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皇帝、贵族皇帝与外族皇帝处理开国功臣的区别与治国方略的相似

在中国历史上，朝代周期性的更迭，皇帝象走马灯似的轮换。在众多皇帝中，真正出身于平民的皇帝只有两个，刘邦和朱元璋。其他开国皇帝通常是前朝掌握军政大权的贵族，如李渊、李世民父子，赵匡胤等。元朝和清朝有点例外，属于外族入主中原，但在真正入主中原时，已经是继承了祖辈和父辈开创的地方王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一统王朝。

对比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皇帝发现，他们处理开国功臣的方式完全不同。

平民皇帝在革命初期并不一定是领袖，他们与其他开国功臣处于相同的到位，有些甚至地位还要高些，随着复杂而又艰难的革命洗礼锻炼，逐渐走到领袖的高位。在革命年代，他们必须依靠这些功臣才能成功。而在革命成功后，如何处理这些功臣就成为当务之急，毕竟现在的臣子曾经做过自己的领导或者是同级，提防取而代之就成为开国皇帝的最头疼的心病。而处理方式也很伤脑筋，功高需赏而又没有什么可赏，只有功高震主的担忧，为了去除心病，最后只有选择冠以“谋反”罪名处死。否则，没有名正言顺地处死这些功臣的理由。韩信就是最好的例子。

出身贵族的皇帝，在革命成功后也有诛杀功臣的个例，也需要削弱功臣的权利，铲除尾大不掉的可能，但很少有大规模处理功臣的，通常选择比较缓和的方式处理。原因在于在革命之初，主仆君臣名分以定。而那些中途被招安或战场投降的臣子，多数够不成威胁，也无需处死。

外族皇帝在入主中原后，主要是对汉人采用高压政策，争夺位子的主要在皇亲国戚之间，对入主中原时的外姓功臣也没有集体处死。

封建社会皇帝集权的政治格局决定了当权者的思维和治国方略。稳定权力和地位需要个人崇拜，也需要统一思想，而老百姓的生活疾苦被放置到了极其次要的位置。

明朝时，以实行“深挖渠、高筑墙、缓称王”策略而夺取天下的明太祖朱元璋，通过发行家家户户必备的“红宝书”来学习开国皇帝的语录，实行八股文科举和采用僵化的朱程理学作为国家层面的伦理道德，完全禁锢了从士大夫、文人到贩夫走卒的思想。

明太祖利用举国体制修筑的万里长城，以及明成祖朱棣利用举国体制进行的堪称世界之最的“郑和七下西洋”，无论规模还是技术含量都可以与当今的“神舟航天工程”媲美。遗憾的是，其政治目的是唯一的任务，没有以此为契机，发展海洋文明、开展商业贸易与军事技术，没有给国防和老百姓带来如何利益，反而劳民伤财。在郑和下西洋后没多久，在沿海被倭寇不断的袭扰和侵略，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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