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德 德先生
今天，互联网已经深深地融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从1994年4月中国实现了与Internet的全功能链接，到2017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20多年来中国正在由互联网大国向互联网强国迈进，成为世界上网民人数最多，联网区域最广的国家，对于中国互联网的变化和发展而言，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今天这一切的成就来之不易，为了中国互联网的接入，有一个人和同事们准备了整整15年。
他是李克强总理点名会见的四位中国互联网精英中唯一的院士，短短8分钟给总理提出了4个“考题”；他每天花3小时泡在网上，通读所有互联网企业家传记，与一批国内互联网领军人物都是好朋友，他的主题演讲曾被马云称为“院士的单口相声”。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中国通信事业的发展有他默默耕耘的足迹，中国通信事业的辉煌有他无私奉献的背影。他就是被称为“国民互联网导师”的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为国不惜推翻自身研究成果
1943年，邬贺铨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的一个邮电世家。小时候他有一个快乐幸福的大家庭，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和三个弟弟。不幸的是，1957年和1958年，他的父母因病相继去世，兄妹7人一下子没有了经济来源，当时邬贺铨才上高一，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成绩优秀的他只得退学，改上中专广东邮电学校。当时，他学的是市话专业，实践内容是跟队搭建通信线路，也就是从那时起，命运将邬贺铨的一生与通信联系在了一起。
1955年，邬贺铨（前排左一）与哥哥、姐姐、弟弟合影
中专毕业后，邬贺铨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了后来的武汉邮电学院。大学毕业后，邬贺铨抱着“一切听从组织安排”的心态，被分配到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第一研究室的制式组。他的工作是设计系统方案，提出通信系统的技术要求、指标分配等。这段工作经历对他后来的研发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模拟载波通信原理对他后来理解数字通信和波分复用WDM系统及指导这一系统的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邬贺铨看来，作为科学家最重要的素质是不断学习。1969年，邬贺铨被分配到四川眉山原邮电部505厂工作，作为技术员的他和许多新老同事一起进行科学研发。许多同事严谨的工作作风，尤其是老同事的认真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经过6年的磨练，通过一件件小事，使他摆脱了眼高手低，养成了谦虚谨慎、勤奋好学的作风，而这些正是他走向成功的起点。
1975年4月，邮电部在重庆召开了一个名叫“754”的会议，讨论中国的数字通信标准何去何从，这关系到中国数字通信体制未来的方向。
时年32岁的邬贺铨在会上作报告，力主从美国标准转为欧洲标准。他的发言让不少人感到吃惊，因为在此之前，他和同事们研究的是美国标准，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创新。可以说，他的做法意味着推翻了自己原先的工作成果。
“实际上，我们的成果是介于欧洲和美国的技术之间，好像是有了创新，但实际上是为了躲避一些技术上的矛盾。不成为国际标准，就很难成为国内标准。”多年后，邬贺铨仍然直言不讳，以科学的态度给予解释。
这次会议认可了邬贺铨的提议，我国数字通信体制将美国、日本都在使用的24路标准摒弃，选择了当时只有欧洲使用的30路标准。对于中国数字通信的发展来说，值得载入史册。
当年，邬贺铨负责主攻国内首批PCM30路的产品研发。在鉴定测试之前,很多外单位来的人都不相信,认为他们做不出来。结果是一测试,最难的指标不但达到了,还有富余。有些人认为常温下可以, 温度试验肯定通不过,于是在鉴定时同时做高低温试验,结果高低温也是好的。
经过3月多月的试验、测试、现场鉴定，国内首批PCM30路产品被生产出来，开始装备国内通信网，该系统最后获得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
为了中国互联网的接入，整整准备了15年
1994年4月20日，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中国正式与国际互联网接轨。这背后，邬贺铨及其同事们，为了中国互联网的接入，已经准备了超过15年。
1979年，邬贺铨和他的团队被调整到成都邮电部五所。他担任数字通信研究室主任，该室的任务是把30路重新做成小型化，同时研制480路数字复用设备，以及60路复用转换设备。那时，国内开始提出从模拟网过渡到数字网，要把载波60路转变成数字60路，他主持开发出国内第一个60路复用设备。不久后，又开始研发中国第一套SDH设备，为日后他最早从事的ISDN（“一线通”上网技术）的研究打下基础。
20世纪90年代上网的普遍方式，你还记得吗？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邬贺铨敏锐地发现，国际数字通信技术正在发生变化。在PDH标准下，电子器件限制了对光纤的容量的利用，而且PDH预留的网络管理信息很少。当时美国首先酝酿Sonet（同步光纤网络，是连接光纤传输系统的标准），国际电信联盟远程通信标准化组织也在研究SDH（同步数字体系）。于是邬贺铨提出改变原有研发计划。
由于当时中国没有SDH的专用芯片，要实现SDH的指针调整十分困难，但从不服输的邬贺铨宁可冒着完不成攻关任务的风险坚持了下去, 他的想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缩短与国外的差距。
邬贺铨上世纪90年代在电信研究院做SDH设备测试
1991年，他和团队终于如期研制出了STM-1/STM-4复用设备样机。当设备出现在国际展览会上时，一家外国公司的同行不禁惊呼：中国也能生产出这种东西来？
老外为什么感到很惊奇？因为第一批国际标准是1988年底才批准的, 五所“七五”SDH攻关验收是1991年, 在这两年时间里很多国外公司都还没有做出设备来, 邬贺铨他们已经做出来了,而国外真正的产品进入市场是1993年。中国在同步数字通信上，与世界站在同一时间窗。
事后在给邮电部的报告中，他建议将我国的攻关方向转向SDH，被邮电部采纳，为我国光通信事业赢得了时间。
今天说起来，事情似乎完成得很简单，但是邬贺铨作为国家攻关项目小组负责人，要做出一个改变的决定需要下很大的决心和勇气。
无论是沿着PDH的路走下去还是转而去研究SDH，他都同样没有成功的把握。但有一点，走PDH的路毕竟是他研究过多年的，也是他熟悉的领域。但是研究SDH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那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一旦失败，最后的责任可能都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邬贺铨说，越是做得好的时候越不容易放弃。一句话道出了事情的真谛。
1997年4月，四项工程被评选为我国1996年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成攀SDH工程”位列其中,被评价为“使通信技术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中国人从最早的拨号上网，到ISDN一线通、宽带ADSL、光纤入户、3G网络、4G网络、移动互联网乃至今天的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邬贺铨面临的更多的是对“过去自己”的一次次颠覆。
国民“互联网导师”
早在2003年，中国还没有3G的时候，作为战略研究者，邬贺铨便组织起草一批互联网基础研究的课题。同年，作为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起草组成员，他提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的重大专项，项目定位就是3G、4G，甚至5G。纲要于2006年颁布，预计到2020年将中国建成无线通信强国。
在2014年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这位老一代电信领域权威专家力挺电信、金融等传统垄断行业挑战者——互联网企业。40分钟的主题演讲，被马云称之为“院士的单口相声”。
大会结束后，他被邀请与李克强总理座谈。面对李克强总理，仅有8分钟发言时间的邬贺铨俨然一位企业家代言人，提了三个建议，每一个又关乎互联网企业，又要求政府“作为”。
他在互联网界的身份，更贴切的是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然而，对这一角色他也曾有犹豫。但是，他保持了自己一贯的互联网式创新个性，从一个电信领域的传统专家，完成服务互联网企业的“转身”，引领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方向。
百度搜索他的名字，相关词条近2000万条，所有搜索几乎都是他在各大论坛、院校等公开场合对科技发展的观点陈述。
邬贺铨曾被邀请到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啦》做客，在节目上他提到：“互联网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你必须要有你的创新。”
邬贺铨登上央视《开讲啦》
邬贺铨十分看好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未来的互联网绝对不是现在我们想象这么简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还会更快。其实互联网整个发展是一个接力的过程，后面还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投入进来。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平台，只要有好的创新思维，互联网什么都可以实现。”
在他看来，互联网要传递正能量，善于用老百姓的话来讲，讲那些生动的东西，讲老百姓身边的事情。
当谈到中国互联网发展遇到阻力怎么办时，他说：“会有不同声音，没关系，不断修正。”另一方面，他又批判各类保守、不变革。“颠覆”在他身上随处体现，期待深化，期待改革之心赤子一般。
作为一名科技人员，邬贺铨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国家在该领域的科技水平能更上一个新台阶。作为中国互联网协会的理事长，邬贺铨努力为互联网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维护互联网健康向上的发展环境。作为一名普通网民，他和我们一样，希望上网速度更快、更便捷，希望我国网络强国建设方向步伐更加稳健，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
登得高才能望得远，这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但是在科研领域，要登高谈何容易。邬贺铨就是靠着不间断的学习与求教，靠着一种持之以恒、不懈努力的精神，才最终走向科学研究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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