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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优势不仅靠超群的智力,更主要的是专注和勤奋,经过长期探索而在某个领域形成优势。
少年时华罗庚即对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过自学,1930年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发表了《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论文,引起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高度重视。在清华时他工学兼顾,用6年半时间学完高中、大学全部课程,破格被聘为讲师。1936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两年间写了18篇论文,其中“华氏定理”使著名数学家哈代修改了自己即将出版的著作。他还彻底解决了19世纪数学之王高斯提出的完整三角合估计问题,轰动剑桥,被视为“剑桥的光荣”。
华罗庚非常勤奋,他的学生有时候会去他的家里工作,吃饭时间到他家的时候,很多次都发现华罗庚并不在饭桌前,而是在书房里用功。后来我采访到了他的家人,也证实如果在吃饭的时候突发奇想,就会立刻停下吃饭的节奏,转而到书房把想到的东西记下来,而此时的家人则必须保持安静,不允许打扰他的思路。
钱学森先生做事一直都极为严谨认真,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1933年6月在交通大学读书时参加水力学考试,从我们后人的角度看到他当时的试卷,卷面都书写工整,中英文字写得秀丽端庄,连“=”都像是用直尺画的一样,堪称完美。这份考卷老师原本要给满分,但卷子发下来后,钱学森却发现,一道答题中“Ns”漏写了一个“s”,他感到很不安,就主动向老师报告这个情况,老师也感觉这个学生与众不同,于是扣掉4分,最后他得了96分。这份难得遇见的考卷,不知何故就留在任课老师金悫教授手里始终保留着。直到1979年,已卧病在床的金教授,在校报上看到钱学森回母校参观的报道,于是将这份珍藏了46年的试卷捐给了母校。一份试卷折射出学生时代的钱学森的严谨!
改革开放以后,中美关系得到改善,钱学森委托美国同事和好友马勃教授将他的手稿分两次带回来中国。相关人士在整理中惊奇地看到这些手稿英文书写清秀流畅,纸面整洁,运算方程和计算公式的推导极其严谨,作图制表十分规范。他对自己论文的质量要求极严,只要发现问题,便立即修改或推倒重来,有的课题的手稿多达几十页、上百页甚至好几百页,而最后发表的论文就几页。他在做圆柱壳失稳问题的研究时,仅现在收集到的手稿就有800多页,而正式发表在《航空学报》上的论文只有10页。也许在做完这项工作以后应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存放手稿的档案袋上有一个用铅笔写的英文词“Final(最后的)”,还显得有些潦草。但是,我们在它后面看见了钱学森的笔迹“Nothing is final(没有什么是最后的)!!!”作为一名严肃的科学家,他强烈地意识到,在科学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最后的,还打了三个惊叹号,以此来警示自己。
屠呦呦先生面对治疗疟疾这一世界性难题,尤其是在奎宁产生抗药性后要想寻找到新药变得尤为艰难。屠呦呦和她的团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反复实验,终于在190次失败之后,于1971年在第191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了抗疟效果为100%的青蒿提取物。第191次成功是前面的190次失败换来的,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永不放弃的精神!正是这种奋发图强,坚持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才使屠呦呦团队最终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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