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2025年）二月份开始，到昨天为止，我每天都学习日语，已经325天了。 日语是我学习的第三门外国语。之前，我学过俄语和英语。我的外语学习虽说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成就，但作为个人的经历，也值得向亲友们报告一下。      

       1962年到1965年，我在郑州四中初中部学过三年俄语。教过我俄语的老师有陈光荣、林宝荣等几位。陈光荣是一位性情温和的男老师，林宝荣是一位热情的女老师。林老师特别喜欢我，他的儿子贾滨，后来在郑州大学中文系和我是同学，我写博客谈到过。

       2014年退休后，想把俄语再捡一下，从2015年下半年的新学期开始，跟着我们中国传媒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的同学又学过一年多。因为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工作和学习难以兼顾（当时虽然退休，但教学和研究工作还没有中断），第三册学得不太好，第四册只是开头几节勉强跟了些天，就被迫休学了。所以，到现在，俄语还只是很低的水平，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在第一册课本的最后一课，和泛读课上老师提供的辅助材料里，学过三首俄语诗歌，包括莱蒙托夫的《帆》、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致凯恩》。这些诗，我当时都背诵下来了。现在也能够随口背出一些片断，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吧。

      我的英语是在文革中自学的。当时，我在郑州国棉六厂当工人。老同学常广林兄（比我高一级，曾在郑州四中住同一所宿舍），从部队复员后，在六厂隔壁的郑州国棉一厂当工人，我们互相鼓励，一起学习。学英语从字母开始。最早是用一架手摇唱机听唱片学发音。后来，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何丽达主持的“英语九百句”给我印象深刻，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开头几课的内容。还陆陆续续地听过“中级美国英语”。文革中期，邓小平复出的时候，“教育回潮”，一些学校办了业余学习班，我们去蹭过课。邓小平下台，这些学习班不办了。外文书店也开始有一些文革前的存书卖。我买到了外交学院编的《基础英语教材》（第一册），把里面的课文都背下来了。这些是我的英语基本功。

       1978年，我作为郑州果品公司运输科的一名工人，以同等学力的身份报考东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时，外语考了七十多分。同年报考大学本科，在统考中，外语考了七十多分（百分制），这在当年算是很高的分数。加试口语的时候，考官对我能用英语进行自述很感意外。招办主任将此事汇报到教育局长葛玉怀那里。葛局长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把“一个工人自学英语，高考能够流利地用英语和考官交谈”，作为一个新闻告诉我父亲。父亲知道说的是我，所以对我的好高骛远不再完全持批评态度了。1979年，在郑州大学中文系上大一时，我再次以同等学力的资格报考研究生，外语考了82分。我在本科时没有更加努力地学外语，1982年，本科毕业时，我第三次考研，英语才考了六十多分。当然，这是所谓裸考，也可能是当河南大学研究生考试的改卷的要求比前几次严，但我的英语水平在本科的几年间没什么大的提高是事实。

        我的英语最后派上了用场。1996年，通过北京广播学院的选拔考试，被派到美国弗吉尼亚的一所高校作交换教授，经过准备，我最终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在美国的教学任务，还在美国接受过地当地媒体的采访，在某个商会做过主宾讲演。我经常拿这个自吹，但内心里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不挑你，是美国人的宽容，并不是我的英语有什么了不起。

       这次学日语，我是用手机上下载的“多邻国”软件学的。开始学，是因为受到老婆和孩子的影响，当然也有一点自己的内在动力。最要紧的是，这325天，我每天都学，这固然说明我有学习的兴趣，有好的家庭环境，“多邻国”软件设计得好，也说明这差不多一年里，身体没什么大的毛病（我的习惯是，得了小病也不中断学习）。今天太晚了，有点累，就写这些。以后有兴趣再细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