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狗介导的狂犬病：挑战和应对策略(7)

Eliminating dog-mediated rabies: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前言：

人类狂犬病的99%以上来源于狗。只要实现了狗群中狂犬病的彻底消除，就能确保人类狂犬病的彻底消除。

2015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全球狂犬病控制联盟（GARC）联合制定了一项以国家为中心的战略计划，目标是到2030年在全球实现犬介导的人类狂犬病零死亡（Rabies: Zero by 2030）。我国政府也承诺将在2030年全面消除本土狂犬病。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悉尼兽医学院亚太兽医流行病学联盟（Asia-Pacific Consortium of Veterinary Epidemiology, Sydney School of Veterinary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Camden, NSW, Australia）的Tiwari等三位教授联合于2021年在国际专业杂志《Animal Diseases（动物疾病）》上发表了综述论文：消除狗介导的狂犬病：挑战和应对策略（Eliminating dog-mediated rabies: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见参考文献）。此文对在中国实现犬介导的人类狂犬病零死亡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澳大利亚的这三位教授中有的还与中国武汉的华中农业大学兽医学院有科技合作关系，并在该学院担任兼职教授，对中国的狂犬病相关情况会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此文对我们中国人的参考价值可能更大。

现将此论文全文翻译供参考。 

消除狗介导的狂犬病：挑战和应对策略(7)

（四）狂犬病控制的挑战(Challenges of rabies control )(2)

l（b）暴露后预防（PEP）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

在城市中心以外地区，暴露后预防（PEP）的可获得性存在显著差异，这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防控狂犬病的一大障碍 (Sreenivasan et al. 2019）。尽管许多国家通过确保在地方层面提供 PEP 来解决偏远地区的这一问题 (Tiwari et al. 2018b)，但农村地区缺乏储存设施、冷链维护以及对所需数量的不准确预测等挑战依然存在(Abela-Ridder et al. 2016)。很少有研究探讨作为运输和储备 PEP 在偏远医疗设施中面临障碍的一个替代方案(Madjadinan et al. 2020)。

然而，在一些狂犬病流行严重的国家，有报告称由于财政能力有限而无法提供免费的狂犬病暴露后预防（PEP）。政府在狂犬病预防和控制方面缺乏财政支持，这是一个导致农村卫生中心无法提供 PEP 并且无法有效控制人类狂犬病的关键缺陷(Wentworth et al. 2019)。在其他情况下，由于缺乏用于长距离供应的冷链设施，偏远农村地区无法获得狂犬病疫苗(Joseph et al. 2013)）。除了这些缺陷之外，即使存在可用的预防措施，被咬伤的人未能遵守疫苗接种和 PEP 的时间表也会导致狂犬病死亡(Changalucha et al. 2019）。

（c）犬类狂犬病的预防（Prevention of canine rabies ）

控制犬类狂犬病的传播势在必行，以防止人类因该疾病而死亡。在犬类数量不受监管且狂犬病广泛传播的国家，人类死亡人数众多。相比之下，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通过大规模为犬类接种疫苗以及开展协同的公众意识宣传活动，狂犬病已得到了成功控制 (Kallo et al. 2020)。

然而，在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此类努力的效仿却遭遇了诸多障碍，其中包括宠物主人对疾病缺乏认识、庞大的流浪犬数量，以及缺乏对犬类种群动态、流动情况和行为（这些行为影响着狂犬病在犬类种群中的传播生态）的充分研究(Lembo et al. 2010)。不幸的是，控制犬类狂犬病的努力中，相当一部分是致力于通过昂贵的动物生育控制措施来控制犬类数量，而不是为犬类接种疫苗 (Knobel et al. 2013)。然而，大规模疫苗接种行动的成功取决于对流浪狗群体规模的准确估计(Tiwari et al. 2018a, 2018b)。狗的群体行为和移动情况对于有效确定实现70% 接种率所需的疫苗口服接种和注射接种组合也非常重要，因为对流浪狗进行疫苗注射接种的难以实施是一个严重阻碍，妨碍了达到足够的免疫水平（Tiwari 2019）。

（d）缺乏“同一健康”（One Health）理念

狂犬病防控工作需要秉持真正的“同一健康”理念，即通过消灭犬类中的狂犬病毒（RABV）来预防人类死亡。一方面，大规模为犬类接种疫苗以及对狂犬病风险区域的流浪狗群体进行管理能够打破狂犬病毒的传播循环。此外，还需要持续开展教育宣传活动、解决疫苗采购的经济问题以及加强医疗和兽医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等，这些都需要行政当局和政策制定者的支持(Fitzpatrick et al. 2016)。资金的匮乏以及缺乏关于狂犬病负担的相关数据降低了狂犬病在各国/地区政策制定者眼中与其他疾病相比的优先级 (Kakkar et al. 2012)。例如，在中国，根据狂犬病防控政策，只有登记犬只需要接种疫苗。因此，尽管中国是全球因犬类传播狂犬病导致死亡人数第二多的国家，但要说服兽医为未登记犬只接种疫苗，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仍然存在困难(Tu et al. 2018 ）。然而，通过“同一健康”方法消除犬类传播狂犬病的可行性方面，能否生成实证证据的责任在于生态学家、兽医和公共卫生学者。目前很少有研究能获取有关这种全面的“同一健康”方法的实证数据，以评估其成功与否或指出其不足之处。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Tiwari, H.K., Gogoi-Tiwari, J. & Robertson, I.D. Eliminating dog-mediated rabies: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Animal Diseases 1, 19 (2021). https://doi.org/10.1186/s44149-021-0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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