗。他在《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一文中说：“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万步说，现在在业的中医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更不要说‘治病’了。为什么呢？若使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话。我们问他中医所必需知道的事，如心肝脾肺肾的位置，相火是什么东西？中医有几种介释法？…甚至于问他寸关尺的部位，恐怕他也不见得清楚。这种‘数典忘祖’的朋友，如何可以把生命交给他制裁？”

汪氏则在《答汤尔和先生》一文中说：“凡是有科学思想的人，都是很虚心的，都知道现在的科学对于世界万物所知道的还很少，所不知道的还很多。例如癌病，科学今日还未能发现特效药。至于将来能否发现，是科学家发现，还是非科学家偶然发现而为科学家所注意，现在无人敢说肯定的话。如果有人肯定说，非科学家不能发现特效药。科学家尚未发现，其他一切人类便无发现的可能。那么我就要以汤先生的话赠他道：‘这是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

最后孙中山自已决定，先行放射治疗。放疗后病情加剧，欲改用中医治疗。协和方面的态度是：要服中药，必需出院。孙中山遂于2月18日出院，住铁狮子胡同，攺由中医治疗。先后经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人诊治，无明显效果。2月26日停服中药，改用西医利尿、止泻等对症处理，直至1925年3月12日逝世。

孙中山先生的肝癌病状，即使放在今天也仍无治愈之可能。汤、汪之争反映了那个时代中西医学的生存状态。据说，孙先生本人从未在他的著作和言论中谈及过中西医的问题，虽然他本人是学西医出身。这大概是伟人的谨慎之处。

“挺中医”的汪精卫在后来国民政府中任职，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便改变态度，加入废止中医的行列，并最后沦为汉奸。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汤尔和正在日本，闻讯急忙赶回北平。1937年10月，加入以王克敏为首的汉奸华北伪政权，1940年3月，汪精卫的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北平伪“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

想当年在中西医之争中，二人曾针锋相对，各不相让。谁会想到，若干年后汤、汪二人竟会在汉奸路上走在了一起，遗臭万年。这不由使人感到，真是造化弄人，令人嘘唏不已。

参考文献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