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升华  鲁大龙
       今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40周年，钱临照先生是该学会首任理事长，我们应约撰写此文
以为纪念。本文将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40周年》一书。 

       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以下简称学会）的建立及科技史学科的发展，业内学者和学术机构负责人有过不少回顾与研究[1-5]，对于钱临照先生在中国科技史学科建设中的贡献也有一些探讨[6-8]。经过前辈先贤的艰苦拓荒和数代专家学者的辛勤耕耘，中国科技史学科在研究机构和队伍规模上、研究领域的拓展上，以及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值此学会成立40周年之际，饮水思源，进一步探讨首任理事长钱临照先生对学会所做的贡献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现代意义的科技史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可以认为这项研究在1949年之前是学者们的自发行为，既受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也是研究者个人兴趣使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科技史研究的面貌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确立了科学事业为人民服务、为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根本目的，提出“人民的科学事业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9]，科技史研究自然不能例外，这是中国科技史学科走上职业化和体制化发展的一个根本基础。此外，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版对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发展也起到了某种程度的推动。曾有英国学者认为，“我们并不怀疑中国人具有探索自然科学的才能，但是他们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若使中国孤立于世界，也没有理由相信她对科学会有什么贡献。”这种观点深深地刺痛了竺可桢等前辈学者 [10] ，李约瑟的著作某种程度上起到为中国科技文明正名的作用，对新中国科学事业的领导人推动有组织有计划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提供了助力。1956年《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的制订及随后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成为中国科技史学科建制化的标志[5]。“文化大革命”使学科的发展陷于停顿，中国科技史事业卓越的奠基人竺可桢、叶企孙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相继去世。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科技工作开始全面复苏。科学大会审议通过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明确提出要恢复和建立各级科协和各种专门学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也于1980年宣告成立。钱临照先生因其广博的学识、科学史研究的开创性贡献、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及对科学史事业的热忱而被推选为学会首任理事长。他站在高点环顾全局而发表令人信服的见解和决策指导意见的能力对学科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导向作用；他公正儒雅的人格魅力，又对学科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保障护航的作用。
1  要明确研究科学技术史的意义
       对科技史研究的意义，钱先生有过专门的阐述[11]：
       (1)科学技术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史研究是一项基本的文化建设,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是否珍重本民族的科学和历史，是是否具备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的衡量标志之一；研究国外科学技术史，是汲取全人类智慧精华的一种途径，也是衡量有无求知于全世界决心的标志之一。“一个不懂得本民族科技史，亦不了解世界科技史的民族， 将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有作为的民族!”
       (2)科技史与国家现代化建设有密切关系。回顾历史，总结规律，可以为科技发展规划和政策的制订提供依据和借鉴。
       (3)就培养人才而言,科学技术史是一门必修课。好的科技史不但可以看到解决科技问题的真实过程，还可以看到科学家的思想脉络、研究方法和科研道德。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而言,没有一本教科书可以取代科学技术史。
       (4)科技史某些方面的研究，如气象、水文、灾害等，可以直接为科技发展和生产建设服务。
       (5)可以促进历史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
       钱临照对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以及李约瑟在抗战期间对中国科研教育工作所进行的实地考察和宝贵纪录都给予高度评价。但他并不认为李约瑟的研究已经十分完美。他与竺可桢、叶企孙等都曾经对李约瑟的研究提供过重要帮助，同时，他们又具备一流的自然科学研究能力和国学修养，自然非常希望能引领和帮助中国学者对我们自己的科技文明史做更加系统认真的研究，产生更加出色的成果。但钱先生反对自说自话，关起门来自己数第一的研究方式，他注重信史考据，更重视学术背景、学术思想的考察，强调科学史研究要放在国际背景下去进行，要有国际视野。他认为“科学史不只记载一些科学历史发展过程，而是要考察它的错综复杂关系”（钱临照.科学史与社会科学(手稿).写于1982-1983年），使科技史研究能为科技发展和社会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
2  把握学会发展的大政方针
       “文革”结束后，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科研和教学工作秩序，恢复职称评定工作，实施科技奖励制度等一系列措施，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审议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对全国科研力量和学科布局做了全面安排，在这份《纲要》的第四部分“具体措施”中，明确提出要恢复和建立各级科协和各种专门学会，“学会可以不受单位、行业和地区的限制，把同一学科的科技人员组织起来，有利于广泛地进行学术交流”[12] 。中国科协1980年3月22日颁布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自然科学专门学会组织通则》规定：“凡有利于学科发展并符合以下条件成立的学会:即按学科划分,有一定数量专门从事本学科工作、符合会员条件的科技队伍；具有跨行业、跨部门的特点；能独立开展学术活动，可申请加入中国科协，由中国科协常务委员会批准”。会员人数实际上只需要100人以上即可[13]，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科技史学者也抓住机遇，以钱先生为旗手集结起来，于1980年10月适时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
       钱先生对学会的筹备和创建起到了关键作用，事实上，从学会成立一直到他去世，他一直担负着中国科技史学科“学坛盟主”的职责[7]，起到了科学史学科的守护神和精神支柱的作用。
       钱先生在世时，科技史学会、科技史学科的关键决策、重要活动、重大项目，都曾得益于他的意见、推动和支持。席泽宗先生曾撰文回忆：钱先生担任学会首任理事长期间，对学会的大政方针和人事安排,都做了妥善部署,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6],他生前始终关心着学会的工作，学会前“五次大会都是在他参与领导下召开的”[2]。
       钱先生积极争取科学史学科的话语权，不仅通过自己的影响争取科学院领导和一批对科技史学科有感情的学部委员（院士）支持科技史学科建设和事业发展，还在推荐学部委员（院士）、辅助学科领军人物提升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3  对学科独立及人才培养体系形成的贡献
       1981－1985年，钱先生和王竹溪同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物理组组长，争取到在一级学科“物理学”下设立物理学史博士点。为今后科技史学科的学位教育奠定了基础。
       199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调整研究生专业目录曾在科技史界引发风波[14]。1996年8月30日，科学史所和学会联名以官方正式文件（（96）科史字(044)号）呈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阐述“将自然科学史学科合并为科学技术史归入哲学类”的危害，请求保持科技史一级学科的设置，未获答复。1996年9月，科学史所15位研究人员又联名上书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继续施压，但仍未见效。10月25日，时任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长路甬祥致函钱先生求援（图1）。11月8日，钱先生给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写了一封亲笔信（图2），文字不多，但字里行间透出威严：“闻贵会拟将科学技术史归于哲学类，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凡学科分类岂能望文生义，势必造成混乱”。这种严厉的措辞和直截了当的批评，在钱先生的文字中是极少见的。科学技术史学科后来能涉险过关、免于调整，继续保持一级学科的地位，钱先生的努力应起到了关键作用。

图1  路甬祥致钱临照函（1996.10.25）

图2  钱临照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函（1996.11.8）

       1981年钱先生在中国科技大学创设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最早在国内高校开展科技史研究生教育。1999年该研究室发展成为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40年来，该室（系）已培养科学史博士150多人、硕士200多人，许多人后来成为学会和国内科技史教研机构的领导人或学术带头人。其中，关增建、石云里、韩琦和李晓岑等人还当选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中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已然成为我国科学史领域最重要的研究和教学机构之一。目前，全国已有10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有科技史博士学位授予权，近3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科技史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钱先生在科技史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方面的历史性贡献值得同仁们铭记。
       钱先生任中科大副校长期间，曾撰写了《校所联合共同培养高质量的研究人才》的意见书，推动中科大恢复其所属院系与科学院研究所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办学传统。他率先在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研究生培养中实施“所系结合”的方针，聘任科学史所等单位的多位优秀学者担任研究生导师，如范岱年、杜石然和薄树人等。他还曾邀请席泽宗先生来合肥开设“中国科学史”课（图3），席先生虽不能接受这个邀请，但他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建议把张秉伦先生调到中科大讲授此课，张先生后来在中科大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席先生本人及科学史所各位先生赴中科大参加研究生答辩、开设讲座，心中油然而生一种“走亲戚”的感觉；科学史所前所长刘钝研究员曾兼任中科大人文学院院长，延续了“所系结合”的传统。
 

图3 席泽宗致钱临照函（1981.7.20）

 同样，对科学史所发展，钱先生也视为己任。在重大项目申请、研究课题咨询、学术会议组织策划、研究生论文审核等方面，他都尽力而为。如1994年科学史所申请科学院“九五”重大项目“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时，他欣然接受廖克所长、王渝生副所长之托，积极推荐支持；对科学史所研究人员取得重要成绩，他会第一时间写亲笔信致以祝贺和鼓励，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晚年。1997年，钱先生已经91岁高龄，行动、写字都有困难，但他还亲自给陈美东先生写信，对他主编的《中国古星图》一书表示赞许，令陈先生十分感动，长篇复函向钱先生道谢，并报告了一些重大项目的进展。上世纪80年代初，钱先生还曾应科学史所邀请帮助处理研究生李泽民学位论文审核和答辩碰到的难题。钱先生与科学史所历任所长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对所里工作的需要几乎是有求必应。而中科大的多位毕业生也先后充实到了科学史所的研究队伍里，有些还走上了学术领导岗位，很好地体现了“所系结合”的办学成效。
4  促进科技史研究队伍的团结
       钱先生“在科技史学会工作中最强调团结互助，友好交流。他以身作则，谦抑谅让，排难解纷，众人折服”[7]。钱先生曾提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物理学会初创时期，在叶企孙、吴有训等前辈的领导下，物理学界同仁们相互欣赏、团结向上，呈现出一派其乐融融景象，哪怕抗战和内战的艰难困苦也没有消磨掉大家的研究兴趣，同仁们在困境中依然兴致勃勃地召开年会、交流学术。钱先生非常希望科技史学会也能形成团结向上，专注学术的氛围。他担任学会首任理事长期间就把“团结”作为学会的六项主要工作之一[15]；他应邀在学会三届一次会议上讲话，再次强调“希望全国科技史工作者团结起来，同心同德，促进我国科技史事业的发展和繁荣”[16]；他给一些研究机构领导人的信函中总是勉励大家团结一心、推动事业发展。
       钱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又公正豁达的长者，深得科技史界学者们信任和拥戴，同仁们有问题、有疑惑、有想法、有心得、有矛盾都愿意向他倾诉，钱先生总是从学术理性和事业发展的高度及时回复，提供他的意见、建议和帮助。钱先生85岁之前，健康状况不错，视力听力均无大碍，思维清晰敏捷，案头文牍应付裕如，一直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1992年一场大病后，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有时不能立刻回复信函，他会在来信信封上做出标记，精神状态好时再回复，或口述意见请学生打印出来，他审核修改后签名。
       一般情况下，他的意见同仁们都会照办，只有极少例外，比如戈革与王福山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传记》（钱临照、许良英主编）合作撰写《海森伯传》时，就曾因意见严重分歧，产生矛盾。刚直的戈革先生与出面调解的老朋友许良英先生一度也闹得不快，最后“官司”打到钱先生跟前。对于这类“不可调和”的矛盾，钱先生也能处之泰然，倾听、安抚，之后做冷处理。后来，海森伯传另起炉灶，戈、王两人稿件均搁置不用，避免激化矛盾。同样的例子还有对待物理学界“李、杨之争”的态度。钱先生尝言：“李、杨之争”，周总理都调解不了，其他人能有什么办法！他要求中科大科学史研究生在当事人在世时不要碰“李、杨之争”的题目。
       钱先生得到了科技史同仁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爱戴。学会至少两次给他发了正式的致敬信：一次是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另一次是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在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召开前夕，中国科技史学会在钱先生的主导下，成功化解了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名号可能带来的冲突，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维护了中国科技史研究队伍的团结，也稳定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际交流大局。在此背景下，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开得非常成功。钱先生因健康原因不能莅会，但他给大会写了寓意深刻又热情洋溢的祝词（图4），这份祝词在开幕式上由王渝生秘书长做了宣读。祝词最后写道：“深圳地处我国南方，春光来早，花木多姿，会议诸公允宜于工作之暇，涉趣庭园，赏草木之葱茏，浴南国之朝阳，是为祝，欢呼大会圆满成功，祝各位身体健康。”文采斐然的文字配上王渝生秘书长声情并茂的朗读引发全场欢声雷动，中国科技史研究队伍的士气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大会组委会发给钱先生的致敬信里有这样一段话：“正是由于您的努力，国际中国科学史系列会议才得以延续下去，这是海内外所有关注中国科技史事业的人们所感激不尽的”。了解这段历史的同仁们当会同意这段话洵非虚誉。
 

图4 钱临照致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祝词

 钱临照先生在学会和科技史学科发展诸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难以替代的。有他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学会早期发展阶段掌舵和擘划是中国科学史界的幸事。
 
致谢：感谢刘钝研究员和关增建、石云里教授和的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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