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生无需优化

武夷山

     The Point杂志2026年2月17日发表美国自由撰稿记者和作家Nicholas Clairmont的文章， The Enemy of the Good：Against optimization（欲好则不达：反对优化）。原文见https://thepointmag.com/examined-life/the-enemy-of-the-good/

请DeepSeek翻译此文的最后几段，我修改。译文如下：

我们当然应该在生活的某些领域优化某些事物。在法律与道德的既定边界内，企业应当追求利润最大化，农业部门应当力求粮食产量最优。但作为有德性的人，如何生活、如何明智地行事与思考，这些却不可优化——关键在于，我们甚至不应让自己陷入这种思维模式。

有效利他主义运动就慈善捐赠、动物福利等问题提出了精妙的论证。其中多数观点，即便我不是全盘接受，也难以给出有力反驳。然而这种思潮也常将追随者引入荒诞的歧途。譬如，如何看待养虾成为有效利他主义者的难题：因为人类为食用而杀死的虾类数量远超其他动物，且根据生物学知识，即便虾类没有中枢神经系统，宰杀过程仍可能使其承受难以想象的漫长痛苦。酷刑与杀戮之恶，不仅在于你消灭了极其复杂精妙的生命，更在于痛苦本身——每个经历过剧痛却仍需保持清醒的人都能体会这点。由此推论，我们应当优先拯救虾类生命，或推行更人道的屠宰方式，以实现道德效用的最大化。或遵循另一条有效利他主义逻辑：既然人工智能有可能毁灭一切，而“你所珍视的东西”就是“一切”的一部分，那么，就没有什么比AI威胁更严重了。这种推理链条令人想起哲学家罗素——这位因反战入狱（常被误称为绝对和平主义者）的思想者，在四十年代末竟主张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战争。他的逻辑是：一旦两个国家都拥有核武器，任何一方想让对方裁军都将引发对等动作，于是核扩散不可避免，只要能阻止必将导致世界毁灭的过程发生，一切手段皆为正当。于是有结论：用核弹毁掉莫斯科。

这种试图优化特定事物（择友标准、道德准则、求爱求欢之道，甚至珍贵美好物品的使用频率）的思维方式，正属于奥威尔在论甘地的一篇文章中所揭示的谬误。与有效利他主义者相似，甘地是一个从道德出发的、坚定的素食者，他被逼得不行了才会承认“与其让人饿死不如让他们食用动物”，尽管食用动物是非圣洁的，是不符合印度教传统习惯的，是物种歧视行为：

甘地说，“为求生而付出的努力一定是有底线的，而这个底线远在喝鸡汤之前就到了。”这种姿态或许崇高，但按多数人对“人性”的理解，它恰恰是反人性的。做人的精髓正在于不追求完美，在于有时候为了恪尽忠诚而愿意犯下罪过，在于不将苦修推向极端以至于妨碍了正常的人际交往，在于人总要准备着最终被生活击溃——这是将情感寄托于他人就难以避免的代价。毋庸置疑，圣徒应该不碰烟酒之类的东西，但正常的人对于苦修成圣行为也应避之唯恐不及。

与许多批判有效利他主义、多角恋或拼命积攒信用卡积分的人不同，我承认这些思潮的拥护者在各自论域中确实占理。问题不在于具体论证的疏漏，而在于思维方式本身。对道德进行优化时所失去的东西，与追求航空里程积分最大化所失去的东西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失去的不是任何可量化的利益，而是摆脱量化的机会，也就是要转向那些无法被计算、预测或分析的事物。这样的事物确实是存在的，即便它们并不总能被言语或数字所捕捉。如果另一种思维方式更容易被我们接纳，或许我们可以将错失恐惧症（FOMO）导向更有价值的目标——对错失更健康的心智模式之恐惧。“做人的精髓，正在于不追求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