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2025年6月24日发布，第36773篇

  【个人所藏资料-学术手稿XSSG025 】

美的事物总是生气勃勃、富于活力的。生命的活力在于运动，而运动的根源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一切成功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之所以具有历久不衰的生命力，原因固然很多，重要的一条，恐怕就在于作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揭示了它的内在矛盾，使之生气灌注，永葆青春。平庸的作家笔底下的人物形象，常常令人感到干瘪单薄，缺少生气，正好从反面说明这个道理。

当今的某些作品写人物，注意到写性格的冲突，有的还写得很尖锐，以至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这种冲突往往是外部的、理性的，缺少内在的根据，未能揭示出人物自身的矛盾。这就使得人物的性格缺乏应有的深度，降低了作品的美学价值，经不住长久的欣赏和品评。

在这方面，古今中外的名著给我们提供了无数范例。莎士比亚笔下那个承受巨大苦难的哈姆雷特，司马迁笔下的悲剧英雄项羽，鲁迅孕育的阿Q、曹禺创造的繁漪……。这各式各样人物性格所包含的各式各样的矛盾，给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挖掘不尽的意蕴。象《红楼梦》这样一部创造了整整一个形象体系的作品，其中许多人物都有深刻细腻的内在矛盾，这应当是作品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重要原因。准确地细致地分析人物的内在矛盾，正是为了探求作家怎样赋予人物以艺术的生命。

外部冲突和内在矛盾

当我们从总体上考察《红楼梦》所创造的众多人物的时候，会感到整个形象体系充满着辨证的机趣，如上节所述，意在探讨各个艺术形象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从人物间的关系着眼的。其实，就各个形象自身而言，又何尝不充满着辨证的机趣？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对立统一体，都存在各式各样的内在矛盾。当然，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各具有不同的性质，是在不同层次从不同角度展开的；深浅隐显，变化无穷。我们在看到人物之间性格冲突的同时，应当充分注意到这种冲突的内在根据，探而究之，阐而发之。

即以近年来人们谈论较多的薛宝钗而言，她同林黛玉之间的性格冲突，固然十分引人注目，而且意义重大，而薛宝钗性格的内在矛盾也是十分丰富和深刻的。诸如在这个人物身上体现的表与里、冷与热、理与情，同宝玉的远与近、疏与亲，种种矛盾，都直接间接地构成她同林黛玉性格冲突的内在原因（参见拙文《形象的丰满和批评的贫困》）。同样道理，在林黛玉这一面，又何尝不充满着内在的矛盾。只不过不是象薛宝钗那样，“理”克制了“情”，而是相反，“情”胜过了“理”。她对贾宝玉那种纯洁的、执着的、似醉如痴的真情，潜藏着作出“不才之事”、发生“丑祸”的危险性，是世俗道德观念视为“非礼”的。因而说，“情”胜于“理”。但这样的分析，是就林黛玉这—角色内在矛盾的总体而言的。在作品里，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要复杂得多，时而相反，时而曲折。比如紫鹃曾经一片赤诚地以“黄金万两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的箴言相劝，要黛玉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早作主张，结果却反得黛玉一顿抢白，说这个丫头“疯了”，声言要把紫鹃“退回去”。相类的如初时宝玉借《西厢》词句表达感情，立即惹得黛玉竖眉瞪眼，满心委屈，几乎哭出来，说宝玉好好的“把些淫词艳曲弄了来，学些混话欺负人”。这种地方，无论嗔怪宝玉也好，斥责紫鹃也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心口不一，仅是表与里的矛盾。应该看到，林黛玉作为一个高雅尊贵小姐的自尊心受到了损伤，她明明用封建礼法的大帽子把紫鹃宝玉顶了回去，也以此隐蔽和压抑了内心的真实情感。这同宝钗听得薛蟠以金玉之论讥刺她“护着”宝玉，因而委屈得大哭的心理状态，恐怕没有什么大两样。只不过在黛玉这里，这种矛盾形态居于比较表浅的层次，更深层次的内在矛盾则是曲折地顽强地表露她对宝玉的真情。“误剪香囊袋”、“情重愈斟情”，都属于这种类型。黛玉要求宝玉钟情于她一人，又屡屡误会宝玉用情不专，往往总是先嗔怪对方，继而自怨自悔，内心波澜，起伏回环，十分细腻。当然，分量最重的还是黛玉不顾一切、不避嫌疑地显露她的真情实感那些地方。宝玉受笞重创，黛玉于人稀时方去探望，两眼肿得桃儿一般，甚至不顾避嫌，在宝玉所赠旧帕上走笔题句。此时此际，按捺不住心头炽烈激越的感情，却又惊喜愧惶，心想：“宝玉这番苦心，能领会我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这番苦意，不知将来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地送两块旧帕子来，若不是领我深意，单看了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令人私相传递与我，又可惧；我自己每每好哭，想起来也无味，又今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时五内沸然炙起”。正是悲喜愧惧、酸甜苦辣，五味俱全。把处于深层的人物的内在矛盾如此深刻细腻地揭示出来，情之胜于理，表现得十分丰满。

因此薛林之间的性格冲突是建立在二者各自性格内在矛盾的基础之上的，不是外部的作家理念的演绎，使人觉得真实可信、具体可感、充满活力。

除去薛林二人的性格冲突，《红楼梦》里最为人们熟知和称道的性格冲突，当数贾政和宝玉父与子之间的冲突了。对此，如果再作进一步的剖析，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外部冲突也是以人物的内在矛盾为基础的。人们通常把贾政描述成一个道貌岸然、才识平庸、顽固保守的封建家长，仿佛他的内心就是死水一潭、铁板一块。其实这并不符合艺术形象给人的全部感受。作家创造的这个人物并非干巴巴、死憋憋，同样有性格的纵深、内在的矛盾。小说不止一次地写到贾政对宝玉也具有常人的那种父子之情，明写对于这个神采飘逸秀色夺人的嫡子的好感，远胜于猥琐卑俗的庶子贾环。“试才题对额”一回，尽管宝玉从头到尾都挨训受斥，实际上贾政并非完全不能赏识宝玉的才情，而且颇有赞许之意，只不过万万不能有失严父的身分。所谓“无知”、“卖弄”、“管窥蠡测”、“不足为奇”以至“叉出去”一类呵斥，实在是包含着“孺子可教”这样的潜台词的。这段描写富于喜剧意味，对于表现贾政这个人物的矛盾恰到好处，一定程度的心与口、褒与贬、爱与恶的矛盾隐约其间，构筑成此时父与子之间冲突的独特形式。

贾政痛打宝玉一幕堪称父子冲突的顶点了，即使在这一时刻，也不能抹杀人物固有的内在矛盾。只不过，此刻本来就很稀薄的父子之情，被教子成材、望子成龙的封建宗法观念压挤殆尽，以至完全吞没了。而且，作为严父的这种痛切、悔恨、暴怒、决绝的心情也是步步升级层层加码的，小说很有层次地、水到渠成地展现了这一过程。当冲突臻于顶点，风暴达到高潮之际，王夫人和贾母相继出场，以不同身分，从不同角度，用亲子之情这件法宝，打动和制伏贾政，使他在妻母面前自悔过分、自甘领罪。如果完全泯灭了父子之情这一个矛盾的侧面，那么不仅高潮无从收结，贾政后来的表现也与盛怒之时难以衔接，人物性格也就统一不起来。

可见细致地把握人物的内在矛盾和写好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是完全一致、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性格愈有深度，则冲突愈有根据，人物的行动、情节进展，也相应地自然流畅合情合理了。

所谓外部冲突应当找到内在根据，并不能处处归结为一种简单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象数学公式那样可以推导而且确定不移。实际上，在作品里如同在生活中一样，每个个性所包涵的内在矛盾何止一种，而性格冲突的表现形式又是很独特的，是诸种矛盾交叉发展的结果，往往带有偶然性。这里可以举一个显明的例子。“抄捡大观园”那一回书中，探春给了王善保家的一记响亮的耳光，这应当说是一次尖锐的冲突，但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仅是探春和王善保家的二者之间的性格冲突。对于探春来说，这里包含着她自身和整个家族的多少痛切、辛酸、怨恨、恼怒之情，是这个复杂性格的诸种矛盾在—个触发点上的爆发。首先，探春的小姐地位和她庶出身分的矛盾，使她具有特殊的敏感和自尊；其次，探春出众的才识志气和家族败落无可挽救的矛盾，使她格外地痛心和悲愤；再次，探春敢作敢当秉烛以待的气度，和既犀利又含蓄的辞锋，使王善保家的产生错觉，居然作出掀衣翻襟这样不知高下、不识好歹的越礼举动。这莫大的侮辱，使探春无可忍耐；一记耳光便是这种复杂思想感情的宣泄。当然，在场的丫鬟们感到痛快，读者也感到痛快，便是陪同前来搜检的凤姐也暗自叫好。其实，探春的本意未见得就是要给丫鬟们打抱不平，或为王夫人一系立功出气，而是上述种种矛盾的综合表现。这样的冲突既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说它是必然的，因为作者已经十分细腻深入地揭示了探春性格中各个层次的矛盾，内因早己具备并且成熟了。它又是偶然的，因为碰到了王保善家的这么一个不识抬举不知进退的家伙，诱发了探春用如此特殊的方式来表达她的情绪。娇贵的小姐竟然亲自动手揍了颇有体面的太太的陪房，不也是罕见的偶然的举动么！

《红楼梦》里写了无数大大小小、明明暗暗、形形色色的性格冲突，都可以在冲突双方找到各自的内在根据，因而总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从不使人感到勉强，感到是作家理念的指挥棒在起作用，而是有生命的人物在活动。当然，外部冲突和内在矛盾的联系并非只有—条线索、一种形式，而是呈现出十分丰富的面貌，有时脉络分明，有时错综复杂。但这种联系是确实存在的，是我们认识和挖掘艺术形象生命活力的重要途径。

生气勃勃的性格世界

人物的内在矛盾既然是艺术形象生命力的一种原动力，那么认识和把握这种矛盾就是作家艺术创造，也是读者鉴赏品评的至关重要的事情。可以说，一个人物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这里有无限广阔的天地，高明的作家可以纵横捭阖地展开各种矛盾，淋漓尽致地发挥这种活力。人们常常说，作家把某个人简直“写活”了，这是很高的评价。凡是当得起这样评价的，必定是充分展现了角色内在矛盾的人物。

一些举世闻名的艺术典型几乎都具有复杂的内涵。比如阿Q典型性格的复杂性至今还争论不休，但这一艺术典型的生命力则是举世公认的。最为触目的矛盾是他那样地自尊自大，又那样地自轻自贱。在同周围各色人等的关系中也充满看矛盾：他受尽了赵太爷的凌辱却还要与之攀附本家，他明明挨了别人的打却偏要假想为儿子打了老子，他受了权势者欺侮，却向弱小者泄愤，他象常人一样求偶却被视为“不正经”，他想革命而终于被“革命”的新贵杀了头。作家揭示出了这种种矛盾之最深层的一种，即他深受压迫的社会地位同他严重麻木的精神状态之间的尖锐矛盾。阿Q性格的丰富和深刻，全在作者揭示了这样的内在矛盾。这里浓缩了多少社会关系、人生哲理和历史沧桑！我们由此看到了一个完整的生动的世界，领悟到性格的天地是如此广阔，几乎难以穷尽。可以说，一切不朽的艺术典型往往如此，就看我们能触摸到多少了。

在《红楼梦》中能够称得起为艺术典型的人物不在少数，被公认为写得最活的人物之一当推凤姐。已经有数量众多的评论以至大部的专著谈论这个人物了。但是凤姐这一艺术形象之所以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似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这样一个生动丰富的形象和不能算贫困的批评之间，好象仍有某种差距。要想缩小这种差距，诚非易事，然而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里我们想借这个形象来探讨一下活力的源泉，也就是窥测一下凤姐性格世界里的各种矛盾。这不仅对认识凤姐性格本身，而且对探求艺术形象审美价值的源泉，也将有所助益。              

  一种最常见且已为一般读者所接受的说法是，凤姐具有美丽的外貌和蛇蝎的心肠。看哪，这么一个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的少妇，却包藏着那么一付机谋权变、老辣歹毒的心计。如此概括凤姐性格的矛盾，似乎也并无不可。只是比之作家展现给我们的这—具有许多层次许多侧面的性格世界而言，未免过于草率和简单了。如果仅仅是披着一件美丽外衣的蛇蝎，凤姐就不成其为凤姐了。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不仅使人觉得可憎可惧，有时却也可亲可近的痛快淋漓的人物。红学史上有评点者曾经发过这样的感想：“吾读《红楼梦》第—爱看凤姐儿。人畏其险，我赏其辣；人畏其荡，我赏其骚。读之开拓无限心胸，增长无数阅历。”(野鹤《读红楼箚记》)这是多少带有美学意味的批评，不单把凤姐看成一个社会的人，还看成是一件艺术的杰作。形成凤姐形象的高度审美价值，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从人物内在矛盾的开掘这一角度，来谈谈作者把她“写活了”，或者说赋予人物以旺盛的艺术生命的奥秘。

首先，对于偌大贾府来说，凤姐这个人物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当权的奶奶、治家的干才。所谓“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每天少说也有百十件事要打她手里过，确乎是支撑这个钟鼎之家的一根顶梁柱。另一方面，她又是舞弊的班头，营私的里手。克扣月钱，放债生息，徇私受贿，借当腾挪，费尽了心机化官产为私房。由此观之，她又实在是从内里蚀空贾府的一只大蛀虫。治家和败家，顶梁柱和大蛀虫，构成凤姐性格中的一对矛盾。  

其次，从凤姐同周围人物的关系来看，也无处不存在着矛盾的现象。对于贾母这个老祖宗，又奉承又利用。所谓“斑衣戏采”，为的是博取老祖宗的欢心，凡百事情又都靠凤姐提醒谋划，是老太太不可缺少的“给事中”。正是恃仗贾母的宠幸信赖，凤姐得以恣情任性，为所欲为，颇有点“挟天子令诸侯”的味道。正如兴儿所说，“只一味哄着老太大、太太两个人喜欢，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人敢拦她。”对于贾琏，凤姐压他一头，却仍惧他三分。由于凤姐得宠能干，更由于娘家靠山雄厚，因而琏爷不得不退了“一射之地。”无论银钱进出还是人事安排，都是凤姐说了算。可是在封建宗法社会里，贾琏作为男性，毕竟还有某种优势，偷鸡摸狗，偷娶二房，都是允许的。凤琏关系，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至于同平儿之间，关系也有点微妙。凤姐一要收伏平儿，二要依傍平儿。作为主子，予夺去留，权在凤姐；另一方面，却还要容纳忍让，授平儿以一定的权柄。这真是罕见的例外，却很能揭示凤姐性格的矛盾状况。为了拴爷的心，图贤良的名儿，平儿这个“身边人”是必须留下的；更为了有个心腹膀臂，平儿才成了凤姐的一把“总钥匙”。然而这种容纳是有限度的，这种依傍是有条件的，即不能损害凤姐的根本利益。我们看到，在许多家政庶务上，凤姐几乎“从谏如流”，但在重大问题上，平儿并不能丝毫改变凤姐的“既定方针”。比如平儿深深同情尤二姐的遭遇，也预感到不幸的后果，却无能为力，不敢对凤姐施加任何影响。总之，平儿的存在是可以折射出凤姐性格中的某些矛盾的。

再次，从人物的心理状态来看，作者揭示矛盾真是达到了细致入微、洞幽烛隐的程度。凤姐的所作所为，所思所念，有时往往前后不一、急转直下，却有充分的心理根据。比如馒头庵老尼的事，凤姐本懒怠管，净虚也几乎死了心。但老尼深于世故，精于钻营，只要一线所系，便能见缝楔入。果然凤姐架不住老尼一席奉承逢迎，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即时兴起，说办就办，一管到底。再如贾芸谋事，以凤姐的心计阅历，早就看穿了他玩的什么花样，明明弄鬼编谎，却权当其真，因为贾芸伶牙俐齿，那一番恭维奉承，使凤姐浑身舒泰，如坐春风，不由得不对其另眼相看，许以差事。这种地方，人物心理的变化起伏，作家都能明察秋毫，我们不仅不感突兀，反而觉得活灵活现，正当如此，才是凤姐。

常常是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我们才把人物性格的各种矛盾抽象出来谈论。事实上，一个美的形象，一个艺术典型，总是多种矛盾的综合体。象莎士比亚笔下的一系列典型一样，《红楼梦》里的一系列典型，其差别远远不止是他们的阶级、身份、职业，而是作为单个人的个人特性，是他们各自以其特殊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性格的独特性。作家的艺术功力就在使人物的性格潜能得到实现这一点上。人物性格的多种矛盾就在这一点上交叉和汇合。在《红楼梦》里，王熙凤身上这种顽强发展自己性格潜能的内在要求表现得特别突出，因而人物的个性显得特别鲜明和富于活力。我们看到，凤姐其人对于自己的才智、能力、权威、欲望的信心是如此旺盛，伤佛随时都要冲破各种界限和障碍迸发出来。无论是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都如此。比方说，她是名门闺秀，却自幼充男儿教养，识见气魄早已超越了一般的闺范俗流。又比方说，她不识字，不通文墨，但才干智巧远胜那些能够吟诗作画的姐妹。在小说中，常常是她一到场，便满座生风，满盘皆活，无论是出个点子还是讲个笑话，都能使入提起精神，连丫鬟仆妇都奔走相告，把听二奶奶讲笑话视为一种乐趣。她的笑话尽管俚俗，却包含着真正的诙谐，表现出智慧。什么纠缠不清的事，往往她一出马，快刀斩乱麻，狂风卷残云，顷刻即了，给人以痛快之感。那么饶舌难缠的李嬷嬷，王熙凤一来，只消三言两语，连哄带捧，一阵风摄了去；那么不识好歹的赵姨娘，王熙凤来了，连刺带训，指桑骂槐，即时堵上了她的嘴。在表现自身性格潜能的时候，此类小小的对手是不在话下的；遇到比较严重的局面，凤姐煞费心机，全力以赴，她个性的独特性便会得到更深刻的表现。如她自己宣言，“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这是一种多么顽强的实现自身性格潜能的欲望。的确，凤姐行事很少瞻前顾后，从不反悔后怕，即使遇到了她始料不及的意外险情也不改初衷，不计后果。我们不妨从那些人命攸关的事件中考察一下凤姐个性的独特之处。

小说中同凤姐关涉的人命案件确乎不少，诸如：张金哥与守备公子之死，贾瑞之死，鲍二媳妇之死，尤二姐之死。一般地说，人们常常把这几条人命归罪于凤姐的贪婪、狠毒、醋妒。这自然有相当的道理，而其实并不那么确切。已经有论者指出，依照法律的观点，很难让王熙凤来负完全的、直接的责任；自戕者本身也有某种责任，他们的道德观念也并非完全值得肯定。可以说，这样的后果并不能够从凤姐性格的内涵中找到全部根据，而只是有部分的根据。这里，我们仅从探究人物性格独特性的角度，对这种种矛盾冲突作些剖析。

先说第一件。依照凤姐的初衷，凡我说要行的就行，就是要使张李等三家的儿女姻事按照她的意愿逆转，拆散了重新组合。结果事与愿违。银子虽则到了手，婚姻却未按照她预定的轨道进行。从后面这点看，凤姐是失败的。无论怎么说，金哥二人是屈死，是以死来对权势者的抗议。在凤姐，法律责任固难追究，而她连丝毫道义上的歉疚和良心上不安(如王夫人对金钏投井之反应)都没有，心安理得，坐享贿银，此后更加恣意妄为起来。因为凤姐看重的是实利，关心的是自我。这才是凤姐！

再说鲍二媳妇事件。此事本来贾琏理亏，但凤姐不能直接拿贾琏出气，只有处于毫无抵抗的无权地位的鲍二媳妇，成了凤姐泼醋的直接发泄对象，也成了平儿解脱自己的唯一屏障。当鲍二媳妇吊死的消息乍一传来时，凤姐心内不由得吃了一惊，但当即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罢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林之孝家的悄回死者亲属要告，许以钱财时，凤姐更是以攻为守，一毛不拔，声言要问他个以尸讹诈。从凤姐吃惊这一细微的震动里，可以窥见她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干系，但她却能够立即恢复常态，以胜者强者的姿态高奏凯歌。

可见，始料不及的、出乎意外的情势并不能袭倒凤姐。因为这些小人物在她心灵的天平上不占分量，即有震动也转瞬平息，她仍旧依照自身的处世哲学，发挥自己的性格潜能，追求既定的人生目标。上述两起人命事件，虽则不能说是出自凤姐的预谋，带有偶然性，但照样能够在凤姐的性格素质中找到内在的根据，或曰连接点。比较起来，有的时候风姐更自觉地、有意识地控制事件的进程，演化出更加有声有色的故事，翻转来也就呈现出人物本身更加多姿多彩的性格特色；贾瑞之死和尤二姐之死，对于展现凤姐性格世界的重要作用就在这里。  

贾瑞和尤二姐自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不同性质的死。但有一点却是类似的，即就他们对凤姐的关系而言，开初都有某种优势，继而都在凤姐的导演下转为劣势，终至走上绝路。我们看到，贾瑞是男性，怀有调戏凤姐的非分之想，仅管是幻想，但他处于主动地位，是可以看作一种优势的。当然，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种优势带有很大的虚妄性。凤姐只消略施小计，稍遣兵将，便教贾瑞落入又冻又饿，又脏又臭，欲进不能，欲罢不甘的尴尬境地。贾瑞之死确属自投罗网，而罗网恰恰是凤姐张设的。濒死之际，代儒向王夫人求人参，凤姐以渣沫搪塞，见死不救，眼睁睁看着贾瑞送命。果真应验了“叫他死在我手里”的预言。应该说，置贾瑞于死地，凤姐是带有很大的自觉性的，是她充分掌握了贾瑞性格弱点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回合里，凤姐易如反掌地运用了自己的优势，通畅无阻地发挥了她性格的潜能。

至于尤二姐，她当初所具的优势就不是虚幻的，而是实在的。因为贾琏将她娶作二房，已成事实。况且枕边衾里，贾府内幕，凤姐劣迹，尽行告知。两口儿小日子过得十分富足和美。当此之际，不能不说尤二姐之于凤姐，是具有相对优势的，这不仅指容貌脾气，深得人心这些方面，尤其是贾琏钟爱且有生子育嗣的可能，最是凤姐无法比肩的。这一点凤姐深知而且深忌。她充分估量要“反败为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她可以捉弄贾瑞于掌股之上，对尤二姐则不得不煞费苦心，以退为进，造成种种假象，以借剑之法行杀人之实。她紧紧抓住了尤二姐的弱点，即所谓“淫奔无行”，捏牢了张华这张王牌，擒纵收放，行云布雨，凭借衙门的法、家族的礼，造足了舆论，布满了流言，使二姐坠入软绵绵、黑沉沉的陷井之中，不能自拔，不得挣脱。正如用兵一样，凤姐是知己知彼的，她在明处，对方在暗处，即使暂时处于被动，她也能充分利用对方的弱点，把自身的优势发挥到最大限度，使事态沿着她设计的轨道行进。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凤姐不仅要越过外部的种种障碍，而且要克服自身的种种矛盾。诸如她同贾琏是合法夫妻却并无真情，她要巩固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却并无子嗣，她要博取贤良的美名却不容得丈夫娶纳二房，她唆使张华告状又不使真的把贾府告倒，她要除掉尤二姐却从不露丝毫坏形。这是怎样一个矛盾复杂变幻无穷的性格世界，克服这重重矛盾，发挥自身性格的潜能，正是这个艺术形象生命活力之所在。

平庸的作品只有故事而缺少性格，不朽的作品能够让人看到如此生气勃勃丰富瑰丽的性格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看，凤姐形象确实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作家在挖掘人物的内在矛盾、表现性格的潜在能量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红楼梦》一系列艺术形象的美学价值也在于此，当然也有程度的差别，凤姐形象则是最出色的范例之一。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开宗明义地说：“小说需要人物，需要具有其心理底一切错综的人，而在我们这个充满矛盾的社会里面，人的心理是十分混乱的。假使作家把一个人描写成仅仅是一些恶行或者仅仅是一些善行的容器——这就不能满足我们，这就不能说服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善和恶的因素，或者更正确些说，个人和社会的因素，是交织在我们的心理之中的。”这就是说，性格的复杂性是人物获得真实性和审美性的必要条件之一，我们可以从人物内在矛盾的开掘中看到艺术形象生命力和活力的源泉。

性格的复杂性和质的规定性

合乎审美要求的人物性格的复杂矛盾，决不意味病态的“人格分裂”，或者人的本能欲念对理性的吞噬。我们不是为复杂而复杂，成功的艺术作品总要反映出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总要体现作家一定的审美理想。因此，当创作愈是牢牢地扎根在生活真实的土壤之中时，当作家愈是具备先进的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时，对人物性格复杂性的追求，势必要显示出鲜明的倾向性。

一个精神病患者并非不可以写入文学作品，鲁迅笔下的“狂人”，便是具有丰富社会意义和高度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这个形象尽管独特，却具有充分的生活根据和体现作家先进的社会理想。狂人形象充满矛盾，他振聋发聩的呼喊却是时代的强音。如果一个作家对复杂的人物性格不能作出正确的审美把握，那么他不但不能写好精神病患者，就连一个普通人都可能变态成一个神经病，性格分裂，逻辑混乱，既谈不上真，更谈不上美。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恐怕在于作家必须把把握住复杂性格与社会环境(往往具体化为各种社会关系的人)的深刻联系，同时必须对这个复杂性格的各个方面作出自己的审美评价。比方说，作家应当维护守财奴或伪君子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透视其底蕴，但决不能维护贪婪和伪善。《红楼梦》里的贾雨村是个以怨报德、劣迹昭著的家伙，这却也是一个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艺术术形象。应当说，曹雪芹一点也没有把他简单化，充分维护了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但同时牢牢把握住了这个形象质的规定性，狠狠鞭挞了他身上翻云覆雨、徇私枉法、野心勃勃等恶劣品性。

贾雨村并非《红楼梦》的主要人物，但同样具有相当的深度。这一性格的内在矛盾，一出场便展现了出来。他的落魄的现实地位，和他怀抱的勃勃雄心，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一方面，家道式微，旅居淹蹇，寄身寺庙；一方面，才识不凡，功名心切，不甘人下。在丫鬟娇杏的眼里，“这人生得这样雄壮，却又这样褴褛，……必非久困之人。”可见此时矛盾虽则表浅，一眼可见，却给人以深刻印象。接着在乱判葫芦案一幕中，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人物的内在矛盾。对于门子前倨后恭，对于审案先直后曲。可贵的是，作者并不一般地把他写成一个天生的昏官贪吏，而是在进退利害的关口，写出他为了保官就不得不昏聩胡涂(并非缺乏才识)，为了升官就不能不徇私枉法(并非不知曲直)。这样，贾雨村的恶，就不是一种抽象的品质，而有它深刻的社会原因，是同整个封建官僚政治的腐朽本质相联系的。以后，他远远地充发了门子，高高地跻身于封建中央官僚集团的上层，乱判葫芦案正是一个起点和缩影。小说后来没有用更多的笔墨来正面描写这个人物，不过添上淡淡几笔，比如借善良的平儿之口，狠狠地咒骂他是个“没天理的野杂种”，从而鲜明地显示了作者的倾向，在性格的复杂性之中，明确表现了质的规定性。

同样的道理，作家对于自己喜爱和肯定的人物，这种倾向也决不会被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所掩盖和淹没。在作品里，不必说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这样的艺术形象寄寓着作者的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就连被某些人视为“淫奔不才”的尤三姐这样的人物，其个性的质的规定性也是不容模糊的。我们这里说的不是那个经过删改洗刷、未被污染、贞节无暇的尤三姐，而是依脂本所写的那个曾经失足、“无耻老辣”、后来改过的尤三姐。她不是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莲。在那“猫儿狗儿都不干净”的宁府大染缸里，象尤氏姐妹这样的平民女儿，无力抗御，受珍琏兄弟的玩弄玷污，势难幸免。正是在严酷的现实生活面前，尤三姐逐渐认识了贾府这样诗礼之家的真相，清醒起来，刚强起来。尤三姐的形象，不仅外貌风流绰约，丰采照人，内心也是晶莹透明、刚强自重的。她理应受到读者的喜爱和尊重。因为曹雪芹并非道学家，不会责难和归咎尤三姐，他不仅真实地展现了人物所处的复杂矛盾的外部环境和内心世界，而且毫不含糊地显示了自己的倾向，同情和赞美这个女性。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作家先进的审美理想对正确把握人物性格所起的积极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当代的某些评论中，曾经对《红楼梦》里一些本来是十分鲜明的肯定形象，作出了否定性质的评价。例如说晴雯是“二层主子”之类。这不是简单的误解，而是对艺术形象缺乏起码的审美判断。首先，不能历史地具体地认识晴雯性格丰富复杂的内涵；因而，也就不能把握这一性格的质的规定性。晴雯的责骂丫头，拿簪子戳坠儿等行为，固然表现出大丫头的某种等级观念和优越地位；但这个象爆炭一样刚硬热烈，象霁月一样高朗明洁的性格，在小说的大量艺术描写里表现得多么充分，作家的褒美之情表现得多么鲜明。这一性格的质的规定性是不能误解也不容误解的。

当然，有些人物性格特别复杂，作家对人物的态度也存在着矛盾。即便如此，这样的性格包含的倾向也还是可以分析，作家对复杂性格的各个方面还是有其相应的审美评价的。即如上文较多地谈到的王熙凤，可以称得起为《红楼梦》中性格世界最为丰富复杂的一个了。她是金陵十二钗之一，同样归于薄命司，可见作者对她有一定程度的同情，特别是对她才干魄力相当赞赏。但是，凤姐对钱财的贪婪，对权势的欲望，欺上瞒下，机谋权变，两面三刀，醋妒毒狠，种种不善，都被刻划得入木三分，作家对假和丑的鞭挞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作家维护了凤姐性格的复杂性，并没有维护那些丑恶的东西。

由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客观性，它本身显示的倾向，同作家的主观意向会有某种差异。这种情形在《红楼梦》的许多艺术形象包括凤姐形象中都是存在的。但无论如何，艺术形象的性质同作家的审美理想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能分开；今天读者的审美理想同古代作家自然也不会完全相同，但仍然存在着历史的联系，也是不能割断的。

总之，我们所要求的性格的复杂性，是植根于生活的真实，符合于审美的要求的，决不是要写性格分裂、精神失常的人。正象一位当代作家指出的那样，以为只有写英雄脚上的癣疾，汉奸头上的光环，林妹妹与焦大恋爱，饥民爱兰成癖，才是复杂，才是“突破”。这就弄巧成拙，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见王蒙《“人性”断想》)。事实上，当作品的根，深深扎入生活的土壤的时候，对人物性格复杂性的追求，势必同鲜明的倾向性相一致。一个具有先进审美理想的作家，对于人物内在矛盾的深入开掘，必将提高作品的美学价值。

愿我们的作家更多地开掘人物的内在矛盾；愿当代作品的人物有更为久远的艺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