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兹奖的历史镜像：获奖者的特征与启示

文/管仲怡 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2025年5月，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宣布，聘请中国数学家王虹自2025年9月开始担任该校数学学科终身教授。很多学者认为，王虹是目前最有机会获得菲尔兹奖的青年女数学家之一。菲尔兹奖为何在学术界具有如此高的声誉，它的前世今生又是怎样的？那些获奖者又有哪些传奇？

菲尔兹奖作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1936年在第十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首次颁发，1950年之后每四年在国际数学家大会（ICM）上颁发。对于数学家而言，菲尔兹奖不仅是对个人学术成就的最高承认，更是彰显数学领域创新方向的风向标。截至2025年4月，菲尔兹奖已经对全球范围内65位数学家进行了表彰，获奖研究覆盖代数几何、数论、拓扑学、数学物理等核心领域。

然而，通过对菲尔兹奖获奖者性别与地域信息的探查，可以发现迄今为止仅有两位女性数学家（玛利亚姆·米尔扎哈尼与玛丽娜·维亚佐夫斯卡）获此殊荣，在地域分布上，绝大多数的获奖者来自欧美国家，反映出全球数学研究的重镇与优势区域并没有发生明显的转移。由于菲尔兹奖的规则规定获奖者的年龄不能超过40岁（获奖者必须是青年数学家），这种基于年龄的硬性规定是否公平在学术界是存在巨大争议的。回到奖项本身，从历史的角度就历任获奖者的群体特征进行分析，菲尔兹奖对全球数学人才培养具有哪些启示作用？全球数学研究生态的结构性瓶颈在哪儿？这些侧面信息都为我们优化数学人才培养机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视视角。

一、菲尔兹奖的历史演进

（一）倡议起源

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John Charles Fields，1863—1932）生于1863年，于1880年进入多伦多大学学习数学。1887年，他获得了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成为美国阿勒格尼学院的教授。1892年，他前往欧洲进行为期十年的游学，与多名欧洲数学家开展密切交流，并于1907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的会员。可能与个人的游学经历有关，菲尔兹深刻认识到数学跨国合作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格外关注北美地区数学学术水平的提升。

在当时数学发展以欧洲为中心的背景下，菲尔兹在多伦多主导筹办了1924年的第七届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是该项盛会首次在欧洲之外的国家或地区召开。值得一提的是，与上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相同，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治环境的影响，此次会议未邀请包括德国在内的一战战败国学者参会。正是由于此类学术政治化现象的存在，促使菲尔兹萌发了设立全球性学术奖项的构想。他发出强烈主张，指出数学发展应该是国际性的。在获悉1924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经费存在结余后，菲尔兹奔走欧美多国寻求支持，希望将结余经费作为奖项基金设立国际性奖项（傅海伦，2003）。菲尔兹原计划于第九届国际数学家大会（1932年，苏黎世）上正式提出建议，却在会议前不幸离世。多伦多大学的悉涅（Synge）向苏黎世大会提交了菲尔兹的建议与资金（含会议结余与菲尔兹的遗产），大会接受了这一建议。尽管菲尔兹生前坚持该奖项应当以国际奖金命名，而不应该冠以任何国家机构或个人的名称，但为表彰其通过学术组织与战略远见推动数学发展的卓越贡献，大会决议以“菲尔兹奖”命名该奖项，来表达对菲尔兹本人的赞扬与纪念（刘兴祥 等，2008）。

（二）发展历程

菲尔兹奖的历史发展贯穿了20世纪至今的数学全球化进程。该奖项于1936年第十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首次颁发，也正是从1936年起，此后每届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第一项议程都是宣布菲尔兹奖获奖者名单（见表1）。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国际数学家大会未能正常召开；直到1950年才召开了第十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并在会上宣布了第二届菲尔兹奖的获奖者名单。此后，菲尔兹奖以四年一届的频率延续至今，每次嘉奖2～4名不超过40岁的年轻数学家。菲尔兹奖创立初期并未获得学界的广泛关注（吕建荣，2002），然而伴随其学术权威性的累积与跨国影响力的扩展，逐步发展成为激励无数青年数学家攻坚克难的动力和目标。

表1 历届菲尔兹奖获奖者信息

二、菲尔兹奖获奖者的群体特征

（一）性别

截至2025年4月，菲尔兹奖共产生65位获奖者，其中女性数学家仅有两人（约占3%），呈现出男性数学家在该领域的绝对优势。

事实上，提升女性在科研领域的参与度与影响力，不仅能够拓宽男女思维模式、构建更为多元的认知视角，还能够为促进学科性别均衡、加速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渠道。将菲尔兹奖授予女性科学家，不仅让她们的杰出成就为世人所看到，更能激发广大女性科研人员的信心与参与度，从而为社会进步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历史上，2位女性数学家获菲尔兹奖后，都在用实际行动鼓励更多女性学者投入前沿学术工作，展现她们身上的无限可能性。

2014年的获奖者玛利亚姆·米尔扎哈尼（Maryam Mirzakhani，1977—2017）作为该奖项的首位女性及伊朗裔获得者，凭借在黎曼曲面及模空间的动力学和几何学的开创性工作，成为数学领域女性研究者的先驱，彰显了女性在长期性别结构失衡的学术环境中实现卓越职业发展的可能性（Kasra Rafi，2017）。为传承其科学精神，米尔扎哈尼的生日（5月12日）被定为“国际数学界女性日”，以此激励更多女性研究者展现才能，拓展学科边界。科学突破奖基金会也在2019年设立了“玛丽亚姆·米尔扎哈尼新前沿奖”，旨在表彰在过去两年内获得博士学位并取得成就的女性数学家（PR Newswire，2019）。从2021年起，米尔扎哈尼新前沿奖奖励了数位年轻女性学者，为破解女性研究者资源获取壁垒提供了重要帮助。米尔扎哈尼终身恪守学术非政治化原则，但她的逝世却意外地成为伊朗制度化变革的契机。在她去世后，伊朗议会准许伊朗女性与外籍配偶所生子女获得公民身份——该项政策调整惠及无数跨国婚姻家庭，降低了此类群体入境伊朗的法律障碍（Jaeger，2023）。

2022年，玛丽娜·维亚佐夫斯卡（Maryna Viazovska，1984—）成为第二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数学家。她在访谈中提到，自己的梦想是让女性获得重大奖项成为常态（routine event），而非特例（special occasion）。此外，她还曾表示，当更多女性不再因“首位女性获奖者”的标签被关注，才是真正的平等，传达出她打破性别歧视与符号化的愿景，以及让女性成就成为社会认知中常态存在的主张。

（二）国籍

在65位菲尔兹奖得主中，欧美国家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获奖人数达57人（约占总数的87.7%）。这一分布特征体现出该奖项长期由欧美国家主导，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欧美国家在数学学术与创新领域的积累优势。这一结论凸显了菲尔兹奖获奖者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短期内欧美国家优势地位难以撼动，所谓“数学去中心化”任重道远，但非欧美国家获奖者的陆续出现，也体现出全球数学力量与结构开始发生隐而不显的漂移。

总体来看，获奖者的地域分布呈现出高度集中与有限多元并存的局面。以美国（19人）、法国（13人）、英国（8人）和俄罗斯（含苏联时期，共8人）为主，四国合计占获奖者总数的73.8%，体现出显著的地域聚集效应。有研究指出，这些国家都是在教育和研究机构上有大量财政投入的国家（Bannister et al，2018）。而在欧洲内部，西欧（法国、英国、德国等）获奖者占欧洲的71.1%，东欧（俄罗斯、乌克兰）占23.7%，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欧洲国家的数学学科发展进程存在差异。日本作为亚洲的代表，有3名获奖者，遗憾的是并没有形成数学世界的“板块漂移”现象。根据官方数据，约23%的获奖者不是本地血统，且多集中于21世纪，体现出欧美国家的移民吸引力，并没有消减菲尔兹奖获奖者国籍分布的地域集中特点。

从时间顺序来看，早期的40年间，菲尔兹奖获奖者的地域集中性尤为明显，反映出欧美国家数学学科传统深厚、科研资源集中。美国和法国两国获奖者高频交替，获奖者人数（12人）占此阶段的60%，奠定了“双核”格局；英国、瑞典等国家获奖者穿插出现，强化了西欧优势。1954年日本数学家小平邦彦成为首位非欧美国家获奖者，20世纪中后期苏联学者影响力逐步凸显；日本、伊朗等非欧美国家逐步打破单一格局，非欧美国家参与度提升，血统多样性映射出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人才流动。乌克兰等欧洲边缘国家获奖者的出现，强化了地域扩散趋势，进一步体现出菲尔兹奖的影响力随全球化进程逐步扩张，同时全球知识不平等的格局有所弱化。

（三）关于年龄限制的讨论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平均获奖年龄为35.8岁。在目前的获奖者中，年龄小于30岁（含）的数学家共4位，约占总数的6.2%；年龄在31～35岁（含）的数学家共23位，约占35.4%；36～40岁（含）的数学家共37位，约占56.9%。作为特例，有1位数学家在45岁时获得了菲尔兹奖的银质奖章。这位数学家名为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J. Wiles，1953—），他完成了有着358年历史的费马大定理的完整证明（王文娟 等，2016）。考虑到他不满足40岁的年龄限制，菲尔兹奖委员会主席尤里·马宁颁发了历史上第一个菲尔兹奖银奖，以平衡奖项的年龄限制和对杰出贡献的嘉奖。

关于菲尔兹奖获得者不得超过40岁的年龄限制，有学者认为，部分数学家的学术贡献超越了既往获奖者，但却因超龄无法获此殊荣，甚至有人指出，菲尔兹奖“从未打算表彰该领域最重要的发现”，而是“旨在表彰有前途的人才”（Price，2018）；也有学者主张，设立年龄门槛能够激励更多具有卓越潜质的青年学者投身数学领域，并指出学术创造的高峰期往往集中于学者职业生涯的前中期，年龄限制能够促使学界聚焦前沿问题，推动世界数学难题的突破性进展（李强 等，2015）。总体来看，激励青年学者是符合人才发展年龄规律的。尤其是在奖励力度较强、技术创新目标清晰且氛围相对自由的情况下（Kay，2011），面向青年科学家的引导型奖项发挥的激励效果会显著提升。

三、菲尔兹奖对数学人才培养的启示

作为能够与诺贝尔奖相提并论的国际性大奖，菲尔兹奖的重要性无需赘述。对于正处于创造力旺盛阶段的青年学者来说，事业起步初期需要从认可中得到动力（李强，2016）。近90年来，菲尔兹奖表彰了65名杰出的数学家，至今仍持续激励着全球科研新生力量不懈求索。从菲尔兹奖的发展历程来看，能够总结出如下几点启示与建议：

其一，支持并鼓励女性科学家成长，拓宽人才潜能释放的路径，提升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人才价值与社会进步的共同实现。现有研究指出，青年女性学者在性别结构失衡的学术环境中，若缺乏资深学者的引导支持、专业评价及推荐背书，其学术贡献容易被忽视——这既表现为研究成果难以获得学界充分关注，也体现为论文被引次数偏低，这是女性学者在科学领域缺位的重要原因（赵延东 等，2016）。与此同时，女性科研工作者还面临着生育等压力，事业与家庭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然而，女性学者正在遭遇的边缘化境遇，其根源并非女性群体的学识不足或认知缺陷，而是出于历史沉淀下的偏见和社会固有结构的制约（闫莉 等，2003）。从历史经验来看，推动女性科研工作者发展的政策导向，大体从机会公平保障向积极差别政策转变。只有通过制度设计，确保女性科学家的突出成果能够获得学界的充分重视，才能有效展露被低估的女性人才潜力，前文提到的数学家王虹就是“被看到”的明证，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科学领域出现新进展、新发现与新力量。

其二，在奖项非政治化的基础上，推动学术无国界化。已有研究表明，20世纪科学家的地理流动性显著增加，但不同国家间科学研究水平的差距依旧突出（Rodríguez et al，2022）。纵观菲尔兹奖的发展历程，在学术资源本就地域性分布不均的基本格局下，仍多次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不仅没有缓解资源分配矛盾，反而通过强化中心-边缘学术权力关系，加剧了全球知识生产体系的不平等态势。国际数学家大会屡次因战争原因停办。1920年国际数学联盟（IMU）重启国际数学家大会时，原定会址斯德哥尔摩因西欧成员国的诉求被更换为斯特拉斯堡——一座刚由德国重归法国的争议城市，而该届会议禁止德国及其战时同盟国学者参会。1924年，美国提出允许德国学者参会，被否决后拒绝支持会议举办，最终由菲尔兹推动会议移址加拿大多伦多。直至1928年，IMU迫于学界压力，恢复了德国学者的参会资格，但仍遭到德国数学家的集体抵制。1970年，获奖者谢尔盖·彼得洛维奇·诺维科夫（Serge Novikov）被苏联政府禁止出境，无法前往法国尼斯领奖；1978年格雷戈里·马古利斯（Gregori Alexandrovitch Margulis）同样受制于苏联出境禁令，由雅克·蒂茨（Jacques Tits）代领。不仅限于此，学术荣誉的纯粹性始终在与政治博弈相角力。当颁奖台成为国家权力的延伸舞台，当学术交流沦为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学术无国界”便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要打破中心-边缘的知识垄断格局，不仅需要重申奖项的“去政治化”原则，更应构建对应的保障机制，让学术评价回归科学价值本位。

其三，学术奖励体系需强化科研工作者早期学术潜质的培养，构建学科评价的多元维度。鉴于菲尔兹奖等顶尖奖项的获奖者大多于25～35岁取得突破性成果的规律，应借助定向支持，强化青年科研工作者在研究前沿问题时的资源配置，从而增强过程支持，同步激发青年学者的自我效能（崔俊杰，2018）。针对需要长期积累才能有学术产出的研究工作与研究方向，设立对应奖项；借鉴菲尔兹奖对“理论深度”与“方法创新”的侧重，关注成果的长期学术影响，坚持长期主义。此外，奖项在定义科学家以及科学家目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Barany，2018），作为导向，奖项设立应更加明确价值引导。一方面，要警惕奖项的逆向激励效应。目前已有研究发现，获奖者在获得菲尔兹奖后，学术产出在下降 （Borjas et al，2015），获奖产生的财富效应让获奖者赢得社会尊重的同时，也获得了其他选择，于是逐步降低成果质量，削弱学术追求（刘思峰，2022）。另一方面，重视对于现行阶段性成果的奖励也可能会间接性加剧学术功利主义倾向，未来或可探索与补充更多终身成就类奖项，从而实现学术研究短期突破与长期积累性贡献在价值认可方面的平衡。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强化现代化建设科技人才支撑的实现路径与对策研究”（编号：23AZD040）资助，特此致谢。

【博主跋】这篇文章发在《科技中国》2025（8），与王老师合作愉快，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5-9-6于南方临屏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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