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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一篇文章——“‘财务不自由’,如何‘仰望星空’”,读了以后感触颇深。
大学就象“围城”,外面的年轻人想挤进来,希冀出人头地,“仰望星空”;而在里面的人,在多年的“婢奴”式体制的“烟熏火燎”下,以“犬儒”谋生的本能,继续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对学术的自由实实在在渴望已久。然而,由于学术本身的“金字塔”结构和学术管理的衙门化、官僚化,再加之自上而下物质与非物质的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垄断和向行政权力的过分倾斜,大学的学术灵魂已经异化为以“官本位”为基本特征的、似乎是约定俗成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这样的大学文化意识形态下,任何人、任何事随时随地可能遭受“领导不高兴,后果很严重”。只要领导不高兴,连校长、院长、处长、学科带头人都会很难堪,普通的教师更是不用说了。一层盯一层,一个也别想自在。记得当初为了应付“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某校的校长就抛下狠话:“谁让学校难堪,学校就让你难堪!”于是加班加点集体造假,却说成是“补课”,“以评促建”。一位年轻教师,因为还是硕士学位,迫切希望到哪所名校去深造一下,读个博士学位回来。磨破嘴皮子,机会是争取到了,也考上被录取了,可是因为学院要应付“评估”,领导发命令了,不得不放弃一年的学业回来抓落实。满以为“评估”结束了,接下来可以安安心心去读书了,可不到几个月时间又遭遇学校开始搞“定岗定编,分级分流”,马上被告知:不回来就没有岗位保留给你了。真是欲哭无泪啊!一介书生,在有“生杀予夺”权力的行政长官面前,为了生存,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作为学长,只能劝其以学业为重,学有所成不怕没地方去。
如今的高校谁还会去关心一下广大年轻教师的生存状况?领导们、学霸们争名夺利、尔虞我诈还来不及呢。想当年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在除夕之夜,全家吃霉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难怪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这位校长时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青年才俊费巩教授,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注】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青年物理学家束星北,有侠气,又有脾气。浙大西迁途中,他对竺可桢不满,于是一路跟在这位校长后面,数说其种种不是,竺可桢也总是一笑而过。后来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当时竺可桢手下,有一批“听听名字就令人神往”的教授:王季梁、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束星北、张荫麟、苏步青、贝时璋……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气度不凡,却都对校长服服帖帖。
人们都说学术是一个神圣的殿堂,都希望可以在里面自由地翱翔。然而眼下这恐怕只不过是个学人的“乌托邦”理想境界而已。在物欲横流、虚华浮躁的现实下,很多人领悟了“领导不高兴,后果很严重”的道德精髓和思想要义,于是学者竞相进身为仕,进不了仕的也要争取做个“学霸”、“学阀”,竭力成为现有道德体制的“卫道士”,成为既得“麦田”权益的忠实“守望者”。“仰望星空”必然只是少数人的“希望之旅”,大多数人的“空中楼阁”而已。
【注】指当时的国民党党员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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