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经费是谁的钱？

东光县实验小学招生，县文教局下发的红头文件，规定只招收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干部职工子女。此事曝光后，舆论鼎沸，可很少有人探究发生此事的思想根源。

县教育局副局长刘国栋说：长期以来，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惯性：县政府投资的学校以县政府干部的小孩为主，村里投资的学校以村民的孩子为主。这份红头文件的拟定者则坦承：在今年招生前摸过底，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干部职工的子女大约在170人左右，“数目正合适”，在“思维惯性”下，他“在不知不觉中”起草了那个文件，且轻松通过了刘国栋副局长和崔立国局长两道圈阅。

显然，我们官员的眼中，财政经费是官方的，服务于官员天经地义。这座小学是全县唯一由县财政直接开支办学经费，所以为县政府干部的小孩服务成了“思维惯性”。

其实，这一“思维惯性”何止存在于东光县，何止存在于教育系统。

例如，与1978年相比，2001年我国公费医疗的范围大大缩小，几乎仅限于国家公务员和国有企业的部分职工，但公费医疗的费用却比1978年增长30多倍（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6月30日）。

又如，几乎每个系统都以办公楼、培训中心、招待所等名义在郊区、景区圈地建“土围子”，供系统内人员享用。尽管国家三令五申地制止，今年的审计报告中又揭出了这类案例。

财政经费来自社会，是全体国民的公共财产。它姓公（公众），不姓私（官员）；姓社（社会），不姓官（政府）。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常识，由此：

1、 一切源于行政权力的收入都应进入财政预、决算；

2、 一切部门的财政预、决算都应及时向社会公开（涉及国防、安全的部分，至少要向同级和上级人大公开）；

3、 一切部门的预、决算，一切行政行为都应接受社会公众的公开质询；

4、 一切滥用、贪渎社会公共财富的行为，均应罚当其罪，而不能法外施恩、弃卒保车。

官员们在大讲“先进性”，如果不能从制度上保障公众对社会公共财富的监管，“先进性”恐怕是靠不住的。

《科学时报》 2005年7月13日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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