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旧时光（16）上

（十六.上）

     正月开学，又类似高小的尴尬：本应升初三，但是根据“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上面明确初中学制缩短为两年，何时实行据说由各省视情酌定，反正我们已无法“升级”也不能毕业，由于生源骤减校方更愿意我们继续就读。不料一学期将近过半，我和希发等人突然接到来自大队的录取通知：被花桥区五七高中录取。名单中没有希龙，他没过大队“政审”这一关。其原因据说是他的父亲解放前在大连理发到回老家中间有段时间无法证明，被认定“有历史问题”。自此以后，希龙和我日渐生分，后来几乎形同陌路；我与希发反倒亲近，来去总是一路。

     父亲给一只木肥皂箱钉上扣链，母亲准备了旧棉絮旧蚊帐，还有一袋米和一罐咸菜，我就是挑着这些迈开我人生的最重要一步。

     我知道医院侧边那条平坦的沙土路通往学校，也知道学校与东边的初中（花桥中学）相毗连，却不知道学校原来有这么多的宽敞大房子！我们是首届“高中生”，它的前身是一所全日制初中，即广济三中。往年每届至少有两个建制班，现在总共只招两个班（我属于二班）所以校舍显得非常宽余。

     同学来自花桥区所辖各大队，听到不同口音（东边黄梅腔）让我有一种“长大”的感觉，我们都16岁上下虽然稚气未脱却经历过“战斗洗礼”，人人都渴望交流与融合，于是很快成了无欺无防的朋友。一间宽敞的教室就是我们的寝室，两人共一副铺板床，木箱搁床头脸盆放在床底下，虽说无序却也不显拥挤。问题是一上来就要挂蚊帐睡觉，原来推开后窗外面就是稻田。

     我很快将大米换成了餐票，也很快领到了新书。新书让我们有一丝错愕：语数还是语数，而对于工基、农基（即《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总被同学们不厌其烦地相互转告或向外人介绍：工基就是物理，农基就是化学......好像生怕别人怀疑自己没学“数理化”。

     全班46人，仿照部队编制编成一个排，排以下四个班（我们习惯降级称呼，本文以下还是统称“班组”吧）。46人中只有两个女生，她俩是“神”一般的存在，除正副班长外我们几乎没资格主动接触她们更没有非分之想。在这里，我想对班干以及我身边的同学搜集整理记忆并作一个粗略概述，如果非要认为是点评我也不反对，反正只是我的主观印象而且是被时间侵蚀过的：

     班长刘正清是少有的干部子弟，却很随和，说话简单明了决不拖泥带水，为人正直且仗义，身为班长却有另一种“以身作则”：比如“饭不足量，菜里无油”他会带头提意见。

     刘堂纪是团支书，想想看，我们多数同学连红卫兵都还没入，他竟然是团干，这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名符其实的是他各科学习好，讲话不胆怯还蛮有条理；但由于他过于顺从校方和老师，而对同学要求太严（比如息灯阻止别人说话），于是我们背后都叫他“尖头把戏”。

     副班长陈章清喜欢夸夸其谈，由于他大我们好几岁而且知识面宽，所以无论大家说啥他都知道并且能道出个子丑寅卯，于是我们给他个外号“百知儿”；另外他语数成绩好又兼学习委，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没人取笑他个子矮小。

     但是李分田除外。李说话幽默、好像还专门跟陈章清作对，逮到机会就要挖苦他一下。李也是班干，劳动委。

    我组组长叫蓝泽银，身材高大却举手投足有点异性味儿；字如其人，他写字横不平竖不直笔画非得要扭一下，其实字并不赖；人也蛮好相处，最可贵的是绝不打小报告。副组长蓝文昌虽然走路摆臂幅度大还有点冲的样子却胆子很小，交代个什么事儿都显得很羞涩。

     同组印象最深的大致以下几位：

     陈五金因右臂失能给我留下复杂的心理印象，他与同学可以正常谈笑却不愿接受别人的帮助，自尊心强所以大家说笑时总是小心避开他的缺陷，同学对他除了同情还是同情。

     陈坤富和陈五金来自一个大队，个儿小，喜爱说笑话嘴巴好像不配合，说笑就疑似要流口水，钢笔字写得工整又狂放，学习好尤其数学简直到了学霸级。他母亲是我姨父的姐，所以我俩也算是老表。

     戴增阳，一个来自湖区的愣头青却皮肤白皙，喜欢独来独往，总显得火气旺爱流汗的样子，多数时候沉默不语，一旦开口便有点语出惊人的味道。

     刘堂涛和我一样“落后”，不同的是他爱说俏皮话儿，还有，他比我调皮，胆子大且有点不守规矩，比如他是班上极少有的烟民（一班倒有好几个吸烟的）。他的美术字本来写得很好，可他却偏要模仿杨元怡老师字体以致失去个性反倒没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