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种族相关吗？

——以爱因斯坦与“犹太科学”为例[①]

杜严勇¹ 李侠²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上海  200240）

摘  要：在众多研究爱因斯坦及其科学理论的维度中，从种族的维度进行的研究显得非常特别。文章概述了从种族的角度对爱因斯坦进行研究的几种代表性观点，认为他们的论证并不足以证明科学与种族相关，而主要服务于政治目的或种族偏见。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即使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风格受到了犹太传统的影响，也不足以称其为“犹太科学”。科学研究是一项客观的事业，科学的客观性使得论证科学的种族性的各种尝试不可能取得成功。

关键词：科学；种族；爱因斯坦；犹太科学

中图分类号：B80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无疑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以及其他许多学科研究的一位重要人物。许多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维度研究爱因斯坦及其创立的科学理论，其中相对论更是大家研究的焦点之一。在众多的研究维度中，从种族的维度进行的研究显得非常特别。不过，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得到国内学者较多的关注。本文试图就现有的几种代表性观点做出简要的分析与评述。

一  纳粹眼中的“犹太科学”

1. 纳粹的科学纲领

1930年代初，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镇压反对派，纳粹努力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提出了所谓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策略。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Paul Goebbels）解释说：“只有一体化才能勾勒出德国的正常状态将是什么样子。这样的德国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政党、一种信念，而且政府机构将与国家本身相统一。”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纳粹对科学也进行了一体化改造。他们主要从三方面着手：第一，改造现有科学的结构，调整其指导原则；第二，发展那些由民族社会主义者（即纳粹分子）发现的一系列“新科学”；第三，使科学与科学家服务于国家目标。

更进一步，纳粹尽可能地把科学与种族联系起来。于是，他们努力证明以下几点：第一，根本不存在科学的“客观性”这种东西。第二，根本不存在诸如非民族的、“普遍有效的”科学这种东西，所有科学的形式、内容与方法都由民族决定。第三，所有的所谓“普遍有效的”科学是犹太的、“异族的”、理性主义的或理智主义的科学，对于德国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都是没有意义的。第四，科学不能给解开世界或生活中的谜团提供任何线索，它仅仅是一种工具。每个民族都有它适当的科学工具；因此，科学是由情感、精神——通过一体化——而决定的。这四个方面构成了纳粹“一体化”科学纲领的组成部分。

可见，在纳粹的科学纲领中，科学显然是与种族相关的。由于爱因斯坦的犹太身份，爱因斯坦的理论注定是被批判的对象。如果科学家希望发展一种支持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理论，而他是在德国的话，他只能被迫去贬斥爱因斯坦的理论。因为纳粹已经断言，作为犹太人的爱因斯坦，只会创立非雅利安的异族科学理论。^[1]31-46

2．德国科学界对爱因斯坦的批判

在德国反犹主义特别是纳粹带有明显种族主义的科学纲领的指导下，一些德国科学家也加入到批判爱因斯坦的队伍当中，代表性的人物有魏兰德（Paul Weyland）、勒纳德（Philip Lenard）和斯塔克（Johannes Stark）等人。

1920年8月，一小部分纳粹分子和反犹主义者组成了一个所谓的“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筹集了大量的资金，专门提供给那些撰文或发言反对爱因斯坦的人。这个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就是魏兰德，这个家伙在科学界名不见经传，在科学方面也没有任何建树。“研究小组”在德国的许多大城市举行演讲，专门反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在柏林音乐厅举行的演讲中，魏兰德批判相对论是科学上虚无的达达主义，认为对相对论的追捧会伤害德国人的精神。紧接着演讲的是一位大学讲师革尔克（Ernst Gehrcke），他对相对论进行肆意歪曲，呼吁听众去关注雅利安知识，而不必认真对待相对论。^[2]178-179

勒纳德并不属于魏兰德的研究小组，也不赞同他们的批判策略。不过，由于个人的特殊经历使勒纳德形成了种族偏见，成为雅利安物理学运动的著名推动者之一。^[3]136-1371935年8月，勒纳德在《“德国物理学”前言》中，全面鼓吹种族科学。他一开篇就明确指出，像所有人类创造的事物一样，科学是由种族和血统决定的。勒纳德断言，犹太人并没有任何值得关注的能力以任何形式去把握实在，他们只是善于计算的把戏，得出一些未经证实的思想，这个特征总体上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在他看来，犹太物理学只是一种幻想，是雅利安物理学退化的一种表现。^[4]100-102

德国科学界的另一位著名人物，同样也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斯塔克是勒纳德的坚定支持者。他是纳粹党员，曾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物理技术研究所所长。1935年12月13日，斯塔克在海德堡举行的勒纳德研究所落成仪式上的演讲中，称勒纳德为“雅利安科学家”，是所有德国科学家的楷模。斯塔克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空洞无物，只是一堆人为的公式；相对论对于物理学没有什么贡献，因为它的出发点，也就是形式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号召大家反对数学形式主义的误导，向勒纳德学习正确的科学研究方法。^[5]109-1161938年，斯塔克又在《自然》杂志上撰文批判爱因斯坦，认为他的相对论是教条主义精神的产物。^[6]由于勒纳德和斯塔克都是著名的科学家，他们对种族科学的宣传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相当有吸引力，由此也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后果。

二  爱因斯坦是剽窃者？

2002年，比约克内斯（Christopher Bjerknes）出版了一本名为《爱因斯坦：不可救药的剽窃者》的著作，极力贬低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与人格。在比约克内斯看来，狭义相对论不是爱因斯坦创立的，有许多人，包括洛伦兹（Hendrik Lorentz）、彭加勒（Henri Poincaré）、朗之万（Paul Langevin）以及爱因斯坦的第一任妻子米列娃（Mileva Maric）等人都对相对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随意翻看该书的一部分，看看作者是如何论述的：“许多人都知道，爱因斯坦对他许多论著并不拥有优先权，他本人也心知肚明。构造过分理想化的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公众人物，这种夸张的神话也并不罕见。……1919年，戴森（Dyson）、戴维森（Davidson）和爱丁顿宣布实验验证了爱因斯坦的理论，使他名扬天下，而没有提到索德纳（Soldner）于1801年提出的假设，该假设指出太阳的引力场将使经过它的星体光线发生偏转。此后不久，爱因斯坦就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不清楚他为何会获奖，不过并不是奖励他重复索德纳的思想而新获得的名声，也不是由于他在一战中的和平主义立场。爱因斯坦没有发明原子弹。……”^[7]158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比约克内斯的偏见以及几点明显的不足。第一，虽然爱丁顿1919年的日食观测结果的确有些草率，但索德纳的预言值是0.875角秒，爱因斯坦1915年的预言值是1.74角秒，两者相差近一倍。^[8]第二，爱因斯坦虽然没有因为相对论获奖，但他获奖的原因也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因为他在1905年发表的关于光电效应的论文，这项成果已被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物理学理论。第三，爱因斯坦并没有声称发明原子弹，反而多次为自己曾经为原子的研制而给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写信表示后悔。这几乎是公认的事实。

更有趣的是，这本著作在目录之前有一个简短的免责声明：“本书纯属娱乐目的。由于可能的机械或人为失误，本书在排版或内容方面可能存在不少错误。对于本书中包含的所有信息、引证、争议或结论，以及使用或信赖本书可能导致的伤害、遗漏和损害，作者和出版商均不负责。作者与出版商也不保证本书内容的完整性、正确性与充分性。”这本书的目的真是仅供娱乐吗？全书总共408页，参考文献就有165页，多达567条，看上去很像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然而，作者对所有的史料与观点几乎没有明确的分析，只是简单的罗列，显得过于随意，这显然不应该是严肃学术研究的特点。书中的免责声明颇有“掩耳盗铃”的味道。

那么，比约克内斯为何会如此严厉地批判爱因斯坦呢？我们可以在他其他的著作中找到一些线索。我们很容易发现，在比约克内斯的其他一些著作中，充满了对犹太人的敌视和仇恨。比如，他在一本著作的开篇就指出：“1909年，犹太人领导并资助联合与进步委员会推翻了土耳其帝国。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银行家经历了长期的努力，去破坏控制巴勒斯坦的土耳其帝国。”^[9]4他甚至还指出：“数百年来，犹太人已在世界多个国家煽动种族灭绝的革命和战争。他们不顾一切地把英国、俄国和土耳其帝国引入世界大战，并取得了成功。……”^[9]159在比约克内斯的《爱因斯坦：不可救药的剽窃者》一书中。他一开篇就对爱因斯坦进行了“种族主义”定位：“1919年，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广为报道，种族主义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正确地预言，太阳的引力场使光线发生偏折，使得他名扬天下。”^[10]11

浏览比约克内斯的著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总是不遗余力地突出爱因斯坦的犹太身份，夸大爱因斯坦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努力，贬低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和人格，同时也对犹太民族极力丑化和贬低。也就是说，正是因为爱因斯坦是犹太人，所以在比约克内斯眼里，爱因斯坦创立的科学理论都是可疑的，是剽窃别人的成果。虽然他并没有明确提出爱因斯坦的科学是“犹太科学”，但在他眼里，科学是跟种族相关的，爱因斯坦的科学就是“犹太科学”，爱因斯坦也是犹太科学家的典型代表。

三  相对论与犹太传统

早在1910年代后期，就有学者撰文指出，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深刻地受到犹太传统的影响。当然，也会有一些脱离传统的犹太人，但他们的贡献将会下降到很低的水平。^[11]不过，作者并没有详细讨论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犹太传统的影响。

在金贝尔（Steven Gimbel）看来，牛顿的科学理论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他本人的思想来看，都可以称为“宗教科学”，牛顿对宗教的热情也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的过程中，他所阅读的著作，所思考的问题，影响他的各种因素，似乎都没有宗教思想的成份。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思想深刻地受到洛伦兹、马赫（Ernst Mach）等人的影响，他们都是著名的科学家。事实上，在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思想装备中，没有任何内容来自犹太科学家。

但是，人们仍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何是爱因斯坦——这位犹太人创立了相对论呢？洛伦兹、彭加勒等人似乎都离相对论只有一步之遥了，为何偏偏是一位犹太人跑完了最后一程？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其犹太背景吗？是否是犹太背景给他提供了思维上的偏好，使得爱因斯坦完成了最后的跨越？金贝尔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爱因斯坦的理论可以称之为“犹太科学”。^[3]55-69即使爱因斯坦的著作与犹太传统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却存在着有趣的相似之处。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和以及光电效应的经典论文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与犹太法典类似的形式模式。虽然不能说存在影响，但两者在思想结构方面的确存在有趣的平行性。

犹太教思想的核心是，存在着绝对真理，但这种真理并不直接和完全地展现给我们。我们只能通过经验去观察，并且受到环境的限制。在对更深层意义的探究中，我们必须尽力把握如何把有限的真理思想组合在一起，而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和环境来看似乎是相互对立的。金贝尔认为，在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的过程中，以及这一时期其他的研究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方式与犹太教的思维方式完全相同。数学家闵可夫斯基（Minkowski）是爱因斯坦大学期间的数学老师，他用现代张量理论重新表述了相对论，使之更为简洁。爱因斯坦刚开始还不以为然，后来才认识到闵可夫斯基重新表述的重要意义。即使两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闵可夫斯基也向爱因斯坦表明，为何他的理论是“犹太的”，或者至少是“犹太风格的”。简言之，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过程中的“犹太风格”，就是他对于存在着绝对真理的信念，只不过我们通过有限的洞察只能窥见其一鳞半爪。^[3]92-103

金贝尔还考察了与爱因斯坦同时代的其他一些科学家，比如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他的思想发展情况与爱因斯坦非常相似。不过，弗洛伊德的方法论更多地显示出“基督教风格”而不是“犹太风格”，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犹太科学家都从事“犹太风格的”科学。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犹太科学家存在与爱因斯坦类似的“犹太风格”，比如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涂尔干从事社会学研究的进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是“犹太风格的”。^[3]103-110

金贝尔承认，他只是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犹太的”这个术语。他并不是声称爱因斯坦、涂尔干或其他的犹太科学家或数学家与犹太传统存在因果关系。事实上，在非犹太人的著作中，也可以发现这种进路。但是，当我们与绝对主义者那种自上而下、演绎的笛卡尔式的进路相比，或者与绝对主义者那种自下而上、归纳的培根、牛顿式的进路相比，这种隐喻的确是有意义的。^[3]111

即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犹太风格存在一些类似，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犹太人对于犹太教、自然观以及科学的态度是多种多样的。事实上，数百年来，犹太人的自然观、对科学的态度经历了许多变化，从来也没有统一过。犹太拉比也非常清楚，他们的信仰差异很大，但他们对建立统一的神学并不感兴趣，许多学者反而尽力使对犹太教的解释多样化。^[12]255-256或许，正是这种“自由”的精神使得犹太人长期保持着创新的活力，而较少地受到所谓传统思维的束缚。

四  分析与讨论

第一，科学的种族性与科学的客观性。

在后现代的词典中，现代主义暗指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暗指后现代殖民主义，而后殖民主义者奉献给第三世界人民的一件礼物就是所谓的“种族科学”。后殖民主义认为，现代西方科学只不过是多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之一，西方科学体现在自身的文化语境中，就像其他知识也体现在它们自身的文化中一样。所有科学都是后殖民科学，都是种族科学，没有哪一种科学比其他科学更普遍地真。^[13]276-277也就是说，后殖民主义试图给科学披上“种族”的外衣，强调所有科学的平等性，降低现代西方科学的地位，进而否定科学的客观性。这种研究进路与思想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反对与批判。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纳粹分子，还是后来出现的一些西方学者，他们试图论证爱因斯坦的科学理论跟他的犹太身份存在着直接关系，也就是爱因斯坦的科学理论是“犹太科学”。这种“种族科学”论证的进路与目的跟后殖民主义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后殖民主义者通常倾向于否定科学的客观性，而“犹太科学”的鼓吹者都生活在西方文化与科学的环境中，并不从整体上否定科学本身的客观性与合理性，而主要是批判爱因斯坦创立的科学理论。他们批判的进路主要是从爱因斯坦的犹太身份入手，从犹太种族的一些特点出发，推广到爱因斯坦身上，从而论述“犹太科学”的种种缺陷。从批判的目的来看，“犹太科学”的鼓吹者主要是服务于自身所代言的政治机构，或者服从于自己的种族偏见。[①]虽然他们并不直接否定科学的客观性，但正是由于科学的客观性使得他们的论证并不成立。因为客观性是科学的特征，科学从对象、方法以及评价等三个维度来看都具有客观性。^[14]

无独有偶，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也曾经被纳粹分子称之为“犹太科学”。不过，精神分析学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情况有所不同，不仅它的创立者是犹太人，而且它的根基确实与犹太文化、犹太思想、犹太哲学和犹太历史密切相关。^[15]事实上，在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过程中，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和反对者基于自己的理论和文化背景、临床实践不断地进行着修正、改造或发展、整合。^[16]也就是说，精神分析学的创立与发展，都跟相关学者的文化背景相关。即便如此，除纳粹之外，也几乎没有学者或学派称其为“犹太科学”。就像弗洛伊德当初试图把精神分析当作与物理学一样的自然科学进行研究那样，这门学科也有其客观的成分，称其为“种族科学”是有失公允的。

第二，科学的种族性与科学方法论。

从勒纳德和斯塔克对爱因斯坦“犹太科学”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排除政治因素之外，可以归结为两种科学方法论之争。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勒纳德和斯塔克等人鼓吹的“雅利安物理学”倡导通过观察和实验来认识世界，这与他们的科学研究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勒纳德在赫兹的指导下，发明了所谓的“勒纳德窗”，非常有利于阴极射线研究，因此获得了190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斯塔克在气体导电领域做出了两项有重要意义的实验发现，即极隧射线的多普勒效应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非均匀电场致氢原子光谱谱线分裂效应，使他获得了191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17]

由于爱因斯坦的兴趣和贡献主要在于理论物理学，通常他被称作理论物理学家，而勒纳德和斯塔克的科学贡献主要在实验物理学方面，他们通常也被称为实验物理学家。虽然实验在理论物理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也并不完全是“自由发明”，反过来，实验物理学家除了精于动手实验之外，也必须具备相当的数学与推理能力，但是，实验物理学家与理论物理学家在科学训练、工作重点、思维方式等方面还是有着重要差别，至少在爱因斯坦的时代是如此。

不过，即使实验物理学与理论物理学有着一定的区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区别与从事物理学研究的物理学家的种族有着必然的联系。物理学家最终选择倾向于实验物理学，还是理论物理学，跟师承关系、个人兴趣等许多因素有关。比如，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犹太人当中，既有像迈克尔逊（Albert Michelson）等在实验物理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奖，也有像爱因斯坦等因为在理论物理学方面做出重大发现而获奖，还有像玻尔（Niels Bohr）等犹太物理学家既擅长实验，又精于理论思维。这一事实也充分说明，犹太传统与犹太科学家的科学方法论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金贝尔的论述也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虽然金贝尔的论证与纳粹分子的论证进路完全不同，他主要是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角度进行学术考察，但其本质与纳粹的论证是一致的，都是把科学家的种族与科学方法论联系起来。不过，他本人也承认，他的说法只是“隐喻”意义上的。可见，把科学家的种族与科学方法论联系起来，明显是武断的，不足以令人信服。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犹太人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所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中，犹太人所占比例超过20%，而犹太人在世界人口中仅占0.2%，^[18]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犹太人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跟犹太种族的哪些特点有关，或者说，犹太人的思维方式、文化、教育等哪些方面有利于科学研究，确实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但是，把种族与科学方法论简单地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是不足取的。

第三，科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1918年，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在慕尼黑大学的演讲中指出，知识分子可能会用自己的学识来为政治服务。在服务于政治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所使用的术语不再是科学分析的手段，而是拉选票和争取他人支持的工具，同时也是对付敌人的利剑和武器。^[19]145从勒纳德和斯塔克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为纳粹服务的科学家也正是利用自己的科学知识以及社会影响来为政治服务。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表述出来的思想已经不是科学知识，而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勒纳德和斯塔克的例子说明，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会影响科学家的言行。反过来，科学家也会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在爱因斯坦等犹太科学家受到纳粹迫害而被迫离开德国之后，德国科学家很快发现他们的基础物理学研究很难继续进行。于是，当时担任德国物理学会主席的拉姆绍尔（Carl Ramsauer）向纳粹政府谏言，只有核物理研究才能制造新的能量并赢得战争，而勒纳德等人鼓吹的“德国物理学”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只有理论物理学才能做到。拉姆绍尔的思想对纳粹政府特别是军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后来纳粹不再鼓吹种族科学，而把“德国物理学”的争论看作物理学家内部的争论。^[20]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加强，科学家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比以前更为紧密。作为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苏联曾经是政治批判的对象。^[21]另外，爱因斯坦的社会哲学思想在公众与许多领域的学者当中都产生了持续至今的深刻影响。如何正确、合理地发挥科学家的社会作用，而不是被有偏见的部分知识分子误导，应该是科技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事实上，爱因斯坦一生中发表了大量的政治言论。罗（David Rowe）和舒尔曼（Robert Schulmann）主编的《爱因斯坦论政治》一书长达五百多页，其中也包括了爱因斯坦对勒纳德等人批判的回应。^[22]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细展开论述。必须指出的是，爱因斯坦终生都坚持民族平等，反对种族歧视，与“犹太科学”的鼓吹与支持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3]

在甚嚣尘上的种族论过后，今天看来颇有一些新神秘主义的味道，其主旨在于：“在这类的人名替代中，新的称呼成为一种生存规则，一种清晰的取代先前蒙昧状态的计划——每一个专有名词都强迫主体接受无从知晓的应有的生存状态，即他者的某种意愿，随之而来的不是新生，而是意义的衍生。”^[24]133-139而这一切都蛰伏在自有、自洁的浮华背后。被打上烙印的我反映的是败落和解体，此时便产生信仰。在蔑视（你不过是败类）和信仰（有他者存在）的这种关系上，衍生出了诸多基于新神秘主义的人类悲剧。这也是未来科学政治学需要关注的地方，否则无法保证悲剧不被重演。遗憾的是，由于研究政治学的学者一般不具备科学史、科学哲学背景，所以“科学政治学”的任务似乎更多地落在了科技哲学研究者，特别是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学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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