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1996年写的一篇文章，说的1949年革命后中国地理学发展的一个侧面，我想把它作为中国科学史发展的一个案例介绍出来。文章中加括号的文字是我新加的。

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地关系研究

王     铮

（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北京 100080）

       在最近的20年中，为了协调中国发展与环境关系，人们发现人地关系这一古老地理学哲学命题具有新的科学价值，它被赋予新的科学含义，普遍地受到重视。

       1979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人地关系研究是一个科学禁区，在前苏联，人地关系论连同人文地理学一起被扫荡。1950年，中国的地理学家试图为人文地理学和人地关系论争得生存权利，施雅风、吴传钧等发表文章在批评“环境决定论”的同时，力图说明人地“相关原理是和辩证法”“特征相似的”“具有一定朴素辨证观点”[1]。但是，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1953年，在“学习斯大林同志的（地理学）论点”的条件下，对人文地理学的批判加速了。被誉为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创始人的人文地理学家、南京大学教授胡焕庸被遣往淮河委员会，后来他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作为自然地理教研室形式上的负责人[2]。1956年对人文地理学和人地关系论的政治批判似乎达到一个高峰，人文地理学和人地关系论被宣判为“伪科学”“为帝国主义服务”。胡焕庸因为“运用资源/人口公式”，提倡“节育优生”受到点名批判[3]。那些1949年以前获得学位的人文地理学家选择了沉默。中国地理学界的延安派与浙大派的斗争开始白热化，1957年，白吕纳《人地学原理》的译者之一、人文地理学家胡焕庸的学生李旭旦被化为“右派”。然而面对社会经济发展引出的一系列环境、人口、资源问题，中国地理学家不得不回答人地关系问题。1972年，刚刚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惨烈中挣脱出来的科学家，开始了新的研究。北京大学的王恩涌在一个“内部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介绍西方的“生态危机论”，提出注意环境与发展的矛盾，王恩涌立即受到了批判，他最终遭到与胡焕庸同样的待遇，不过这次王恩涌被遣往的是黄河委员会，粉碎了“四人帮”后的1976年11月，王返回了北京大学[4]。

       1980年在广州举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中国地理学会代表大会，李旭旦、周立三、吴传钧提出“重振人文地理学”的口号，李旭旦发表《人地关系的回顾与瞻望》演说，提出对人地关系论再认识。这一举动导致1981年在杭州召开了人文地理学学术会议，此前，中国共产党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胡乔木在一次讲话中肯定了人文地理学。这是一次人文地理学的真正动员会，许多人从此开始旗帜鲜明地研究人文地理学。张文奎，一个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的教师，散发了一篇文章[5]，提出为“人地关系论”恢复名誉，张本人也刚刚恢复名誉；1957年因为怀疑了苏联地理学某些观点，张被划为“右派”。1982年经李旭旦推荐，《地理学报》发表了1957年它拒绝发表的杨吾扬、江美球的《地理学与人地关系》[6]，和李旭旦的《大力发展人地关系人文地理研究》。人地关系论的名誉恢复了。1984年，中国百科全书人文地理分册提前出版，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的编辑鲁东明为出版第一本大陆的百科全书起了积极作用。在这本书中，人地关系论作为一个词条出现，词条的作者是李振泉。198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人文地理研究班，徐天芬、李振泉向年轻一代介绍了“人地关系论”。 1984年后，人地关系作为一个科学术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献中。不过，这个时期“人地关系”的有关概念和思想的科学应用，仍然限制在人文地理学领域。

        在人地关系论恢复名誉的同时，人地关系论在中国被革新。早在1981年，吴传钧提出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概念，并且提出应用分类、区划、定量分析和模式、评价方法研究人地关系[7]。王恩涌1987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的一本文集中试图用“人地关系论”解说中国的环境与发展问题。1988年，陈传康、牛文元，在《地球科学信息》上提出了“人地系统优化”的概念。人地关系的概念逐步推广到了整个地理学。笔者感到，他们是有差别的。吴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实证对象，王的人地关系是方法论，陈、牛的人地系统是规范对象。

       1985年李旭旦去世后，吴传钧成为中国人文地理学旗手。1990年，吴在《经济地理》上发表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一文。同年李春芬独立地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一篇短文，提出“把连接人和地的生态系统，连接区际关系的空间系统作为研究重点。而当代地理学研究的中心课题正是将上述两大系统结合起来的人地关系的区域系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这一命题的确定，意味着“人地关系论”最终突破了人文地理学的范畴。吴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他在1950年的文章，吴写到：“地理学主要任务之一是说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同年，陈传康发表了讨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结构特征的文章。陈写到，他的工作得益于两个自然地理学家，左大康和牛文元。看来将人地关系论推广到整个地理学中，实际上是一种共识。回忆当时的情况是有益于了解这种共试如何形成。1985年，钱学森提出要发展“地理科学”，地理学界发生了震动。有些地理学家提出发展“理论地理学”，左大康在1986年的第一届中国地理学会青年学术大会上急切地向青年发出呼吁：“发展理论地理学！”。中国地理学会秘书长瞿宁淑为宣传“地理科学”在全国四处奔走，召开座谈会。每个座谈会几乎都涉及到发展地理学理论，由此，许多人都注意到“人地关系论”的理论价值。1987年，作为中国理论地理学研究的代表人物的杨吾扬和他的学生梁进社、蔡渝平等发表文章强调“人地关系论”的理论意义[8]。座谈并不是轻松的。例如，1988年，在瞿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中，著名的城市地理学家严重敏提出区位论、人地关系论都可以作为现代地理学理论的起点，一位中年学者立即发言：“区位论、人地关系论都是决定论的东西，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的东西，要死灰复燃吗？”这种意见已经是少数了[9]。后来我知道了这个经典作家是普列汉诺夫。出于爱国主义，普列汉诺夫和斯大林对来自德国的环境决定论非常仇恨，因为环境决定论非科学地认为有用俄罗斯天气很冷，所以俄罗斯人为适应环境，变得冷酷、暴力。而且西欧一些学者把杜能的区位放大到欧洲，提出的地缘政治结构，德国是欧洲的中心，俄罗斯正好处于蛮荒地带。这对于从彼得大帝就强调“入欧”的俄罗斯来说，无异于奇耻大辱。就像今天的日本人喜欢强调他们“脱亚入欧”，日本人是从中国南方过去的，日本人感到耻辱。他们有一种杀死中国的“父亲”的“俄底浦斯情结”。现在人们骂亲日分子是“认贼为父”，实际上汉奸是“认子为父”。19世纪的德意志与俄罗斯有太多的利益冲突。俄国人不能容忍德国人贬低自己的民族。

       众多的地理学家，当然不是全体，接受了人地关系的中心地位后。中国对“人地关系”的讨论深入到了更具体的科学层次。1991年中国地理学会召开了地理科学讨论会。会上王铮、丁金宏发表了《论地理科学》，他们使用了个新词“PRED”即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去理解地理学的新性质。此时前后，王、丁和他们的华东师范大学同事吴必虎、沈建法、章可奇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PRED。作为《青年地理学家》编辑部的主要人员，他们一定程度上代表了1977年以来培养的新一代地理学家。新一代显然不满足“人地关系论”的哲学色彩，他们需要可操作性的理论。两代（或三代）人间在人地关系的理解上存在差距，他们喜欢用PRED一词，因为后者物理意义明确。事实上，作为一个激进青年，吴必虎在1991年的中国地理学会第三届青年学术会议上散发了一篇文章，对人地关系的中心地位质疑，他提出就人文地理学而言，核心是“人群”。吴后来要求《青年地理学家》发表他的文章，遭到主编王铮的拒绝，王认为人群为核心的“新人地关系论”图象尚不清，无法讨论。1992年王恩涌发表《“人地关系”思想——从“环境决定论”到“和谐”的思考》，为新的“人地关系论”确定了科学的图象脉络。此时，王铮就“人地关系”问题请教了自己的博士后导师黄秉维和吴传钧。黄认为，经典的人地关系论是哲学的，并且存在不足。目前关键的是找到一种技术模式使人地关系论变成一种科学理论而不要争论是否是“核心”。吴告诉王，他所说的“人地”不是“Man and Land”而是 “Man and Natural”，不是决定论而是“协调论”，现代人地关系协调就是PRED协调。协调意味着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结合。后来，施雅风致信王铮：“要进一步研究人地相关。”[10] 王铮吸收这些思想，写成了《论人地关系的现代意义》[11]，提出PRED 是现代人地关系的中心问题，研究人地关系重点在于研究PRED作用模式和动力学。王铮、吴必虎主编的《地理科学导论》在1992年由王恩涌主持审查通过，并于1993年出版。该书试图以PRED协调为中心线索。在1991-1992年就间，许多工作表明，人地关系的作为科学理论的开端已经取得。[12]

       1992下半年到1993年间，人地关系的科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2年，胡焕庸和严正元出版《人口与生存环境》，它为人地关系的区域分析提供了模式。同时左大康、叶青超、吴祥定、王守春、杨勤业等主编出版了《黄河流域环境演变和水沙运行规律研究》的系列论文集。这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研究。这一论文集成为了自然地理问题研究人地关系的典型。1993年郭来喜在反贫困研究中，贯彻了人地关系的科学原则。胡兆量、陈宗兴、张乐育提出“个别具体场合，自然环境可以成为人类活动的决定性条件”和“技术是人地关系媒介”的观点。人们已经超越了胡1956年对“环境决定论”的认识，也许正是胡在1956年有分析的批判，才导致了自己认识的升华，技术地位的提出是“人地关系论”发展的里程碑。同时，张兰生提出了人地关系动力系统的概念，廖克主持了一个以“黄河链”为中心内容的人地关系研究的课题。史培军和仪垂祥提出了一些人地关系动力学模型。尽管这些模型由于几乎是气候变化模型而受到批评，但是这件事情证明，我们需要而且可能建立人地关系分析的科学模式。

      1994年来，人地关系研究在中国地理学界蓬蓬勃勃，我这里仅仅介绍年轻地理学者的工作。王铮，张丕远、刘啸雷、刘燕华（1995）论述了胡焕庸人口线的生态意义，王铮、张丕远、周清波（1994，1996），讨论了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人口分布、社会发展的影响。吴必虎（1995）出版了苏北平原人地关系演化的专著。龚胜生从城市地理、农业地理角度研究了两湖地区人地关系。以历史方法分析人地关系几乎成为了中国的一个流派，（现在看来这个流派是中国的创新）。尹泽生、杨逸畴、王守春的《西北干旱区全新世环境演变与人类文明兴衰》在历史分析方面显然居某种代表性。地理学各领域领域，人地关系也被认真探讨。胡焕庸的助手丁金宏发表专著论述了人口空间过程与人地关系的相互作用。王劲峰主编了论述自然灾害活动中人地关系的文集。同时人地关系的哲学研究再度兴起，蔡运龙是一个年轻的代表，他提出人地关系研究的某些范式，强调人地关系研究中的实证原则，可惜没有与历史流派结合。1994年后，人地关系知识的普及也取得进展，例如，赵世瑜、周尚意出版的《天地生民》（1994）。此期，人地关系被作为分析的对象，也被作为分析的模式，它真正表现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与方法之一。

       1994年开始以来人地关系研究的热烈，显然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有关。人地关系论进一步作为科学分析范畴在推广。许世远、王铮、丁金宏试图应用人地关系论分析可持续发展。1994年他们提出人地关系作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之一，并且研究了长江三角洲再开发中人地关系和PRED协调问题。许的文章发表在管理学杂志上，这就表明，人地关系论已经影响到了非地理学界。更重要地，黄秉维指出“陆地系统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向，许多人热烈响应。1996年3月北京香山召开了讨论会。几乎所有在北京的重要地理学家参加了会议，同年，张丕远、陈传康、葛全胜、蔡运龙、许秀元、王仰麟、许学工在1996年与黄联名发表了文章。与之同时，陆大道、牛文元正在将人地关系论用于确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王铮试图探讨可持续发展的地缘生态结构（1996）。人地关系研究在新方向中继续。（1999年，王铮获得了一项名为《可计算人地关系模型研究》的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后来蔡运龙对王铮说，你胆子太大，怎么研究队伍就几个研究生。王铮回答说：“我想黄先生提的人地关系的技术模式，我们可能不行了，要靠年轻人创新”。在基金后，王铮进一步申请了题为《人地关系协调意义下的气候变化经济学评估模型》，试图用人地关系理论发展Nordhuas的RICE模型。人地关系研究的模型化势不可挡）

      对于本文挂一漏万之处，理解不深之处，望有关人士鉴谅。感谢为本文写作提供帮助的各位先生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地理系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