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大学传授知识的主线不容动摇
|||
姜咏江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最近断言：“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对个人、对整个国家、对人类的责任感。如果学校教育只注重知识，不重视德性培养，那么培养的人越有知识，越可能成为社会的祸害。”
作为著名大学校长见到现在高校教师、学生的“功利”“偏颇”“无德”就发出如此感叹，不禁叫人费解。为此我网上赶紧搜寻了有关杨校长的介绍（见附录），方知杨玉良是纯粹的科学家，并非教育家出身，发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断言是情有可原的。
一、 德性不是高级知识
知识无非就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两个方面。道德修养、法制意识、处理公私关系等一切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内容都属于社会科学知识的范畴。德性是个人行为的反映，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在社会经历中与环境交互的过程。德性知识是人类社会公认正当行为的总结，德性知识虽然隶属于社会科学知识范畴，但德性知识的深度乃大部分处于知识的初级阶段，而不属于高级知识的阶段。例如，一流浪汉捡到现金6000元，徒步从大兴走到丰台派出所将现金交还失主，这反映出他个人良好的德性，而并非与其是否进入大学接受德性教育有关。
二、德性教育培养通贯人生
人的德性是通贯人一生的教育与培养形成的，德性知识虽然简单初级，然而却需要经常教育和提醒，而且德性的表现与周围人文社会环境关系重大，许多人的德性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家庭教育，中小学教育对人的德性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因而中小学应该是德性教育的重点阶段。到了大学阶段，由于德性知识的初级性，如果不需要形成专业，那么德性的培养与教育已不必通过设置专门的课程来进行，可以采用多种灵活的方式来经常提醒学生，让他们注意自身德性的修养。讲座、开会讨论、文艺演出、公益活动、社会宣传等，都是德性教育的极好形式。
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人的德性也会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常常使德性知识教育显得软弱无力。这从侧面说明了德性问题不是一个大学阶段就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例如校长杨玉良谈到的教师、学生的“种种丑态”，这不是大学教育的过错，也不是中小学教育的过错，而是我们社会环境的变化，使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演绎出了“可耻的德性”。想想我们“一穷二白”的时代，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为祖国争光”的精神，那时的人比现在讲诚信，那时是计划经济，人的“一生都要由党来安排”，因而“个人奋斗”是丑态。现在如何？我们进入了商品社会，“发家致富”“个人奋斗”成为了上下瞩目的事情。因而学校的种种“可耻德性”是社会大环境的反映，而罪责不能划归学校缺乏德性教育力度的结果。事实上，现在从小学到大学，我们的德育课程还少吗？
三、学校是快速传授知识的地方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为了快速传授间接知识才开办学校。教育分为学前、小学、中学、大学的办学方式是教育规律所决定的。不同阶段的教育需要传授不同层次的知识，这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史所验证了的正确的教育形式，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学校要注重培养人的德性，这就如同在社会的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没有人会认为在学校之外不需要去培养人的德性。但学校与社会其他地方（譬如劳教所）不一样，学校要将知识传授作为主要任务，而不能将人的德性教育作为主要任务，因为知识教育始终是学校教育的主线。由于德性知识的初级性，在中小学阶段多讲授德性知识课程是合适的，因为那时也是个人德性形成的重要阶段。但如果企图让大学的每个专业都以德性教育为主，这不仅是有违教育的层次性特征，而且有损大学教育的宗旨。
四、从职业出发是高校教育的特点
高校教育必须针对社会分工与需求划分专业。高校的基本任务是按专业需求培养出合格人才。许多名人强调高校教育要培养“全才”“通才”，其实这违背高等教育为社会需求培养高级人才的目标。多年来这种教育培养了许多“万金油”，大量的高校毕业生不能针对性地适应用人单位的需要，因而造成了一方面大批高校毕业生不能就业，另一方面企业找不到所需的高技术人才。
人的精力有限，因而一生中不可能掌握人类所有的科学文化知识。另一方面社会劳动是一种有分工的形式，每类分工都需要有低、中、高三种职业人员，特别是对高级人员的知识需求，往往需要一个人用毕生的精力去从事研究。大学是培养高级人才（工程师）的地方，所涉及的专业知识一般都要本专业学生用毕生的精力去从事研究，如何还能达到“朝秦暮楚”的效果？虽然有些大学毕业生改了行，并且之后也做出了成绩，但这只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问题，不足以证明我们的大学教育可以这样来做。
五、德性不是高校教育好坏的标志
我主张高校教育的好坏，最重要的是看学生毕业后是否有适应所学专业高级工作的能力。能够达到这种要求水平，并且在不久的实践中多数能够发挥应有作用，那么这个学校的大学教育水平是合格的，学生本专业就业能力越强，就能反过来证明该校的专业教育水平越高。每个专业的教育水平越高，该校的教育水平越高。
德性和专业知识水平关系不大，因而德性不能成为评价高等教育好坏的标志，更没有理由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
其实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唯利是图”“诚信危机”罪责不在高校教育，高校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的全盘“商业化”不能不影响到学校。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德性教育与培养是对人一生的工作，是整个社会的工作；高校作为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但高校阶段不可能将每个学生都培养成“完人”，只要我们努力去做，我们就问心无愧，而不必为种种“功利”“偏颇”“无德”去承担罪责，而大学传授知识的主线是不容动摇的，否则我们没有必要办大学。
2010-9-21
【附录】网上有关杨玉良校长的介绍：
杨玉良，1952年出生于浙江海盐，男，汉族，教授，博士，中共党员。现任复旦大学校长。
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并留校工作。1984年在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获博士学位，并荣获中国化学会首届青年化学奖。1986年，留学联邦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成为国际著名学者Spiess教授核磁共振技术研究的博士后。1988年，回到复旦大学工作。1993年晋升教授。1999年成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第一批特聘教授。2003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连续两次任国家“973”计划首席专家，2008年度又被聘为国家“863”计划首席专家。1993年以后，历任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分子科学系首任系主任、聚合物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市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999年，任复旦大学副校长。2006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2009年1月任现职。
杨玉良院士是我国第一代高分子学博士，在高分子化学和物理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果。主要体现在：研究具有复杂拓扑链结构的高分子链构象统计与粘弹性；建立了研究高分子固体结构、取向和分子间运动相关性的三项新的磁共振实验方法；运用自洽场及相分离动力学理论研究了复杂链拓扑结构的嵌段高分子、液晶及囊泡等软物质的斑图生成及其临界动力学领域的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发展了高分子薄膜拉伸流动的稳定性理论，并由此指导和解决了双轴拉伸聚丙烯(BOPP)薄膜生产中长期困扰产量和质量的破膜问题，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创立了模拟聚合反应产物的分子量分布及其动力学的Monte Carlo方法，收集在专著《高分子科学中的Monte Carlo方法》中，深受国内学术界欢迎，对我国高分子物理理论研究的开拓和布局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迄今已发表科研论文200余篇，论文被他人引用1150余篇次，申请多项国际国内发明专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国家和省部级奖励10余项和“求是杰出科学家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多种荣誉。他培养的博士生中有三位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https://wap.sciencenet.cn/blog-340399-365268.html
上一篇：呼唤计算机热血青年——解读盖茨讲话
下一篇：精确科学计算的工具：浮点加减运算器的限位数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