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一篇文章——“‘财务不自由’，如何‘仰望星空’”，读了以后感触颇深。

   大学就象“围城”，外面的年轻人想挤进来，希冀出人头地，“仰望星空”；而在里面的人，在多年的“婢奴”式体制的“烟熏火燎”下，以“犬儒”谋生的本能，继续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对学术的自由实实在在渴望已久。然而，由于学术本身的“金字塔”结构和学术管理的衙门化、官僚化，再加之自上而下物质与非物质的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垄断和向行政权力的过分倾斜，大学的学术灵魂已经异化为以“官本位”为基本特征的、似乎是约定俗成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这样的大学文化意识形态下，任何人、任何事随时随地可能遭受“领导不高兴，后果很严重”。只要领导不高兴，连校长、院长、处长、学科带头人都会很难堪，普通的教师更是不用说了。一层盯一层，一个也别想自在。记得当初为了应付“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某校的校长就抛下狠话：“谁让学校难堪，学校就让你难堪！”于是加班加点集体造假，却说成是“补课”，“以评促建”。一位年轻教师，因为还是硕士学位，迫切希望到哪所名校去深造一下，读个博士学位回来。磨破嘴皮子，机会是争取到了，也考上被录取了，可是因为学院要应付“评估”，领导发命令了，不得不放弃一年的学业回来抓落实。满以为“评估”结束了，接下来可以安安心心去读书了，可不到几个月时间又遭遇学校开始搞“定岗定编，分级分流”，马上被告知：不回来就没有岗位保留给你了。真是欲哭无泪啊！一介书生，在有“生杀予夺”权力的行政长官面前，为了生存，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作为学长，只能劝其以学业为重，学有所成不怕没地方去。

   如今的高校谁还会去关心一下广大年轻教师的生存状况？领导们、学霸们争名夺利、尔虞我诈还来不及呢。想当年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在除夕之夜，全家吃霉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难怪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这位校长时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青年才俊费巩教授，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注】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青年物理学家束星北，有侠气，又有脾气。浙大西迁途中，他对竺可桢不满，于是一路跟在这位校长后面，数说其种种不是，竺可桢也总是一笑而过。后来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当时竺可桢手下，有一批“听听名字就令人神往”的教授：王季梁、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束星北、张荫麟、苏步青、贝时璋……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气度不凡，却都对校长服服帖帖。

   人们都说学术是一个神圣的殿堂，都希望可以在里面自由地翱翔。然而眼下这恐怕只不过是个学人的“乌托邦”理想境界而已。在物欲横流、虚华浮躁的现实下，很多人领悟了“领导不高兴，后果很严重”的道德精髓和思想要义，于是学者竞相进身为仕，进不了仕的也要争取做个“学霸”、“学阀”，竭力成为现有道德体制的“卫道士”，成为既得“麦田”权益的忠实“守望者”。“仰望星空”必然只是少数人的“希望之旅”，大多数人的“空中楼阁”而已。

【注】指当时的国民党党员

参考资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894280100c4h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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