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时期，小梁启超14岁的丁文江“将梁启超视作‘小孩子’一般爱护”？

　　　　　　　——丁文江陪同梁启超赴巴黎和会，是“1918年底”，部分文献误作1917年

　　　　　　　　——1915年1月，梁启超发出第一次脱离政治的宣言《吾今后所以报国者》

　　　　　　　——有称，梁启超由政治家到学者转变的标志是1917年11月的退出政界宣言

　　　　　　　——梁启超淡出政界、专攻学术受二次宣言后结交的丁文江先生的强烈影响？

　　　　　　　　　　　　　　　　　　　　　　　陈昌春

　　昨日（2021年12月6日）在泰州市黄桥镇丁文江纪念馆参观，看到介绍中有称：“丁文江将梁启超视作‘小孩子’一般爱护”。我看了之后觉得有点荒诞，并告知了纪念馆工作人员。

　　1918年底丁文江先生（1887年04月13日-1936年01月05日）陪同梁启超先生（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赴巴黎和会，其间的交往真存在“丁文江将梁启超视作‘小孩子’一般爱护”吗？而且这种小鸟依人、言听计从般的用语对于作为长者且正当壮年、锋头正健的梁启超合乎实际吧？

　　至于丁文江陪同梁启超赴巴黎和会的时间，网上也有不同说法。《前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程裕淇 陈梦熊主编，1996）称“1917年丁文江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列席巴黎和会”。

　　《 民国高校教师生活研究》（王建军著，2018）介绍：“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早年参与清末维新变法运动，后流亡海外。辛亥革命后一度涉足政坛，1919年后脱离政界，专心著述与讲学，先后在东南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担任讲座，1925年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时隔不到4年，在著名的科玄大战中，丁文江与梁启超成了相互对立阵营的大员，丁文江坚决站在科学派一边，而梁启超拥护玄学派。在观点差异上，梁启超等人从欧战的爆发指出物质文明的破产，丁认为欧战非但不是科学和工业文明的过错，而恰恰是缺乏科学精神所致。

　　《梁启超接受劝告》（2016，张君燕）一文所称的“1918年12月底,梁启超去欧洲考察,丁文江担任考察团的翻译和科学顾问一同前往。随着交往的加深,梁启超对丁文江的才华很赏识,而丁文江也很敬重梁启超,于是两人惺惺相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能更接近事实。梁启超先生个性上有“童真与孩子气”的天真与谦和，这在其他文献上也有出现，但有“天真”，未必就会被当成“小孩子”爱护。

　　丁文江先生的侄子丁子霖在文章《丁文江〈梁启超年谱〉》（http://www.tzhl.gov.cn/art/2018/8/28/art_51131_1925635.html）里介绍：1929年梁任公先生逝世后，我二伯父（丁文江）曾写过一副挽联：“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这里，我二伯父引用了春秋时管仲感念鲍叔牙的一句话：“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鲍子也”，以此来悼念他所崇敬的这位宽厚长者。

　　所谓““丁文江将梁启超视作‘小孩子’一般爱护””，结合我的搜索，真相看来是：根据凤凰卫视的视频“丁文江曾评价梁启超：个性仁厚，很难做一个好的政治家”（https://v.ifeng.com/c/85PPXuqw5Iq?preview=pcclient），丁文江戏称梁启超为“小孩子”，并不包含什么爱护之义，而只是善意嘲讽梁启超“过于天真、不懂得政治”。在梁启超无奈之下反问“谁适合做政治呢？”丁文江先生骄傲地说“当然是我了”。根据丁文江先生纪念馆的一篇丁文江谈他为什么热衷政治的文章，他自视甚高，肯定觉得自己才是比梁启超先生高明的政治家。因此，在丁文江先生看来，梁在政治上就像“小孩子”一样幼稚。梁启超先生此前已通过《声明》表示隐退，此时丁文江先生再大泼冷水，最多加快隐退步伐而已。

　　一句话，通过巴黎和会结交，丁在政治上战胜了或“劝退”了梁启超。然而4年后的科玄大战，梁启超先生并不示弱，还是针锋相对。《五四的思想世界》（增订本）（高力克著，2019）提到科玄大战双方的态度时介绍：“丁文江以科学统一人生观的‘理性的傲慢’，更是遭人非议。梁启超批评丁的人生观统一论很像‘别黑白而定一尊’的‘专制宗教家’的口吻，而非科学家的态度。”

　　　至于““丁文江将梁启超视作‘小孩子’一般爱护”的原始出处，有学者介绍“这句话我记得是出自丁文渊的回忆文章”，我相信出处很可能是正确的。问题之一，丁文渊先生在信誉上有点“自身难保”、同济校史对其评介也很复杂、加之是事后听到的传说，因此他的回忆可靠性与客观性是要打问号的。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梁启超晚期文化观研究》（2017）指出：“护国战争结束后，梁启超发表了第二次脱离政界宣言，提出弃政从政，要当‘在野政治家’，以便‘在言论界补助政府、匡救政府’。......但是，以梁启超的个性，他绝不想真的充当在野派，......护国战争之后，在国内众多的派别中，他最终还是锁定了实力强大的段祺瑞，将段祺瑞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助力。首先，袁世凯去世后，梁启超就为段祺瑞摇旗呐喊，呼吁各方拥护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1917年，段祺瑞于11月15日向代理大总统冯国璋提出辞职，梁启超也因此同段内阁其他阁员一并提出辞呈，从此彻底离开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