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早明确上海科创中心的主业

李侠

上海科创中心的热度仍在发酵，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社会各界还会对此话题给予高度关注，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利好举措出台，这股热潮就会慢慢退却，然后又被新的热点替代。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过早来临，当下学界必须把这个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以此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必要的思想借鉴。基于这个目的，前段时间笔者曾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探讨了筹建科创中心的社会基础支撑条件的考察问题，即摸清家底，大体得出的结论是：目前上海在创新活动中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基础支撑条件是经济支撑、人力支撑与制度支撑。但是，这些优势仅是相对于国内而言的，如果一旦放到世界上，这些优势并不十分明显，因此，客观地说，筹建科创中心的预期来自主观的因素多余来自客观的因素。我们所拥有的相对优势都是可见的，而对于科创中心的运行而言，那些不可见的优势才是最重要的，遗憾的是这些不可见的优势也是我们目前极度匮乏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建设科创中心并使之从理论构想回归真实实践，就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认为，当下科创中心的首要任务就是明确未来的主业是什么？如果目标定位无法聚焦，那么科创中心计划就有可能夭折。这是市场规律的铁则，无人具有豁免权。

要明确科创中心的主业，首先要了解当代的科技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行动蓝图，否则就是一场豪赌。我们小组曾对近代三次产业革命做过粗浅的研究，大体规律性特征如下：第一次产业革命遵循的路线是：产业、技术与科学，这是18世纪蒸汽机革命时代的典型特征，即当时产业的发展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动力问题），由此引发技术上的关键变革，从而引发上下游产业链随之调整，最后带来整个产业的革命性变化；第二次产业革命遵循的路线是：科学、技术与产业，其特征是先有科学上的重大发现（电），然后带来技术上的变革，最后，引发产业革命，这是19世纪的特点；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科技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即科学日益技术化，技术也日益科学化，这就导致第三次产业革命遵循的路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即（基于前沿科学的）技术、产业、由产业发展遇到的困难问题引发科学，这相当于美国科技政策专家斯托克斯所谓的“巴斯德象限”，即由应用研究引发的基础研究。横亘在技术与科学之间的是庞大的产业链与时时涌现的产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既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科学的进步，这也是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谓的科学发展四阶段模型之以问题为导向的主旨所在（即P₁-TT-EE-P₂）。如果这条发展链条是正确的话，那么筹建中的上海科创中心的主业应该定位于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孵化。换言之，它应该为整个社会开辟新的技术空间，并提供社会所急需的技术，使科创中心成为整个社会的技术源头，由此形成对社会的强大吸引力，否则，社会与市场根本就不需要这个毫无作为的中心。为了使科创中心成为整个社会的技术源头，那么，科创中心依据自身发展的自主性原则，会主动创造、吸纳、收购与孵化前沿科技知识，以此满足社会的需要，这个过程就是科技中心整合知识的过程，至此知识生产、企业需求与社会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良性循环，否则，科创中心是无法维系的，没有人或机构愿意去养一个废物机构的。

如果科创中心的主业定位于前沿技术，那么重大基础科学发现就是研发过程中的副产品，也是不可计划的，关键是保证科创中心主业的健康发展。从技术成果生产的外部环境来说，众所周知，技术成果的产出是要面向市场的，也是需要巨大投入的，为了使主业的发展进入良性的自主循环轨道，就需要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否则技术研发是无法持续的，问题是仅凭上海市的努力是否可以有效地保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得到彻底贯彻，这显然是超出上海所能够控制的问题。从技术成果生产的内部环境来说，要想使技术成果具有市场竞争优势，降低技术成果的生产成本是任何研发中心必须考虑的问题，否则成本陷阱会扼杀众多优秀成果进入市场的脚步。对于我们这样的法制不健全的国家来说，降低知识产品成本的首要目标就是降低制度成本，从而为创新留下更大的利润空间，这样能有力地提升创新的存活率，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低制度成本会形成创新的“漏斗区间”，从而吸引更多的创新机构与个人进入到这个低成本的漏斗区间，从而无形中增加了科创中心的对外吸引力。根据我们已有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未来创新成本低的地方，更有可能出现重大创新成果。硅谷不可复制的原因也在于此。这个现象不难理解，就如同中国很多企业喜欢在某些国家注册一样，无非是那里的低税率、自由等要素给企业留下了更大的利润空间而已，这与科创中心对于内部环境的要求是一样的。

最后，需要简单聊一下技术选择问题。如果我们把技术定位为未来科创中心的主业，那么一个现实的紧迫问题就是：如何遴选技术？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这与国情有关，它的实质在于如何处理技术、市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在启动阶段，如果投入主要来自于政府（多渠道投入会降低此类风险），政府作为股东，总是有自己的利益与政绩偏好，代表政府的各级技术官僚将直接影响对技术的选择。已有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市场对于技术是最敏感的，只有市场认可的技术才是有生命力的。问题是在技术的遴选过程中我们习惯了权力的介入，权力对顺从最为敏感，而现有的公共生活领域又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机制。以往很多改革失败的主要教训皆在于此。基于此，权力在未来科创中心的具体运作中，应该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不可过多干涉实际的运行，否则这个难题无解。再有，技术遴选中还面临一个价值与认知定位问题：即合理的技术选择必须与现有的基础支撑条件相匹配，一味追求高大上往往是适得其反，从这个意义上说：适度先进的技术是最好的切入点，既与当下的基础支撑条件相匹配，又能快速打开局面并见到成效，同时也可以检验组织结构的合理性与完善规则，而且不会出现大的损失，有利于其在调试中快速成长，否则一旦出现失误，会打击各方的信心，使政策制定者所期待的由“政策驱动”带来“技术驱动”最后引导社会进步的目标落空，这有可能使科创中心成为政策领域的“烂尾楼”现象。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是应张林老师之邀而写，刚刚发现精简版已经刊出，合作愉快，是为记！关于这个话题还有许多话要说，抽个时间展开分析一下，充分论证其中一些好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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