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可再生能源

一、化石能源：一个过渡性的时代

所谓化石能源指大自然用上亿年时间形成的煤、石油和天然气，他们是造化为我们保留的远古太阳能。

虽然我国汉代就有煤与石油的记载，但在整个农耕文明时代，薪柴、畜力乃至人力一直是社会的主要能源，是工业文明将化石能源放到了核心的位置。

1876年李鸿章开始筹建中国第一座近代煤矿开滦煤矿；1907年延长候补知县洪寅钻探了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延一井”，延长石油厂建起“炼油房”；1957年建成中国第一个石油基地“玉门油矿”，中国由此向化石燃料时代过渡。

直到1949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9.36%；农业占国民收入的57.73%。那时农业主要靠人力和畜力，燃料主要靠薪柴，点灯主要还是植物油乃至松明子，绝大多数农民还不知化肥、农药为何物。煤、原油、电主要用于城市与近代工商业，当时国民的多数和经济的主体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微乎其微。

中国快速走进化石能源时代也就是半个世纪的事。现在，即使在农村，人力、畜力也不再是主要动力，煤炭、电灯已相当普及，化肥、农药已成为农业必不可少的要素。人均客运里程，1949年为28.6公里，2003年达1,068.7公里，增加36.3倍；货运周转量，1949年为255亿吨公里，2003年达53,859亿吨公里，增加210倍。

到2003年，我们消费的一次能源92.65%为化石能源，其中原煤占74.20％、原油占15.15％。正是化石能源造就了社会经济生活巨大的变化，以至于人们下意识地将化石能源视为日月行天般理所当然的存在。然而，这却是一个幻觉。

二、硬约束：化石能源的边界

2003年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与中国经济发展》报告被送到了国务院，它警告：中国油气资源的现有储量将不足10年消费，最终可采储量勉强可维持30 年消费；到2020年，中国石油的进口量将超过5亿吨，天然气将超过1000 亿立方米，两者的对外依存度分别将达70%和50%。

1970年，铁人王进喜为勘探油田积劳成疾而去世，此后我们才开始大规模开采石油。1985年我们还出口3630.4万吨石油，而进口仅区区90万吨。而今我们消费的石油进口已超过40%。简而言之，国内石油充分支持国家工业化，也就短短30年。

我国能源探明储量中，煤炭为主体，占到94%，石油占5.4%，天然气占0.6%。而从汉代挖到今天的煤，也只剩50年好挖了。我国煤炭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6.5%，但煤炭储量只占世界总储量的13%。在我国现有条件下，煤炭年产量的极限是20亿吨，而我们的煤炭年消费已超过13亿吨，逼近极限，指日可待。

除了存量，另一些因素也在制约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首先是环境污染。

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燃煤大量排放二氧化碳，中国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2400多万吨，为世界之最。而二氧化碳是造成温室效应的重要原因。燃煤还大量排放二氧化硫和烟尘，使中国酸雨面积达到40％。多年来，人们将荒漠化归咎于养羊、搂发菜，吴辉却在《电厂，我为你哭泣》中用确凿的证据证明：华北地区的荒漠化根源在于燃煤发电排放的二氧化硫，它造成大面积植被死亡，生态环境退化，蓄水能力下降。请记住，我国火电占可供电力的80%左右，基本上是燃煤机组；而煤炭消费中发电占40%左右。而如果所有的电厂都安装并真正运行脱硫设施，恐怕相当一部分只好破产。

浙江传化集团负责人徐冠巨则坦承：石化业的环境污染主要是废气废水。生产企业的三废治理任务异常艰巨，由于中小企业的资金财力有限，精细石化工业环境污染与发展循环经济的矛盾十分突出。（2005年3月22日，新华网）

更严重的是社会问题。

我们的煤相对便宜，但这是建立在滥采滥挖、破坏资源、不顾安全、不顾环保的生产体系之上的。今年初，孙家湾矿难震惊全国，国务院严令改善煤矿安全，然而，此后云南曲靖、山西交城、重庆奉节、山西朔州、湖南郴州、贵州安龙、贵州毕节、内蒙兴安盟、山西临汾、福建龙岩、湖南冷水江接连发生死亡10人以上的恶性事故。2003年，全国平均每百万吨煤付出3.7条性命，乡镇煤矿平均每百万吨煤甚至要付出7.6条性命。以致新华时评呼喊道：“带血的煤不能再挖下去了！”然而，如果真的合理开采、安全生产，必然增加巨大的成本，煤老板们能牺牲他们的利润吗？用户能承受上升的价格吗？如果对现状听之任之，煤业必然将生态环境破坏殆尽，同时催生出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矿主与矿工。中国近代史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这种阶级分化的后果是什么。

三、开源：冷酷的世界

潘忠歧根据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Energy Annual 2002, Releasedin March-May 2004.提供的数据，计算出世界原油储备分布如下：

地区         原油储备（百万桶）    百分比

中东           685.642             56.5%

北美           215.320             17.8%

中南美          98.551              8.1%

东欧和前苏联    79.190              6.5%

非洲            77.429              6.4%

亚洲和大洋洲    38.712              3.2%

西欧            18.267              1.5%

世界总体     1,213.112              100%

可见整个亚洲，石油储备都很少。中东、北美、中南美占到全球石油储备的82.4%，而这个地区，除了伊朗，几乎都受到美国的强烈影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获得可靠的供应源，难度可想而知。目前，中东、北非和俄罗斯是中国最现实的主要石油供应地，我们正积极在这些地区开发石油供应源。但鉴于上述基本格局，对海外石油供应的总量与可靠性前景，不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石油进口的一半以上都来自中东、非洲、东南亚地区，进口原油五分之四左右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确保马六甲海峡通畅，关系到我们的经济命脉，但我们的海军连保卫南海都力不从心，更何谈马六甲海峡。

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军积极推行“两洋战略”以图掌握全球16条海上要道，其中即包括马六甲海峡。布热津斯基直言不讳：“马六甲海峡是控制亚太地区大国崛起的关键水域。”

虽然人们提出了“克拉地峡运河”、“中缅石油管道”等多种方案，但均无法避开美国海军的影响，各方案自身还有许多难于解决的问题。

1992年前，我们还是石油净出口国，2000年起，进口石油超过石油可供量的40%。短短十年左右，我们就超过日本，成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世界石油进口，多年来一直是美国第一、日本第二。作为最大的工业文明国家，美、日经济是靠进口石油推动的。保障海外石油供应，控制石油运输航线，对他们简直就是命根子。因此，无论我们如何温文尔雅地“韬光养晦”，都肯定会被美、日视为最大的现实威胁。

中海油试图收购美国尤尼科公司，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尽管尤尼科在美国的石油公司中排名不过区区老九；尽管尤尼科经营不善、连年亏损、已申请破产、挂牌出售；尽管优尼科60%的储量是天然气，且绝大部分位于亚洲，而亚洲在全球石油储量中不过是个零头，美国却对我们表现出高度的警惕。2004年，中国曾尝试收购俄罗斯破产油田优科斯的最大子公司尤甘斯克，但是很快遭到俄罗斯拒绝，并迅速将其转为国有。

因此，开源的空间是有限的，尤其是在极端条件下，很难指望靠外来能源保障我们社会的正常生存。

由此，我们固然要在开源上想办法，更要在节流上下功夫。

四、节能：寻找动力

自1978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出的单位GDP能耗表明了这一点。然而令人不安的是，自1995年以后，节能的进展明显放慢，2001年后，还出现了能耗回升的趋势。

我们希望2000年后20年内，GDP保持7%以上的增长。而如果单位GDP的能耗不能继续下降，到2010年我们的煤耗将接近前述年产量的极限20亿吨，而我们的石油消耗将接近翻一番。这势必导致与美、日和其它主要石油进口国发生严重摩擦，由于事关各国根本利益，几乎没有调和的余地。

可见，我们需要立即大力开展节能运动。目前，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仅为33%，比发达国家落后20年，相差10个百分点。这种差距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在我国，高能耗产业如重化工等占有很大比重，而日本则是低能耗的第三产业比重大。形象点说，我们靠拼血汗、耗资源、毁环境挣钱，日本靠动脑子挣钱。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日本？因为日本1886年就开始实施义务教育，我们1986年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整整晚了一个世纪。受过大学教育者占总人口的比例，日本为48%，我们仅3.8%。我们今天的困境，源于过去一个多世纪对国民教育的忽视。

其次，同为耗能产业，我们的能效太低，11个高能耗产业的33种产品的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6%左右，由此，每年多耗能约2.3亿吨标煤。我国火电厂供电煤耗为每千瓦时404克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317克标准煤，高出27.4%。我国的工业锅炉，平均能耗效率为60%，低于发达国家20个百分点。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

可见，我们有相当大的节能空间。然而，我们的社会却缺乏现实的节能动力。在1998-2000年间，由于经济偏冷，供电能力出现了暂短的富裕，按国家电力部门负责人的说法，1999年上半年，中国平均电力富余达到10％。从国家能源战略的角度，本应利用这一时机调整能源结构，维修老旧落后的设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社会看到的是：国家计委、国家经济贸委发布“关于利用价格杠杆促进电力消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1999]2189号），各地电力部门应声而起，纷纷发布政策，鼓励电空调、电采暖、电锅炉，对高电耗用户实施价格鼓励。仅笔者发现的这类文件就分布在21个省市，几乎遍布全国。而就在当年7月，全国几乎所有城市都不同程度的发生了烧坏变压器、电表、线路以及短时间发电不足而造成的停电、限电现象。

进入2003年后，电力全面吃紧。“电荒”之声不绝于耳，各地又借机大上电力项目。电力稍有富裕，就力促社会用电；电力供应紧张，则大上电力项目。我们的社会就这样非理性地向一次能源的硬约束直扑过去。

九十年代以来，在能源供应领域，以垄断企业取代了原有的行政部门。作为能源供应企业，扩大全社会的能耗是其获取利润的基础；作为垄断企业，几乎没有社会力量能遏制它们的行为。它们的行为从企业内部看，无疑是理性的，而这些“理性”的行为却造成了整个社会行为的非理性。

为了整个社会行为的理性，我们需要有内在节能动力，需要有现实的机制，来制衡垄断企业。

上世纪70年代，西方从能源危机中学到了一个经验：能源用户是节能的原动力。只要给用户充分的选择可能性和现实的技术手段，经济利益会引导用户选择节能的手段与途径。由此引发了以能源用户为核心的节能机制，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由需求侧管理、分布式能源、能源服务公司、合同能源管理等方面组成。而我们的能源垄断企业却将“需求侧管理”的口号接过去，转化为供应方控制需求方的工具。

能源网CEO韩晓平指出：“需求侧管理是一种自发的，自下而上的，自觉自愿的，独立自主的，以节能为市场，以科学用能技术为支撑，以服务为手段，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行为。”而这种行为得以实施的基本前提是：打破能源供应的垄断，真正将选择权还给用户。

五、战略：走向可再生能源

无论我们怎样积极地开拓海外能源，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地节约能源，一个基本现实不容回避：化石能源的生成以地质年代计，而工业化经济对化石能源的消耗以十年计。在我国，成规模地开采化石能源也就半个世纪，而化石能源耗竭的前景已清晰可见。

我们已不得不走向可再生能源时代。可再生能源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有效开发可再生能源，可从根本上突破能源瓶颈，我们在能源上将不再受制于他人。可再生能源是清洁的能源，我们将摆脱能源与环保矛盾的两难处境。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开发可再生能源是名副其实的战略性问题。对待战略性的问题，须有战略性的眼光；处理战略性的问题，须有战略性的手段。然而，多年以来，对可再生能源，“战略”只具有纸面意义。

以风能为例，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就开始利用风能，人们已经认识到：“风能是新世纪的能源”。当年的电力部长黄毅诚提出了“风力发电应成为电力的一支方面军”的构想。然而，走进“新世纪”已经5年了，我们的风力发电仍不过区区之数。内蒙、新疆是我国最大的风场，它们发的电却无法进入跨省电网。我们使用的风力发电机，丹麦占67%、德国占21%以上、美国占11%、比利时和瑞典也有少量机组，国产机组的装机容量仅占到1%，且由于质量方面的问题，大多不能正常运转。

与之对比，印度的风能开发起步晚于我们近10年。其风力发电装机容量已达80多万千瓦。印度的大型风机已走出国门，并以极高的性价比赢得了国际风能界一致好评，内蒙古风电能源公司已开始考虑从印度进口设备。”

问题何在？有人认为是国内技术不过关，有人认为是资金不足，有人认为是风电价格缺乏竞争力。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彦德一针见血：“技术和资金都不存在什么问题，主要是政策。是决策者对未来经济发展指标认识不足，在政策上缩手缩脚，才导致这一局面。”

既然是关系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战略问题，国家就应该从战略角度做出投资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可再生能源的健康发展；而不应将其扔给“市场机制”来解决。须知，市场机制的两个主要指标一是价格、二是利润。价格的背后是买卖双方当时的实力平衡，它的视野只能是短视的，不可能引导全社会战略性行为；利润的背后是资本拥有者的私利，它的视野只能是局部的，不可能顾及社会整体利益。而战略性问题一是长远，二是全局。解决战略性问题，价格和利润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而只能作为政策设计中必须加以利用的工具。即通过政策设计，使化石能源的使用者为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付出成本，使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者因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而受到奖励。

值得欣喜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05年2月28日通过。2006年1月1日将正式实施。政府各相关部门也计划在2006年1月1日之前完成相关的实施细则。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实施，可再生能源将真正落实在“战略”位置上，我中华民族终将解决自己的能源问题，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科学时报》 2005年7月18日 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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