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第一次见到精神病患者，是小时候那个贫穷的工人社区中邻居家的大儿子，一丝不挂地在一间阴暗的小屋子中生活，大小便也不能控制。第二个例子也出现在街坊邻居中，一个比我年龄略长的美丽女子，在我离开老家上大学的时候还正常，而当我再回到家中去他们家拜年的时候，却发现她冲着我大喊：“你为什么迫害我？我饶不了你。”听她的父母讲，每一个去她家中的熟人，都会遭此待遇。

    这些“恐怖”的回忆，让我对“精神病”这个词格外敏感，尽管后来有了如“精神障碍”等更加科学、更加文雅的词汇。因此，当我看到了本期封面报道中提到的研究表明，中国至少有1.73亿人患有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时，心中的震撼不言自明。

    看似侥幸的是，从研究生毕业后，10多年来，身边认识的人中“精神病”没了。如果按照上述研究，那么每100个成年人中就有17人患有“精神障碍”，就算其中大部分人的症状轻微，以自己地址本中收藏的上万名认识的人而言，怎么也会看到些许症状可感知的“精神病人”啊！
是自己格外幸运吗？

    再回到上面的这项研究，以及我们记者进行的认真细致的调查，就会找到一些端倪。原来，如此高比例的“精神障碍”人数，与社会的快速发展、贫富分化的加大、人口流动的增多导致的分居和留守，以及各种突发性因素有关。

    毫无疑问，贫富两极分化中更容易造成“精神障碍”的是“贫”的那一方，而非富人，分居和留守最多的，不是“海龟们”及其家属，而是广大农村地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家庭。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文章中反映出来的精神卫生研究和防治的微不足道的经费就不仅仅是一个项目竞争的问题，而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全国的精神卫生研究经费，可能不如一个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一年的开支。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弱化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基础研究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在我们跟踪研究精神卫生、环境健康和职业病研究的时候，我们略带吃惊地发现，居然在很多领域，中国还没有过足够多样本量的流行病调查。

    作为一个媒体，我们也许不能改变现状，但是我们还是会高声呼吁，加强精神卫生、环境健康和职业病的研究和资助。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些领域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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