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近日看我的一位博士郭飞的论文，其中一段话颇有启发。

 

信任的文化包括积极的信任和“创造性的不信任”（creative mistrust）两个方面。通常而言，“信任”概念有三个维度：一般性的信任、不信任（distrust）、创造性的不信任。统一地把信任看作是对安全有益的观念，这是一种误导。正如杰夫科特（Jeffcott）等指出，过分的信任对于积极的安全是负面的，对个人的安全责任和员工对事故的敏感性有副作用。黑尔（Hale）认为，员工需要预测可能遇到的新问题，而不应轻信安全文化或安全绩效是绝对完美的。[1] 特纳（Turner）和皮金（Pidgeon）也鼓励员工建立安全文化时应保持“不信任”。[2] 在理论上，“创造性的不信任”可以导向更加质疑的态度，帮助避开因盲目信任技术、系统、操作而导致的事故；通过质疑的态度，“创造性的不信任”可以避免群体思维（groupthink）忽视和曲解活动者意图的情形。[3]

 

郭飞的论文主旨为工程规则，他是在论及对规则的几种态度时作了上述论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大问题是整个社会缺乏信任，违规处处可见，因而社会运行成本极高，几乎卷入所谓“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不过反过来，你又能信任谁呢？譬如说房价，是信政府，还是开发商；譬如说食品，是信食品质量监督局，还是信誓旦旦的三鹿奶粉；譬如说健康，是信张悟本，还是李悟本；譬如说新闻、人民币汇率，以及等等，等等。可以说，身边的每一件事，都会有十种以上的说法，即使是中央的说法，也还有甚至更多的“解读”。即使孙悟空“在场”，以他的火眼金睛，又能否识别，是妖，是人，还是神？

只能不信任。然而这样的不信任，是否具有“创造性”？

在三国热播之际，莫非当真“宁教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

在发达国家，失信的代价是，严格的作为底线设计的法律，以及天堂之门轰然关闭，而地狱之火熊熊燃烧；在中国，虽无严格的法治，但也有千年儒家文化的训诫，然而后者却在“文革”期间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如今，上，无善的引导，下，无地狱之火和法的底线，中，无儒家之训诫；中国，如何恢复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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