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正愁找什么借口写这篇文章，但忽然意识到，明天就是世界读书日，所以终于找到一个好理由，宣传一下自己的书，《细胞史记：造物的神奇》。

最近读到陈丹青一句话，深有感触：“书的时代，正像一个大船慢慢离开我们”。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就我而言，这句话营造出一种特别无奈的情境。大船就像承载了我们诸多记忆的一个载体，它庞大而又肃穆，曾经一直都在岸边，让人觉得不会远离；但事实上船从来都是萧索孤寂的，让人内心深处觉得它终将退却，却不愿也不敢承认。

在今天，书不也有和船一样的意象吗？在智能手机出现后不到20年，书已经很大程度上从人们的眼前和心底隐去了。人们看不到这种趋势逆转的可能性，而只觉察到书将以更大速度远离的真实性。我们难道只能向身后张望，然后喃喃自语“孤帆远影碧空尽，未见长江天际流”吗？

但这种担心是真的吗？书真的在远离我们吗？我想，书可能是一艘船，但它的锚却始终扎在岸边，不会走远。我有充足的理由，而这种理由来自生命、细胞本身。

基思·斯坦诺维奇在《机器人叛乱》这本书提到，我们人类其实具有两种应对自然的系统，系统1是快速的自发式系统，系统2则是缓慢的分析式系统。

系统1包括面孔识别、远近距离判断、嗜好甜食、听到背后突发声响立刻回头等。系统1是由基因编码的，即使经过了很多世代，也不会被清零。

系统2包括计算37×24、数理证明、事务规划、复盘成败得失等。系统2是由神经网络在后天环境中、基于神经可塑性重新建构的，无论达到了多么高水准与优雅度，只要经过一代的基因重组（有性生殖），就会被重新洗牌。所以爱因斯坦的孩子不会自发掌握相对论。

系统1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通过系统2的方式获得。例如《最强大脑》中的水哥，在类似面孔识别的能力上特别突出，能识别520杯同质同源的水的微细差别。但水哥的能力恐怕也不会遗传给自己的子女，它依然是由可塑的神经网络成就的。

系统2的功能却不大可能像系统1一样，被基因编码。爱德华·威尔逊在《基因、心灵与文化——协同进化的过程》中提到，如果将系统2的内容（例如37×24、微积分等）编码进基因组，那么我们人类的30亿个碱基对组成的DNA远远不足以完成任务。非不愿也，实不能也。

书籍应运而生，成为人类第一个具有鲁棒性的对抗经验清零的装置。口耳相传的神话也有这种力量，如荷马史诗、印度的《摩诃婆罗多(MahabharaIa)》。但这些依赖人们的口耳的内容不够稳定。书籍则不一样，一经诞生，就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书籍承载了人类的系统2。有了书籍，人们会记住如何计算37×24、会证明勾股定理，会计划宏大事物，会复盘历史成败得失。

书籍也能揭示人们以前未曾深刻认识的系统1。各种微妙的情感、复杂的隐喻、长久的牵挂、无奈的乡愁，种种人们感而未发的情愫，都能通过书籍流传后世。当我们今天读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谁不会被引发豪情呢？当我们看到“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谁不会被牵动追忆呢？

在书籍之后，人们发明了影与音，如广播、电视、电影。书籍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它是我们的系统2的外部化。影音媒介都广泛应用了系统1的某些元素，如华丽的色彩、柔靡的声音，这些事物在进化中被我们写进了基因组。但是系统2的系统性分析从未进入我们的遗传信息，只能经由书籍承载。系统2中的哲学、科学、数学、宗教、人文等，从来都主要由书籍呈现。甚至文学、诗歌等等，也远不能被影音替代。

在书的大船和我们立身之地之间，现在有了数不清的其他选择，如手机、电脑等等；但书的大船永远也不会独自飘走。

碳基生命除了依赖碳基的食物，还依赖碳基的书本。

书籍永远也不会被替代，只要碳基生命还是主宰。

我有时在想，人是三维的书，而书是二维的人。

愿我们都多读书。

差点忘了给我的书做广告啦！我的《细胞史记：造物的神奇》获得第20届文津图书科普类提名图书（第二十届文津图书科普类提名图书）。

我曾在历届提名图书中看到很多我喜欢的书的名字，如李硕的《翦商》、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穆克吉的《癌症传》、格雷克的《信息简史》、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吴军的《数学之美》。能忝列这些名家名著之中，我受宠若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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