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逢“五四”，谈科学，求真理
孙慕天

   日前偶然读到胡适的一则轶事，说他晚年与老友梅贻琦诀别时，看到梅的家属唱歌祈祷，勃然大怒，大声说：“这是愚蠢！”论者认为，“这与他少年时代铸塑成的无神论思想是前后一贯的，颠沛造次，不肯须臾忘却，老而弥坚，确实难能可贵。”这使我想起鲁迅对死的态度，他在去世前四十五天写过一篇以《死》为题的文章，明言“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自称是对于死的“随便党”，而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始终把死看成“自然的法则”，所谓“花开花落两由之”。鲁迅和胡适两人后来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甚至颇为对立，但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这两位大师在漫长的岁月中，却始终坚持他们早年所倡导的科学精神，至死靡他。

     两位大师对“五四”初衷的执着坚持，令人感慨，发人深省。
   
     一段时间里，“告别五四”之声不绝于耳。理由之一据说就是“五四”鼓吹“科学主义”，错误地批判了人文精神，是工业社会技治主义的滥觞。这些趋时者搬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论”，试图抛弃“五四”精神，在致力于“科教兴国”的今日中国，实在大悖于时，使人有不能已于言者。
   
     我们决不能告别“五四”先贤倡导的科学精神。这是因为科学精神虽然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但其灵魂归根结底是求真，而这种精神是先进文化的精髓，是人类文明永恒性的核心价值观念。恩格斯认为封建中世纪的本质是“奴役、压迫、偏私、迷信”：奴役是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压迫是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偏私是宗法上的亲缘枷锁，迷信是思想上的垄断控制。启蒙就是反对这种中古黑暗体制的思想斗争，而五四运动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反封建的革命，就本质说和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是相通的，“五四”先贤正是以求真为主要思想武器，向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核心发起了猛烈的冲击，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开辟了道路。
   
     求真就是以实在为本根。真理的根基在客观实在，“五四”先贤痛感中国主流文化充斥着虚妄迷误，鲁迅曾痛心疾首地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五四”先贤认为，要改造这种“国民性”，惟有提倡科学的求实精神，敢于面对真理。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期第一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凡此无常识之思想，无理由之信仰，欲根除之，厥为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这些写于90年前的文字，今天读来，仍然掷地有声。想到时下一些为官者钻营官位，虚报政绩，欺上瞒下，舞弊营私；经商者贪财牟利，贩制假货，以次充好，偷税瞒产；治学者沽名钓誉，剽窃抄袭，捉刀代笔，伪造数据……凡此种种，使人觉得似乎掉进了一个泡沫世界。从哲学观点看，客观实在永远是认识的基础，在事实和价值之间，必须坚持事实本位，为此就必须弘扬科学精神，求真务实，非如此，我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会被泡沫化。    
 
     求真就是以理性为先导。近代启蒙思想主张，“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理性被赋予了把握真理的至高无上的能力，康德把“敢于认识”（sapere aude）称之为“启蒙运动的座右铭”。理性正是通过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推理精神”体现出来的，它的对立面是宗教独断论，而其精神实质用卡西尔的话说就是“除了朝向四面八方的自由运动外，不应当有别的约束和权威性强制”。相反，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支柱是“敬天法祖”，一个是彼岸的权威，一个是此岸的权威，当然还有实际代表此二者的“从君”及对皇权的顶礼膜拜，用胡适的话说，当时的中国是“遍地乩坛道院”、“遍地仙方鬼照相”。在这样的语境下面，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便是社会进步的第一要务。为此陈独秀提出“三勿”纲领：勿尊圣、勿尊古、勿尊国，就是号召国人不迷信天上地下的权威，不迷信祖宗的陈规戒律，不迷信落后陈腐的国粹。他说，“偶像倘不破坏，人间永远只有自己骗自己的迷信”，并发出精神自由的独立宣言：“我有手足，自讨温饱；我有口舌，自限好恶；我有心思，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人。”“五四”前辈发现了一个强大的可以扫除迷信而救国救民的科学理性，怎能不欣喜若狂、奔走呼号？鲁迅正是这样说的：“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亡国种灭’的中国，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抚今追昔，在今天21世纪的中国，我们却又感受到“骸骨的迷恋”的阵阵妖风：占卜星相、拜佛祈福、巫医神汉、风水勘舆，四处泛滥，甚至侵入到某些高层执政者的政治生活。反过来，目前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却远远落后于先进国家，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98%，农村居民则低至0.7%，与美国2001年已达到的17%相去甚远。科学的事业是理性的事业，一个无理性而为迷信观念支配的民族，只能在集体无意识的盲动中走向毁灭。“五四”之路是科学理性之路，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把中华民族从这条道路上拉向倒退。
   
     求真就是以民主为依托。“五四”先贤从中国传统社会的专制体制对思想自由的压抑中，看到科学与民主的共生关系，陈独秀就把“德”、“赛”二先生比喻作“车之两轮”。从一定意义上说，民主就是捍卫真理的制度安排。回眸“五四”，我们可以看出先贤在这方面的两点基本诉求。一是学术独立。禁锢自由思想是一切专制制度的痼疾，鲁迅曾经沉痛地说：“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科学真理是价值中立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陈寅恪认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原则。行政权力不应对学术探索妄加干预。陈独秀面对当时的黑暗势力，大声疾呼，为了科学真理，面对“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也在所不惜。二是学术宽容。要容许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学派并存互竞。丁文江说：“科学的态度是极平等的。知道各种科学走的路，虽然不一定是一条，路上看见的景物，虽不一定是一样，然而出发地点是相同的。”“五四”一代学人后来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上激烈分化，有过尖锐的思想交锋，但对学术问题却始终坚持循事求理、尊重对手的原则。蔡元培掌北大，以“兼收并蓄”为宗旨。胡适与鲁迅分道扬镳，而鲁迅对胡适做过无情的政治批判，但胡却始终尊重鲁迅，充分肯定鲁迅的学术成就，并为鲁迅的善后勉力赴之，有论者甚至认为“鲁之促胡”是使胡受到震撼而保持住“自由主义底线”的重要原因。这就是“五四”先贤的气象。
   
     “五四”以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人一直在苦苦地争取建立一种体制，使每个人能畅所欲言，却始终未能尽如人意，以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巴金老人还在呼吁“讲真话”，他沉痛地说：“我们找不到民主的传统，因为我们就不曾有过这个传统。五四的愿望到今天并不曾完全实现，五四的目标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达到。但这绝不是五四的错。想不到我们中间还有人死死抱住那根腐朽的封建支柱，把几千年的垃圾当作基石，在上面建造楼台、宝塔。他们四处寻根，还想用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准则‘行事、做人’。”巴老这话写于1985年，今天读来，令人为之悚然。有一种赝(伪)现代化（pseudo-modernize）值得高度警惕。常常会遇到有人利用政治体制的不完善性，凭借手中拥有的行政的、市场的或文化的资源，在大官、大款、大腕的身份之下，树立话语霸权，在这种势力范围内，普通人噤若寒蝉。在新世纪致力于建设民主法制国家的中国，我们岂能容忍出现这样的历史倒退？难怪最近我们清醒睿智的中央领导人要复述王安石的名言“祖宗不足法”了。
   
     就在1985年那篇题为《老化》的文章中，巴金老人明确反对有人批评五四的“害处”是“全面打倒历史传统，彻底否定中国文化”，说：“我的看法正相反，五四的缺点恰恰是既未‘全面打倒’，又不‘全面否定’，所以封建文化的残余现在到处都是。这些残余正是我们今天前进的绊脚石。”面对这些到处肆虐的封建残余，老人责问：为什么做不到“完全”？为什么做不到“彻底”？“为什么不大量种树摘取‘科学’和‘民主’的果实？”面对有些人不断地反科学主义的鼓噪，我常常十分困惑。我们当然要警惕和注意汲取西方现代化中滥用科学的教训，但是事有主次，务有缓急，当下中国不是科学被滥用的问题，而是大力提倡科学、铲除愚昧的问题。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已经看到了中国和欧美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这种错位，他针对一些人当时借西方抨击科学负面效应而反科学的言论，严正地指出：“我们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历史是具有讽刺性的，胡适先生不会想到，他90年前的这番话今天似乎正在直斥他的不肖子孙。谓予不信，请看另一位智者震撼心灵的临终遗言。龚育之先生病危之际，读到一段王蒙关于批判科学主义的言论，他当即让妻子孙小礼老师折个角，并说“这段话我以后要引用”。小礼老师在纪念文章中沉痛地说：“现在他已经不可能引用了。”这段话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则是学着美国人的口气……甚至也瞧不起在中国还远没有普及的科学与技术。在中国不下力气批判迷信而去超前地批判科学，唉！”这一声“唉”，是多么无奈，又是多么沉痛啊！这是从王蒙心底呼出的，也是从龚育之心底呼出的，更是从一切勇于承认自己是“五四”传人的人们心底呼出的。

     不是告别“五四”，而是传承“五四”。巴金老人深情地说：“我说我是五四的儿子，我是五四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在今天的中国，哪一个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志士仁人会不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五四的儿子”？让我们永远高举“五四”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