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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肿瘤组织非特异性(tumor-agnostic)药物临床使用的数量不断增加。这类药物一般只是根据癌症的特异性基因突变或某些肿瘤标志物来使用,与肿瘤类型和组织来源不相关。鉴于近年來 FDA 批准此类药物数量不断增加,需要更好地了解其跨癌种应用的真实世界的临床效果。
最近一项研究利用Caris数据库中近30万名患者的详细基因测序数据、治疗记录和患者结局数据。探讨了“肿瘤非特异性”药物批准的合理性,即基于生物标志物(如:如TMB高、MSI-H、BRAF V600E、NTRK/RET融合等)批准的药物是否真正独立于肿瘤原发组织类型(如皮肤癌或肺癌),以及肿瘤起源是否仍会影响疗效。
研究表明显示:约21.5%的患者携带匹配标志物,但其中仅5.4%依赖肿瘤非特异性标准获取药物(多数患者可通过肿瘤类型特异性标准获得)。而不同肿瘤类型中标志物发生率差异巨大(0% - 87%),表明肿瘤非特异性药物应用的机会与局限性并存。
即使标志物匹配,许多患者(尤其是NTRK/RET罕见突变)未能接受治疗,原因包括临床决策、保险和患者因素。疗效也因肿瘤起源而异(如BRAF抑制剂在黑色素瘤有效,在结肠癌无效),这种现象对于统一治疗标准的初衷也构成了挑战。
此外,肿瘤组织起源也不可忽视,需个性化评估;真实世界数据显示,肿瘤非特异性药物对批准扩展了治疗潜力,但实施障碍仍大,需要推动更精准的患者选择和治疗方法。
总之,研究肯定了肿瘤非特异性药物疗法的潜力(9项FDA批准惠及部分患者),但也提出其并非“万能钥匙”。肿瘤微环境对疗效的影响,需更多的数据优化阈值获得最佳决策。临床医生仍需审慎使用NGS测试,设定现实预期,并通过多学科努力,最终实现真正精准治疗。
Real-world evidence provides clinical insights into tissue-agnostic therapeutic approvals. nature communications 16, 2646,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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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5-11-26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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