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你的研究》

作者：理查德·W·汉明博士

嘻哈翻译

——开场白——

主持人阿兰·奇诺维斯先给汉明戴了顶高帽子：

“各位同事，今天咱们把老爷子请回来，那是相当给面子！这位爷当年在贝尔实验室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写过七本书，三本已经再版，简直是行走的印刷机……”

——正文开始——

先打预防针

今天不讲“怎么管科研”，只聊“你怎么才能搞出大新闻”。我说的“大新闻”不是灌水文，而是那种能写进教科书、让后人把你名字当单位用的活儿——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香农的信息论那种。

我为啥研究这事儿？

当年在洛斯阿拉莫斯（造原子弹那地儿），我给大佬们跑腿开计算机。眼看费曼、费米、奥本海默在那儿谈笑风生，我却是个打杂的，心里那叫一个酸：凭啥他们就能上天，我就只能拧螺丝？于是我开始琢磨——“到底差在哪儿？”

别把锅甩给运气

一说“大成果”，很多人就躺平：“那是人家命好。”

兄弟，爱因斯坦一辈子整出多少活儿？次次都靠扔骰子？

巴斯德早说了：“运气只爱有准备的脑袋。”牛顿更狂：“要是别人跟我一样拼命，也能整出来。”

脑子够用就行，关键看胆儿

智商？在座各位都够用了。

真正缺的是胆子。

香农当年搞信息论，直接甩一句“咱先随机编码”，然后证明“平均下来这码贼好”，于是一定存在好码——这脑洞得多大？

很多天才不是败在智商，是败在不敢想。

年轻真香？

理论物理、数学确实吃青春饭，但音乐、文学、政治往往越老越妖。

早出名也有坑：拿了诺奖后，大佬们天天被拉去开会，回头一看，自己再也静不下心捡芝麻，只能盯着大西瓜，结果反而颗粒无收。

记住：参天大树都是从小树苗开始，别一上来就想抱个原子弹。

条件太好不一定是好事

剑桥实验室最破的时候，出了最牛的结果。

当年贝尔实验室不给我配程序员，我被迫琢磨出“自动编程”，结果后来这技术成了香饽饽。

看见没？被逼出来的才是真本事。

把“加班”玩成“复利”

爱迪生说：“天才是99%的汗水+1%的灵感。”

约翰·图基（统计学大牛）每天比我多学一小时，十年后我拍马都赶不上——知识这玩意儿利滚利，跟余额宝似的。

但别瞎卷，得卷对方向。

要敢“脚踩两只船”

好科学家都同时揣着十几二十个“重要问题”，看到新苗头立刻扑上去。

别像伯克利那帮哥们，手里握着裂变数据却没及时算，结果被欧洲人抢先——煮熟的鸭子飞了。

开门还是关门？

关上门今天多干俩小时，十年后你都不知道该干啥。

开着门老被叨扰，却偶尔能听到“世界需要什么”。

据统计，最后搞出大事儿的，多半是门常开的主。

把小事整成大新闻

当年我硬着头皮用数字机算积分，发现结果跟破模拟机一样。

转念一想：咱得证明“数字机能干翻模拟机”，于是重写算法，整出一套“汉明积分法”，后来被人用了好多年。

结论：换个角度，小破题也能整成大新闻。

光干活不行，还得吆喝

论文写得像天书，评审翻两页就扔——白瞎。

标题要炸，摘要要香，PPT要闪，报告要嗨，让人一听就记住：“哦，这是那谁谁谁干的！”

不会讲？练！我第一次上台吓得腿抖，练了几十场后也能谈笑风生。

周五下午“吹牛时间”

我给自己定规矩：周五午饭后只聊“大想法”。

比如当年我预言“以后九成实验都在计算机里跑”，领导说我疯了，现在嘛……真香。

你得常常抬头看路，别老低头拉车。

怎么“调教”老板

有人周五非要我交报告，我直接拖到下周一。

老板发火？我当面把结果甩给那人，再拉着老板看：“您瞅瞅，他周末根本不来加班，凭啥让我周五通宵？”

从此老板学会尊重我的deadline。

记住：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得哭得有技术含量。

值不值？

我问过无数大佬：干一票大的爽不爽？

他们都说：爽翻，比红酒美女摇滚乐还嗨！

当然，过程肯定掉头发、失眠、胃溃疡，但回头一看——值！

为啥很多人折在半道？

a. 缺执念：白天上班摸鱼，晚上回家带娃，永远打不出暴击。

b. 跟系统较劲：非得穿拖鞋背心上班，结果秘书都不给你好脸色。

我当年也牛仔靴大银扣，发现IBM前台小姐姐总把我排最后，立马改西装，效率嗖嗖的。

c. 总给自己找台阶：“我这是运气不好”“体制问题”——骗哥们可以，别骗自己。

七年换赛道

一个领域撸七年就差不多榨干了，赶紧换地图。

香农离开贝尔实验室那天我就说：“他科研生涯结束了。”果不其然。

你得每隔几年就把自己从“大牛”打回“小白”，才能继续开新坑。

管理 or 科研？

想当总裁，就别惦记诺奖；想当诺奖得主，就别惦记总裁。

愿景小，单干；愿景大，就得带团队。

别两头都想占，结果两头都翻车。

环境逼你飞

周围一水儿的大神，你都不好意思摸鱼。

我当年看物理那桌人散了，立马换到化学桌；看化学桌也凉了，再换。

跟着牛人混，自己也能涨牛气。

——Q&A 快问快答——

Q：压力大会不会崩？

A：会崩，但想成大事，就得扛。想养生，回家泡脚去。

Q：年轻人怕卷怎么办？

A：战后那批人胆子大是因为刚赢完世界大战，现在没这Buff，我也无解，但别拿“时代”当遮羞布。

Q：管理有用吗？

A：对个体来说，管理是空气阻力，该飞还得飞。

Q：要天天头脑风暴吗？

A：别整那虚的，找几个真能互相点炮的哥们，聊就行；别找那种只会“对对对”的捧哏。

Q：时间怎么分？

A：早期：一半干活一半吆喝。现在：至少一半时间包装。酒香也怕巷子深。

Q：读多少文献算够？

A：读太多容易跟人家跑，先自己想，想不通再查。别一上来就Google，搜着搜着就把自己搜没了。

Q：怎么让名字成单位？

A：先整出大活儿，再让哥们帮你吆喝——图基就这么把我名字挂窗函数上了。真·老铁。

Q：写书还是写论文？

A：短期刷存在写论文，长期留名写书。知识爆炸时代，后浪需要省流版经典。

——结束——

老爷子最后甩一句：

“道理我都讲完了，简单吧？简单到让人不敢相信。可为啥大多数人还是做不到？——自己去照镜子。”

你和你的研究

作者：理查德·W·汉明博士

（贝尔通信研究座谈会演讲，1986年3月）

——主持人开场——

阿兰·G·奇诺韦斯（贝尔通信研究副总裁）

各位同事，也向今天特地赶来的许多贝尔实验室老同事问好！能把我的老朋友、老同事理查德·汉明请回来，实在是喜上加喜。迪克是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永远的传奇，不用我多说。他本科在内布拉斯加和芝加哥，博士在伊利诺伊，随后进了洛斯阿拉莫斯项目；1946年加入贝尔实验室，我就在那儿认识他——当时我们物理组天天中午凑一桌吃饭，这数学组来的怪人每次都乐意跟我们混。我们巴不得他来，因为他总能带来各种离经叛道的想法，那午餐吃得叫一个刺激。

这些年我们专业方向没太重叠，但我每次在走廊里碰到他，心里都油然而生敬意——七本专著，其中三本已经出第二版，这产量和影响力摆在那儿。我最后一次见他大约是十年前在都柏林一个小型会议上，他依旧风趣得要命。我记得他说：“有看不见的光、听不见的声音，也许还有人类想不到的计算机思想。”有汉明在场，连电脑都省啦！好了，废话少说，掌声欢迎迪克！

——演讲正文——

开场白

谢谢大家。我恐怕配不上这么隆重的介绍。今天题目叫《你和你的研究》。注意，不是“如何管理科研”，而是“你一个人怎么搞科研”。我要聊的是“顶级研究”——不需要真拿诺奖，但得是那种写进教科书级别的活儿：相对论啦，香农信息论啦，诸如此类。

我怎么开始琢磨这事儿的？当年在洛斯阿拉莫斯我负责开计算机，让物理学家们腾出手干正事。我意识到自己就是个打杂的。明明身体一样，人家却跟我不同。我酸啊！于是开始观察：费曼、费米、泰勒、奥本海默、贝特（我老板）……我想弄明白“为什么他们能，而我不能？”

到了贝尔实验室，我进了高产部门：部门头儿是博德，香农也在。我继续问“为什么？”读传记、自传，逮人就问：“你怎么搞出这玩意的？”今天就把我这些年攒的观察摊开来聊。

为什么这个话题重要？每个人就这一辈子，就算信转世也帮不了下一辈子。干嘛不在这辈子整点大动静？我主要聊科学，但这些话对很多行当都适用。

为了把话说到你个人身上，我得用第一人称。你得先放下谦虚，对自己说一句：“对，老子就想干票大的。”社会不鼓励你这么想，好像伟大全靠运气砸脑袋。我说，干嘛不主动瞄准？心里偷偷立个flag又不犯法。

先说心理阻力。很多人觉得伟大全靠运气。可你看看爱因斯坦，一辈子多少好活？全是运气？香农也不是只搞了信息论，之前还弄了密码学的活儿。好科学家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出活儿。巴斯德说：“运气偏爱有准备的脑袋。”牛顿更狂：“别人要跟我一样想破头，也能得出同样的结果。”

年轻时敢独立思考，敢追着跑，几乎是所有大科学家的共性。爱因斯坦十四岁就琢磨“要是跟光速并肩，电磁波是啥样？”他早看出矛盾，后来才憋出相对论。

再说“脑子够用就行”。在座各位智商都溢出。但伟大靠的不是纯智商。数学物理里智商≈符号运算力，其他领域未必。比如比尔·普凡，搞区域熔炼的那位，那天来我办公室，方程写得磕磕巴巴，话也说不利索。我觉得他问题有意思，回家整了整，又教他上机算，结果人家把能拿的奖拿了个遍。一旦上路，害羞、笨拙全没了。

还有个叫克洛格斯顿的，我初见时觉得这人不行，同事也说读书时就那样。要是我早把他开了，结果人家憋出Clogston电缆，后面好点子一串一串。

成功科学家共有的一个特质是勇气。香农的大定理：先瞎搞一个随机码，然后证明“平均码极好”，于是一定存在好码——没胆谁敢这么想？

年龄问题。物理界总嚷嚷“年轻不整，一生白给”。确实，爱因斯坦、量子力学那票人出活儿时都嫩。但音乐、文学、政治往往越老越妖。为啥？早出名后被拉去开会、领奖，时间被切成渣。诺奖得主布拉顿领奖时含泪说“我不会让诺奖毁了我”，几周后还是毁了。香农信息论之后憋不出“下一部”，就是嫌小活配不上自己。记住，参天大树得靠小橡果。

工作条件。多数人以为最好的条件其实最坑。剑桥物理实验室当年破棚子里出了史上最牛物理。我自己早期，贝尔实验室不可能给我配一大票程序员。我纠结半天：西海岸飞机公司能给编制，可那儿人无聊啊！最后逼自己：既然机器啥都能干，干脆让它自己写程序！于是早早搞出自动编程。表面是坑，换个角度就是金矿。

再说干劲。几乎所有大牛都精力爆表。我跟约翰·图基干了十年，他比我小几岁，却懂得比我多得多。我冲进博德办公室：“他咋学的？”博德笑：“你要是像他那么玩命学十年，你也行。”知识产出像复利——每天多学一小时，几十年后差出好几倍。我后来真拼命，确实能干更多活，就是老婆偶尔抱怨。

爱迪生说“天才是99%汗水+1%灵感”。可劲儿得用对方向。好多同事跟我一样加班，却成果寥寥，因为使蛮力没使对地方。

再聊“模棱两可”。大多数人喜欢非黑即白，大科学家却特能容忍灰色：信理论到敢往前走，疑理论到能挑错。达尔文自传里说，他把反驳自己理论的证据一条条记下来，不然大脑会自动过滤。伟大的贡献很少是多算一位小数，而是发现“这玩意儿不对劲”。

情绪投入也必不可少。创造力来自潜意识。你日思夜想，潜意识被按着头替你干活，早晨醒来答案就冒出来了。要是白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潜意识就摸鱼去了。

我当年混物理饭桌，听肖克利、布拉顿、巴丁他们侃大山，学到不少。后来诺奖来了，人散了，我就换到化学桌。我问他们：“你们领域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你们现在在干啥？要是不重要，你们待在贝尔实验室干嘛？”一周后人家不跟我吃饭了。秋天，戴维·麦考尔拦住我：“你那话让我想了一暑假，虽然没换课题，但值！”后来人家当上了部门头儿，进了工程院。剩下那桌人，我再没听科学圈提他们的名字。

不啃重要问题，几乎不可能出重要成果。重要问题必须“有抓手”。贝尔实验室当年没人碰“时间旅行、瞬移、反重力”，因为不知道从哪下手。重要不在于后果多大，而在于有合理攻击路径。大多数科学家天天忙的事，他们自己都觉得不重要，也不信能引出重要问题。

得种橡果。你不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但得站在山顶等雷劈。别老窝在山谷安全区。

我后来给自己设“周五下午大思维时间”，只聊大话题：计算机对AT&T的意义啦，科学怎么被计算机改写啦。我曾预言“九成实验将在计算机上跑”，领导说我疯了，后来真香。

顶级科学家心里常备10到20个重要问题，一看新苗头就扑上去。传说的恐怖故事：洛斯阿拉莫斯那帮人本来手里有裂变数据，就是没及时分析，让欧洲人抢先。机会来时，他们脑子里早有预谋，立即清空桌面，全力追击。当然多数时候扑空，但只要中几次就名垂青史。长寿也是秘诀！

再观察一个现象：关着门干活的人，今天明天产量高，十年后却不知道啥问题值得干；开着门老被干扰的人，偶尔听到线索，结果十年后干的事更重要。我证明不了因果，但统计上就这么邪门。

歌里唱：“关键不是干啥，而是咋干。”举我自己的例子：军方让我用数字机算积分，模拟机算不动那种。我吭哧吭哧算出来了，突然意识到：回头写报告，模拟机那帮人会来挑刺。于是把算法重写，搞出优雅理论，结果一样，但后人叫“汉明积分法”。

早年我在阁楼机器上连刷题，周五回家却抑郁：难道一辈子就刷题？我决定升级目标：批量解决明年未知问题。于是研究通用方法，把单个问题当一类问题的特例，后来省事又高大上。记住：好工匠不怨工具，换个角度看问题，能让别人踩你肩膀继续往上爬。

现在说个恶心但必须的话题：光干活不够，你还得“卖”。科学家不爱听，但现实是，人人都忙，你得写得漂亮、讲得动听，人家才肯放下手里活来看你的东西。

卖东西有三招：写清楚、正式报告讲得好、茶歇闲聊也能忽悠。我们很多“后室科学家”开会不吭声，三周后才写报告说“早该这么干”，黄花菜都凉了。

我第一次上台差点吓哭，后来咬牙练，逮着机会就讲，慢慢面不改色。研究为啥有的报告被人记住，有的被忘：大多数人讲得太专太干，观众要的是大图景。先画蓝图，再给轮廓，最后细节，这样听众才能记住“这是乔的活儿”。

总结：得啃重要问题。我不否认运气，但相信“运气爱有准备的脑袋”。我每周五下午雷打不动“大思维时间”，把10%的时间用来琢磨方向。早年间我嘴上说着要去A，却埋头往B跑，蠢到家。于是调整方向，真的往重要的地方跑，就这么简单。

你可能会说：“我身不由己！”刚入行确实，但等你小有名气后，需求多得你挑不过来。给你讲个“教育老板”的故事：

某周五，军方要我下班前交结果，我手上正忙着给科学家跑数据。我说“周一给”。他找我的老板谢尔库诺夫告状。老板让我必须周五交。我当场给军方结果，然后拉着老板看：“瞧，他啥也没拿，我已经给他了。”周一老板电话问那人：“你周末加班了吗？”那人说“没有”。从此老板松口：“你自己设截止期。”

早期机器资源紧，我老得说“没机器”。我让同事去跟副总裁告状：“汉明需要机时。”没多久，机时批了。

我还规定：谁用我们程序员的，发论文必须署名致谢，不然别再想拿支持。两年后我统计《贝尔系统技术期刊》致谢程序员的比例，拿给老板看：“瞧，计算在贝尔实验室就是这么重要。”老板只能点头。你可以从下往上教育管理层，就是费劲。

最后问：值得吗？

我问过很多人，只要他们放下谦虚，都会说：“干票大的，爽翻！”领导们老去实验室晃，就是想蹭那种发现的快感。

当然，样本有偏，我没敢去问那些没干出来的人。但我坚信值得，因为真正价值在奋斗过程，成功和名声只是分红。

道理都讲了，简单吧？可为啥那么多聪明人没干出来？

第一，缺执念。很多人天赋爆表，但下班就回家带娃，浅尝辄止。能干大事的人，能力未必最强，但执念最深。

第二，性格缺陷。

我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遇到一位计算中心主任，临时当校长助理，前途无量。他带我进办公室炫耀：秘书效率低，他自己用字处理器写信多快。我背后问秘书，秘书说“他把信全摊地上，我根本插不上手”。我劝他：“你单打独斗就到单打独斗的极限；学会用系统，才能借系统之力。”他没听，后来也就那样了。

很多好科学家跟系统死磕，而不是学会利用系统。系统很大，会用就能借力。要有耐心，学会让系统替你干活。真想干成什么事，别问，直接干成既成事实给老板看。

另一个缺陷是“自我膨胀”。我当年在IBM用机器，穿一身牛仔，发现前台小姐姐总不给我好时段。一测，果然吃亏。不是副总裁整我，是前台小姐姐觉得我不像正经人。我纠结半天：是坚持自我还是效率优先？最后决定“表面从众”，立马享受VIP待遇。现在老了，反而可以随便穿，因为已经是大佬。

约翰·图基永远T恤短裤，去重要办公室，别人得花好久才意识到“这是大神”。他浪费了多少精力？我当年哄秘书讲笑话，后来复印室爆满，秘书专门开车一小时去分部帮我复印——这就是平时攒人品的回报。

别把精力耗在跟系统的小打小闹上。有人申请自行车当交通工具，行政要他画路线图、填保险、找车位，最后自然不了了之，他也当上了贝尔实验室总裁。

巴尼·奥利弗给IEEE写信，抱怨期刊尺寸和书架不匹配，让老板签名发出去，至今不知原件寄没寄。我不是说别改革，而是说：你真想改系统还是想当顶级科学家？选一个。别整天小打小闹，把精力耗光。

偶尔调皮可以，但别让怪癖成为无谓的阻力。愤怒最没用，幽默可以，愤怒不行。

要学会看积极面。我前面举了无数例子：缺程序员逼出自动编程；没机器逼出高效算法……再说个：我特爱面子。休假前我到处吹牛：“回来必交书稿！”于是天天熬夜写，真写完了。我还经常拍胸脯：“周二给你答案！”其实不会，但被逼到墙角，往往能爆发。要学会把自己逼上梁山。

人类最擅长自我欺骗。没赶上首发？能找一千个借口。别骗自己，对自己诚实点。

总结：为啥很多人临门一脚踢飞？

不啃重要问题

情绪投入不够

不肯换个角度看难题

老给自己找借口

把锅甩给运气

我都说清楚了，去吧，去成为伟大的科学家！

——正式演讲结束——

阿兰·奇诺韦斯：

好，这可是足足五十分钟的浓缩智慧，满载您传奇一生的观察。我一边听一边数不过来到底多少句直戳心窝。其中几条格外应景——比如您呼吁增加计算机算力，今早我就被好几拨人反复念叨，耳朵都起茧了。三十年前您就喊的事，到今天仍旧一针见血。我们能从您这番话里挖出无数教训。其中一条，我以后在走廊里溜达时，希望别再撞见那么多紧闭的房门——您这条观察太有意思了。

汉明：

先回应阿兰关于计算的话题。当年我在研究部管计算，连续十年跟管理层吼：“把那破机器搬出研究部！我们天天被逼跑题，根本腾不出脑子搞研究，全耗在伺候机器！”终于有一天上头听进去了，要把计算整块迁走。我立马成了众矢之的，大家差点踹我——毕竟玩具要被没收。我冲进埃德·戴维的办公室：“听我说，埃德，你得给研究员留台机器。你要是给他们巨无霸，我们又会陷回老路：光维护机器没空思考。给他们最小最破那台就行，这帮家伙精得很，会逼着小机器干大活，而不是靠堆算力。”依我看，UNIX就是这么来的。我们给了他们一台不大不小的机器，他们决定让它干大事——于是捣鼓出一个系统，叫UNIX！

阿兰·奇诺韦斯：

我非得接您这句。迪克，眼下我们一边跟监管条框缠斗，一边被行政红线勒得喘不过气，我们一位抓狂的副总裁甩出一句金句，我反复引用：“UNIX从来不是交付物！”

观众提问1：个人压力有没有影响？

汉明：

有影响。如果你不投入感情，那就没压力。我在贝尔实验室那些年，几乎年年胃溃疡。后来去了海军研究生院，节奏慢下来，身体才好转。但要想当顶尖科学家，就得咬牙扛压。你可以过舒服日子，当好人，可正如里欧·杜罗彻说的：“好人垫底。”想过得惬意、天天娱乐，那就去过吧。

观众提问2：我们这些头发花白的还好，可年轻人现在担心在高压环境里冒险，您有什么高招？

汉明：

我引用埃德·戴维的话：他担忧整个社会勇气的流失。我们确实经历过周期。战后、洛斯阿拉莫斯刚造完原子弹、雷达也搞出来，那时冲进数学部和研究区的，是一帮胆大包天的家伙。他们刚打完胜仗，见过大世面，自然敢冲。我没法复制那段历史，也不能责怪当下这代人。他们确实缺乏追求伟大的冲动，少了那份勇气。但我们当年因为环境特殊自带buff：苦战多年赢下战争，成功给了我们胆量和自信。于是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实验室井喷式高产。许多技能是被逼学的，许多门是被迫开的，后来全成了财富。现状如此，我不责怪年轻人，只是陈述事实。

观众提问3：管理层能做点什么？

汉明：

管理层能做的极少。如果你想聊“如何管理科研”，那得另开一场讲座。今天讲的是个人如何无视管理层、无视阻力，自己把顶尖研究干出来。就这么简单，也这么难。

观众提问4：头脑风暴要天天搞吗？

汉明：

曾经流行过，但收益并不明显。我个人喜欢找人一对一聊，但一大群人头脑风暴多半浪费时间。我会找聪明人：“嘿，我觉得这儿有料，你看是不是……”然后来回碰撞。你得挑人，别找那些只会“对对对”的吸声器。找能把你点燃的人。像约翰·皮尔斯，你跟他聊两句立马来电。我定期去找埃德·吉尔伯特，问问题、听反馈，回来就带劲。我挑人极严——吸声器是祸害，他们光占空间不点火，新想法进去就灭。我见人就得聊，得问，得借光。这次来访，我已经记下几本回去必读的书。

观众提问5：你怎么分配阅读、写作和真正做研究的时间？

汉明：

早年我觉得至少得花与做研究同等的时间去润色与宣讲。如今，至少一半时间得花在包装上，数字很惊人。

观众提问6：文献工作得花多大功夫？

汉明：

因领域而异。贝尔实验室有位绝顶聪明的人，整天泡图书馆，啥都读。你要查文献，他张口就来。但我断言：长远看，不会有什么效应以他命名。如今他退休当兼职教授，写过不错的文章，可就是没有“某某定理”。他读太多，思想被前人框住。想有新想法，就得把问题想清楚后先别看答案，别被别人的思路绑架。当然得跟进领域动态，但读是为了找问题，不是直接抄答案。读法比读量更关键。

观众提问7：怎么把名字挂在成果上？

汉明：

靠干出大活。给你讲“汉明窗”的来历。我老挤兑图基，他普林斯顿打来电话：“我整理功率谱，能不能把你那窗叫‘汉明窗’？”我说：“得了吧，约翰，我就干了点边角料，你才是大头。”他说：“对，可你平时贡献小砖小瓦不少，该留名。”于是就有了hamming window。我还老逗他：真正大牛得名字小写，像ampere、watt、fourier，那才是境界。于是“hamming window”就真小写了。

观众提问8：演讲、论文、写书，哪个更管用？

汉明：

短期刺激看论文，明天就有人跟进。长期留名靠写书。知识爆炸时代，后浪需要导航图。从牛顿到现在，知识大约每十七年翻倍，靠分专业硬撑。再翻二十次，一百万个专业，人类扛不住。未来的经典是那些把当下知识去粗取精、去重就简、把核心思想说清的书。公开演讲、私下交流、发表论文都重要，但长远看，能把非本质内容砍掉、把本质说透的书，比堆砌大全的书更有价值。没人想知道那么多企鹅的事，只想知道精髓。

观众提问9：诺奖带来的名气毁掉职业生涯怎么办？这似乎是名气的大问题？

汉明：

可以每七年左右彻底换方向。我自己从数值分析跳到硬件，再跳到软件，如此循环。人会把旧领域的点子榨干。换到新领域，你得重新当菜鸟，又能种橡果。香农离开贝尔实验室那天我就说：“他科研生涯结束了。”朋友骂我，说他脑子一样灵。我说：“脑子灵没用，科研生涯到头了。”人得逼自己换地图。等你把老招术用烂，世界已转向，你还按旧方向行军。

我当年把纠错码搞起来后，就禁止自己再读该领域论文，逼自己干别的，连瞄都不瞄。我管自己，因为我知道自己毛病多，得自我管理。

观众提问10：科研与管理如何权衡？

汉明：

想当顶尖科学家，就别惦记当总裁；想当总裁，那是另一条赛道。我并不是反对当总裁，伊恩·罗斯当贝尔实验室总裁就干得挺好。但路径得清晰。年轻时你可能想当科学家，后来也许会变。当年我问博德：“你干嘛当部门头儿？当科学家不好吗？”他说：“汉明，我对贝尔实验室数学该是什么样有愿景。要实现这愿景，我得当头儿。”当你的目标超过你个人能扛的份量，你就得往管理走。目标越大，管理职位就得越高。如果你对整个实验室、整个贝尔系统有愿景，你就得坐到那个位置去推动。从底层很难撬动大船。我躲着管理，是因为我喜欢单枪匹马。我选的路有偏见，但每人都有权选。关键是选了就别两头都想要。

观众提问11：周围人的高期待有多重要？

汉明：

在贝尔实验室，人人都默认我会干好活，这对我帮助极大。身边全是高手，你都不好意思偷懒。我一看到物理桌散了，立马换化学桌；化学桌凉了，再换。我专挑牛人扎堆，逼自己跟他们一样飞。

You and Your Research

by Dr. Richard W. Ham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