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的校园，学术人才的匮乏像初春未融的残雪，悄无声息地压在每个教研室的案头。那时别说博士，就连硕士也难引进，培养青年教师便只能走 “送出去” 的路子，定向培养成了撑起学科未来的重要举措。我看着身边同事们埋头钻研却受限于学识的模样，心中也渐渐升起了危机感 —— 怕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怕将来被飞速发展的学界淘汰。1991 年，我终于鼓起勇气递交了读研究生的申请，原以为会历经层层波折，没曾想教研室、系里再到学校，一路绿灯放行，那份顺遂里满是单位对青年后辈的期许。

    那年秋天，我背着行囊，踏上了前往东营的求学之路。三年的时光，一半是埋首书堆的苦读，一半是对学校的牵挂（当然还有老婆孩子）。1992 年寒假，我暂别书桌回到学校，刚安顿好便接到系里通知，要参加系里（现在的学院）冯书记组织的在外读研青年教师座谈会。起初我还暗忖，大抵是例行的形式，说说近况便罢了，未曾想竟是一场实打实的关怀。

    座谈会上，冯书记先细细介绍了系里的发展情况，从课程改革到师资建设，桩桩件件都讲得真切。随后大家依次发言，轮到我时，我先是郑重感谢了系里的培养与关照，又详细汇报了在东营的学习进度，末了郑重表态，定会潜心钻研，早日学成归来为系里效力。话毕，我便想坐下，却被冯书记的声音叫住：“毛老师，求学在外，可有什么困难？”

    我愣了愣，一时竟想不起具体的难处，随口答道：“没什么大困难，就是全国粮票不太好换，手头也时常不够用。” 这话出口时我并未放在心上，毕竟粮票的事牵涉甚广，学校怕是也难以周全。可冯书记当即点头：“这确实不方便，学校层面不好解决，我家里倒有多的，回头给你拿些。” 我连忙推辞，他却摆了摆手，转而与其他老师交流起来。散会后，我只当是领导随口的宽慰，并未将此事记挂在心上。

    没承想，第二天我在教研室和同事们交流，冯书记特意找到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厚厚的粮票递了过来，足足有几十斤。那一张张印着细密纹路的粮票，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接过的瞬间，指尖传来的不仅是纸张的厚度，更有沉甸甸的暖意。我一时语塞，千言万语涌到嘴边，最终只化作一句哽咽的 “谢谢冯书记”。

    如今时隔多年，当年求学的艰辛早已在岁月中淡去，可那几十斤粮票承载的关怀，却如同陈酿的老酒，愈发醇厚绵长。去年在学校小区里，我意外遇见了冯书记，他已八十多岁高龄，精神矍铄，正沿着步道缓缓散步。时光在他脸上刻下了皱纹，却未曾消磨那份温和的气度。我快步上前问好，紧紧握住他的手，真心实意地祝福他福寿安康、松柏常青。

    风穿过小区的林荫道，带着草木的清香，也吹来了往昔的回忆。在那个物资匮乏、步履维艰的年代，正是这样细微却真挚的关怀，如同点点星光，照亮了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前行的道路。这份情谊，早已融入我的骨血，成为我教书育人路上最珍贵的精神养分，无论岁月流转，始终铭记于心。

（注：本文部分内容已由 AI 润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