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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巴黎和会时期,小梁启超14岁的丁文江“将梁启超视作‘小孩子’一般爱护”系误解

已有 2615 次阅读 2021-12-6 11:45 |个人分类:人物沧桑|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巴黎和会时期,小梁启超14岁的丁文江“将梁启超视作‘小孩子’一般爱护”?

       ——丁文江陪同梁启超赴巴黎和会,是“1918年底”,部分文献误作1917年

        ——1915年1月,梁启超发出第一次脱离政治的宣言《吾今后所以报国者》

       ——有称,梁启超由政治家到学者转变的标志是1917年11月的退出政界宣言

       ——梁启超淡出政界、专攻学术受二次宣言后结交的丁文江先生的强烈影响?

                       陈昌春


  昨日(2021年12月6日)在泰州市黄桥镇丁文江纪念馆参观,看到介绍中有称:“丁文江将梁启超视作‘小孩子’一般爱护”。我看了之后觉得有点荒诞,并告知了纪念馆工作人员。

  1918年底丁文江先生(1887年04月13日-1936年01月05日)陪同梁启超先生(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赴巴黎和会,其间的交往真存在“丁文江将梁启超视作‘小孩子’一般爱护”吗?而且这种小鸟依人、言听计从般的用语对于作为长者且正当壮年、锋头正健的梁启超合乎实际吧?

  至于丁文江陪同梁启超赴巴黎和会的时间,网上也有不同说法。《前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程裕淇 陈梦熊主编,1996)称“1917年丁文江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列席巴黎和会”。

  《 民国高校教师生活研究》(王建军著,2018)介绍:“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早年参与清末维新变法运动,后流亡海外。辛亥革命后一度涉足政坛,1919年后脱离政界,专心著述与讲学,先后在东南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担任讲座,1925年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时隔不到4年,在著名的科玄大战中,丁文江与梁启超成了相互对立阵营的大员,丁文江坚决站在科学派一边,而梁启超拥护玄学派。在观点差异上,梁启超等人从欧战的爆发指出物质文明的破产,丁认为欧战非但不是科学和工业文明的过错,而恰恰是缺乏科学精神所致。

  《梁启超接受劝告》(2016,张君燕)一文所称的“1918年12月底,梁启超去欧洲考察,丁文江担任考察团的翻译和科学顾问一同前往。随着交往的加深,梁启超对丁文江的才华很赏识,而丁文江也很敬重梁启超,于是两人惺惺相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能更接近事实。梁启超先生个性上有“童真与孩子气”的天真与谦和,这在其他文献上也有出现,但有“天真”,未必就会被当成“小孩子”爱护。

  丁文江先生的侄子丁子霖在文章《丁文江〈梁启超年谱〉》(http://www.tzhl.gov.cn/art/2018/8/28/art_51131_1925635.html)里介绍:1929年梁任公先生逝世后,我二伯父(丁文江)曾写过一副挽联:“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这里,我二伯父引用了春秋时管仲感念鲍叔牙的一句话:“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鲍子也”,以此来悼念他所崇敬的这位宽厚长者。

  所谓““丁文江将梁启超视作‘小孩子’一般爱护””,结合我的搜索,真相看来是:根据凤凰卫视的视频“丁文江曾评价梁启超:个性仁厚,很难做一个好的政治家”(https://v.ifeng.com/c/85PPXuqw5Iq?preview=pcclient),丁文江戏称梁启超为“小孩子”,并不包含什么爱护之义,而只是善意嘲讽梁启超“过于天真、不懂得政治”。在梁启超无奈之下反问“谁适合做政治呢?”丁文江先生骄傲地说“当然是我了”。根据丁文江先生纪念馆的一篇丁文江谈他为什么热衷政治的文章,他自视甚高,肯定觉得自己才是比梁启超先生高明的政治家。因此,在丁文江先生看来,梁在政治上就像“小孩子”一样幼稚。梁启超先生此前已通过《声明》表示隐退,此时丁文江先生再大泼冷水,最多加快隐退步伐而已。

  一句话,通过巴黎和会结交,丁在政治上战胜了或“劝退”了梁启超。然而4年后的科玄大战,梁启超先生并不示弱,还是针锋相对。《五四的思想世界》(增订本)(高力克著,2019)提到科玄大战双方的态度时介绍:“丁文江以科学统一人生观的‘理性的傲慢’,更是遭人非议。梁启超批评丁的人生观统一论很像‘别黑白而定一尊’的‘专制宗教家’的口吻,而非科学家的态度。”

   至于““丁文江将梁启超视作‘小孩子’一般爱护”的原始出处,有学者介绍“这句话我记得是出自丁文渊的回忆文章”,我相信出处很可能是正确的。问题之一,丁文渊先生在信誉上有点“自身难保”、同济校史对其评介也很复杂、加之是事后听到的传说,因此他的回忆可靠性与客观性是要打问号的。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梁启超晚期文化观研究》(2017)指出:“护国战争结束后,梁启超发表了第二次脱离政界宣言,提出弃政从政,要当‘在野政治家’,以便‘在言论界补助政府、匡救政府’。......但是,以梁启超的个性,他绝不想真的充当在野派,......护国战争之后,在国内众多的派别中,他最终还是锁定了实力强大的段祺瑞,将段祺瑞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助力。首先,袁世凯去世后,梁启超就为段祺瑞摇旗呐喊,呼吁各方拥护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1917年,段祺瑞于11月15日向代理大总统冯国璋提出辞职,梁启超也因此同段内阁其他阁员一并提出辞呈,从此彻底离开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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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尤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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