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府新论》投稿“新政”看国内期刊的发表困境

1、华玮琦 2、李侠

（1、南京大学哲学学院 2、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2025年4月21日，国内知名刊物《天府新论》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投稿提示，引发广泛关注。该提示总计有6条，可以简要概括为：1、不歧视身份，不提倡导师“挂名”，鼓励硕、博士生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2、不对一稿多投作者作纳入黑名单的惩罚；3、不要求投稿时遵照该刊引证规范；4、一篇文章只允许挂一个基金项目，并要求基金项目与拟发表论文具有实质性关联；5、该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6、该刊未与任何论文中介机构合作。[[1]]

除去后三条显得较为常规外，《天府新论》的前三条提示在国内众多的期刊投稿要求中（显性或隐性的）显得相当“特立独行”，称之为投稿“新政”不为过。截至本文的写作日期（2025.4.22），该篇文章已经收获了近五万的阅读量，以及五千多的转发量，不难看出众多学者对其“新政”的充分肯定与认可。

《天府新论》之所以能以如此“离经叛道”之举却收获大量的支持，是与当前国内期刊论文发表困境息息相关的，笔者曾戏言“天下苦期刊虐待久矣”。严格来说，其第二与第三条“新政”，与当前国内通行的学术伦理及杂志运行规范存在着直接冲突，而第一条是对目前普遍流行的硕博士身份歧视的公开纠偏，这三点“新政”剑指国内期刊长期存在的顽疾与弊端。

“新政”非但没有遭到质疑，反而引来大量学者的支持，反映了学术共同体对目前国内期刊领域内广泛存在的不合理境况的不满。群体的不满不见得天然就是正确的，为此，针对这三条“新政”，我们不妨对此进行深入剖析一下，看看是否触碰到了国内期刊的顽疾？如果结论正确，那也为国内期刊的后续发展与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

1、对硕、博士生的身份歧视问题

硕、博士生在期刊发表过程中的“挂名”问题，是国内学界长期存在的一块“灰色地带”。由于相当一部分期刊（尤其是核心期刊）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普遍存在隐性的“身份歧视”，甚至直言不接收硕、博士生的一作论文，除非将导师列为第一作者。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023年底我国在校研究生总数为388.3万人，由此可见，这种歧视所涉及的人群是多么庞大，而且随着扩招政策的延展这种紧张会愈发激烈。

“挂名”歧视现象并非是个例。根据中青报2020年的一篇名为《怎样支持青年学者独立发表学术成果》的报道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教授表示，根据其简单的统计，人文社科核心期刊发表博士生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占总发稿量的比例在4%以下，而硕士生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已基本绝迹。刘宁教授还指出，人文社科领域内许多本应是学生独立署名发表的文章，现在则大量成为师生合署，占到期刊总发文量的10%-30%之间，这一现象实际是许多学生常常面临导师不挂名，论文就无法发表的尴尬局面的一个侧面写照。[[2]]无独有偶，林尚立先生2024年在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预印本平台建设研究》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也同样提及了类似的情况。他指出，人文社科类核心期刊发表博士研究生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数占4%以下，且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统计，受此影响，至少还有15%的优秀论文发表在非核心期刊。[[3]]

与硕、博士生独立发表论文的困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期刊对该问题的态度。在光明日报2021年6月2日第11版中，著名核心期刊《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李建军教授表示期刊“不约稿，没有出路”，其负责的《学报》“专家约稿量占年度发稿总数的90%以上”。[[4]]

不接受硕、博士研究生独立署名的论文并非某本核心期刊的个别行为，而是具备相当的普遍性。通过万维书刊网（https://www.eshukan.com）高级检索获取的数据来看（见表1），核心期刊的身份歧视问题的确非常严重。[①]

表 1

根据表1的数据可知，在CSSCI来源期刊（2023-2024）中，允许硕、博士生独立署名发表的刊物约占总期刊数的10%，这一比例在CSSCI扩展版（2023-2024）和CSSCI（2023-2024）收录集刊中则分别约为12%和13%，综合来看，只有十分之一多一点的核心期刊不歧视投稿者的身份。

国内期刊作者“身份歧视”问题由来已久，从早先的看重机构声望的单一歧视，已经演变为当下的多元广谱歧视，造成歧视升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理应获得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关该问题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反而非常稀缺。从知网收录的数据来看，以“学术歧视”和“期刊身份歧视”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仅有两篇内容高度相关的具体研究，分别是刘晶芳于2015年发表的《学术期刊对青年学者投稿歧视现象研析》以及钟昭会于2017年发表的《学术期刊稿件选用中的学术歧视现象探析》。[[5]]

影响面如此大的歧视性行规却少有人去关注，这是颇为吊诡的现象：一方面，尽管期刊的身份歧视问题早已有之，但直至今日也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另一方面，管理部门、期刊运营方与众多投稿者却能如此和谐相处，这是多方合谋还是恐惧性沉默？如此一个与学术共同体利益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十多年来的相关研究却如此稀少，俨然成为了人们口中“房间里的大象”。

从国家政策安排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变得更为严重。在今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明确提及要“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博士研究生占比”。[[6]]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内的硕博士生的数量会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而这一趋势会使得有关硕、博士生论文发表的署名问题更为严峻。以南京大学文学院为例，其博士生的毕业要求明确提及需要“在CSSCI来源期刊（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发表论文2篇。”鸟瞰全国，2篇C刊的标准几乎成为国内高校博士生毕业的黄金准则，如果国内期刊的身份歧视问题不能得妥善解决，那么这一“僧多粥少”的情况将会随着扩招进一步恶化。

暂且不论未来的博士生毕业发表标准是否会调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对问题本身的回避，或者说是对期刊身份歧视问题的妥协。对硕、博士生的身份歧视，严重削弱了国内科研后备力量的学术热情以及创新动力，也加剧了优质稿件、研究成果的外流[[7]]，并使得学术腐败现象更容易滋生，这些情况无一例外都不利于国内学术界的科研生态环境的改善与建设。

总体来看，国内期刊对硕、博士人群的身份歧视问题已经具备了：时间长、范围广、形式严峻这三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新政”设立的问题靶标定位准确。

2、“一稿多投”问题

“一稿多投”现象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非常严重的“科研不端”行为，因而遭到几乎所有期刊的强烈抵制。许多期刊在确定了投稿者一稿多投的行为后，通常还会有“黑名单”、撤稿等一系列的相应惩罚措施。根据我国的《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 ( CY/ T 174—2019)[[8]]的相关规定，一稿多投也被明确地定性为学术不端行为。

虽然从国家及期刊的角度来看，一稿多投都被认定为学术不端行为，但这一现象却仍然广泛存在于国内学界中。针对这种矛盾的现象，部分学者从投稿群体出发，认为当今国内期刊发表面临“僧多粥少”，的现实困境，使得数量庞大的高校青年教师存在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也导致“一稿多投”的局面难以根除。[[9]]也有学者从期刊角度出发，认为多数期刊没有按照《著作权法》规定完成审稿或明确约定审稿时限，而许多有约定的期刊也并未严格执行。过长的审稿时间使得相当一部分投稿者为避免这一巨大的时间沉没成本，转而采取了一稿多投这一做法。[[10]]

虽然国内外的大部分期刊仍然反对一稿多投，但这一情况目前似乎在逐渐改变。2023年，Dritjon Gruda在《Nature》职业专栏中对期刊行业普遍存在的“一稿多投禁令”率先发难。他指出这一禁令是前数字时代的遗留物，在当今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反而成为科学发展的阻碍。同年，Cell出版社启用“Cell Press Multi-Journal Submission”平台，公开允许一稿多投，为一稿多投禁令的改革方向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向。受此影响，在国内，许多学者也对废止并改革这一禁令表达了支持的观点。[[11]]

然而，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常常被无端忽视了：一稿多投的真正危害究竟在于何处？对于该危害的描述是否被人为夸大了？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是，这种行为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一方面，此类稿件会造成编辑、审稿人的重复劳动，浪费审核的资源。另一方面，一稿多投可能导致的一稿多发，则会导致期刊有限版面的浪费。[[12]]

客观地说，一稿多投的确会造成以上两种浪费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潜在的浪费所带来的收益又是什么呢？ 难道我们念兹在兹的投资-回报原则在出版领域失灵了？

在深入这一问题之前，需要明确一个重要的前提：国内期刊与国外期刊在运营目的上存在重大差异。国内期刊绝大部分都是非营利性的大学及学会期刊，受国家或公立机构的经费支持，并不属于真正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西方的大多数期刊则是高度商业化与市场化的，甚至是纯粹商业性质的产品。尽管不可否认的是其在推动科学知识进步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其商业本质使其并不如国内期刊那般“纯真”。[[13]]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国内期刊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知识的传播与科技的进步，而并非获取经济利益，所以当违规出现时，从知识传播的宏观角度而言，一稿多投所带来的社会收益要大于其运行成本，如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各种文摘类杂志、以及各种书籍的再版等，与一稿多投类似也是重复出版（后者无非是观众喜欢而质量又得到更多验证而已）。

从这一前提出发，便可揭示国内期刊对一稿多投的反对理由中存在的诸多模糊性。

第一，一稿多投是否造成了审核资源的浪费？《eLife》的主编Michael Eisen曾表示过欢迎作者将已发表的文章投向其他期刊，因为新的科学成果理应被多个学术团体评价和审查的观点。[[14]]从确证科学成果的可靠性角度而言，一稿多投的确能够使一项成果经历更多的验证从而获得更高的可靠性。再假设审稿人水平相当的情况下，显然一项得到越多学术团体认可的科研成果，越不容易存在各类学术不端的情况。对于西方的期刊而言，由于其商业属性占有重要权重，审核资源的投入是其不可忽视的成本之一，若一稿多发导致其前期用于审核的成本最终因没有收获论文发表权所带来的收益，导致其潜在经济利益受损，那么其反对这种行为是符合经济学原则的。但对于国内期刊而言，其首要目标在于促进知识的传播和科技的发展，既然如此，更为严格、更多学术共同体成员参与和审核，反而有利于这一首要目的的达成。

第二，一稿多投导致的一稿多发是否造成期刊版面的浪费？从接受程度来看，许多国内学者尽管可能会赞成一稿多投，但很少会有赞成一稿多发的。从西方资本办刊的视角看来，难以容忍一稿多发的行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于知识产权的排他性，这一行为无疑会导致自身期刊的销量受损，影响其经济利益。然而，我国期刊的非营利性质决定了促进知识传播和科技发展才是其主要目的，因此，不妨进行如下的思想实验来探析一下一稿多发可能造成的影响：

①    假设存在两本期刊

②    两本期刊都发表了同一篇论文

③    两本期刊的受众群体重合度较低/③’两本期刊的受众群体重合度较高

假设第一种情况，命题①→②→③所展现的一稿多发造成的影响，由于两本期刊的受众群体重合度较低，那么显然一稿多发反而促使一篇论文的传播范围得到扩大，这与国内期刊办刊的主要目的是符合的。尽管一稿多发可能会影响刊物的影响因子、销售量等指标，但由于该结果并不与主要目的冲突，整体社会收益远大于期刊的成本或损失，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版面浪费”现象。

假设第二种情况，命题①→②→③’所展现的，则情况稍有不同。为方便论证，不妨极端化期刊受众群体的重合度，将该数值设为100%（这是最糟糕的情形），即两本期刊的受众群体完全一致。那么显然，一稿多发的确造成了浪费。因为从期刊的主要目的来看，若两者受众群体一致，那么仅其中一本也能够完成该篇论文的传播任务，而另外一本期刊的存在则是不必要的无效出版。既然如此，一种更为合理的方案或许是裁撤掉其中一本期刊或将两本期刊进行合并。这不仅不影响知识的传播，甚至还能够减少国家和机构盲目投资造成的不必要资源浪费，可谓是一举两得。

从以上的思想实验能够得到一个结论：若是一些期刊的受众群体重合度不高，一稿多发并不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情况，反而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因而这一禁令也就明显不合理；而若是期刊的受众群体重合度较高，的确会导致浪费现象，但把板子完全打在一稿多投/一稿多发身上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一稿多发实际上是期刊领域里的重复生产，解决发现者并不会使得这一问题本身得到解决。合乎逻辑的做法应当是减少领域高度重复的期刊数量或是对一些相关期刊进行合并，最根本的做法是细分赛道，承载最多元化的知识。这样一来，不仅能够解决期刊版面的浪费问题，还能解决国家及机构拨给期刊经费的浪费问题。

对于一稿多投甚至是一稿多发，学术界的认知有些纠结和拧巴，心理上同情一稿多投，但是对于一稿多发则不认同，问题是一稿多发了就构成学术不端了吗？许多优秀论文和科研成果的反复曝光反而有利于学界整体的学习和进步，并非是“一重复就浪费”。如果说一篇论文出现在两本不同期刊上就被斥责为“学术不端”或“资源浪费”，那么被广泛认可的《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期刊以及不断出版的各种经典论文不就是典型的学术不端和资源浪费的代表吗？显然，这种认知是错误的。

这一现象或许也从侧面反映了国内期刊的店大欺客以及权利垄断的做派：我可以负天下人，而天下人不可以负我的潜台词。试问这对作者公平吗？稿件投出去几个月杳无音信，如泥牛入海，而你不能有任何避险与挑战的措施，白白耗费几个月的无效等待时间，这种对作者时间的侵蚀，不仅仅影响作者的人生规划，而且也阻碍了知识的更新速度，相信投过稿的人对此都有深刻体会。一稿多投恰恰是一种来自作者方的风险对冲机制，同时对期刊也是一种倒逼机制。这一境况如果长此以往地发展下去，其结果很可能使得国内的期刊成为“四不像”——既不能获得国外期刊一样的经济效益，又不能完成其传播知识、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

3、文献引用格式问题

文献引用格式影响着文献的传播、交流以及应用等诸多方面，是一篇优秀论文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规范这一格式，能够有效促进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知识流通效率并减少可能出现的不端行为，是利好期刊、研究者的一举多得的好事。

然而，这一件好事似乎被“办坏”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李侠教授曾就此进行过批判。他指出“许多期刊各家都有自己的文献标注格式，改起来异常繁琐。”但这一徒增研究者工作量的规定却有一个十分冠冕堂皇的理由：“捍卫学术规范”。[[15]]

李丽等人在2020年的研究指出，截至2019年底，国内约9.6%学术期刊标注了“引用格式”供投稿者作为标准。然而根据其抽取的41本期刊的例子来看，各个期刊似乎都在“各自为政”，有着独属自己的一套特定的引用格式，其中一些甚至还与国家发布的标准《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存在着冲突。但可能更需要引发学界关注的问题在于，关于文献引用格式的相关研究在国内几大学术期刊论文数据库中所检索到的相关针对性研究仅仅只有个位数。[[16]]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标准化和规范化国内期刊的引用格式的提议早已存在，远非一个新问题。早在2011年，范雪梅等学者就在《编辑学报》上发文，列举了标准化引用格式所能带来的利好。在当时，该文便已经发现，众多期刊的参考文献格式五花八门，极其复杂的情况。因此，他们曾建议各期刊论文的引用格式，应尽量参照当时的国家标准《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来设计。[[17]]可惜的是，这一建议显然没有被各家期刊采纳。

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既有期刊传承的历史因素，也有条块分割带来的各自为政的乱象，但决定性因素绝对是国家监督的缺失。上文提及过，由于国内期刊绝大部分是非营利性质的，运营经费主要来自国家和各机构的预算拨款，如果我国政府强制所有其经费支持的期刊（包括一些间接的）参照其最新的《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作为统一的文献引用格式，并规定截止日期，逾期不改正者停止一切拨款，那么相信这一问题很快就能得到完美的解决。毋庸置疑，统一国内期刊的文献引用格式几乎能使包括期刊在内的所有群体受益：对于众多学者而言，这大大降低了其花费在更改引用格式上的时间，进而提升了科研的效率；而这一举措同样使得各期刊的编辑能够更高效地审核稿件的参考文献，加快了审核速度；此外，统一的引用格式还能够减少引用时可能产生的错误以及潜在的学术不端现象。可以说，这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事情，即使在全国强制性地推行，也具备高度的正当性及合理性。

4.总结

《天府新论》的投稿“新政”犹如一枚石子，打破了中国期刊界江湖的僵化与保守的面纱，围绕投稿“新政”中的三个条款，笔者认为，首先，打破硕、博士的身份歧视，可以极大地焕发中国科技共同体的创新热情；其次，允许一稿多投，可以倒逼期刊改革运行机制以及增加作者的选择权，从而推进知识传播与科学进步的速度。另外，一稿多投不等于一稿多发，应该禁止此类行为，即便偶尔出现了一稿多发事件也远未达到十恶不赦或者学术不端的级别；第三，统一参考文献格式，既可以实现提高科技共同体的科研效率，也可以实现对科技期刊的统一管理，从而更有利于知识的传播与扩散，助推中国科技发展。这些微小的改革就相当于去除中国科研生态环境里的各种越积越多的“藤壶现象”。^[18]《天府新论》的此次“新政”，俨然表明越来越多有抱负、有勇气、有德行的学术团体及个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破除国内学界中的顽疾贡献着力量。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或许我们正在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作者简介】

（1、华玮琦，南京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2、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①] 万维书刊网由于其非官方性、期刊评价的匿名性、参与者的自发性以及允许期刊官方对期刊信息进行编辑的特点，因而作为数据来源的可信度较高。鉴于期刊“身份歧视”属于学界灰色地带，实证数据的收集几乎难以从官方直接获取，本文故选用第三方数据，特在此声明。

[1]     天府新论. 《天府新论》投稿温馨提示[Z / OL]. ( 2025 - 04 - 21) [ 2025 - 04- 22 ]. https://mp.weixin.qq.com/s/5oVglNcggE1GZ8OuK_p6tQ

[2]     中国青年报. 怎样支持青年学者独立发表学术成果 [Z / OL]. ( 2020 - 05 - 26) [ 2025 - 04- 22 ]. https://zqb.cyol.com/html/2020-05/26/nw.D110000zgqnb_20200526_3-07.htm

[3]     爱思想. 林尚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预印本平台建设研究》序 [Z / OL]. ( 2025 - 04 - 21) [ 2025 - 04- 22 ].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61877.html

[4]     李建军. 立潮头发先声 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 [J].光明日报, 2021-06-02

[5]     刘晶芳.学术期刊对青年学者投稿歧视现象研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5,(04):92-95.DOI:10.19633/j.cnki.11-2579/d.2015.04.017; 钟昭会.学术期刊稿件选用中的学术歧视现象探析[J].衡水学院学报,2017,19(04):113-116.

[6]     中共中央 国务院.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EB / OL]. ( 2025-01-19) [ 2025 - 04- 22 ].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9913.htm

[7]     孙静,韩颖,张陈,等.从科技期刊作者角度分析稿件外流的原因[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9,30(07):707-714.

[8]     国家新闻出版署. 学术出版规范 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 [EB / OL]. ( 2019 - 05 - 29) [ 2025 - 04- 22 ]. https: / / www. nppa. gov. cn / xxgk / fdzdgknr/ hybz/ 202210 / P02022100460886 7356436. pdf

[9]     张蓓,文晓巍,盘思桃. 基于 Karasek 模型的高校青年教师 工作 压 力 成 因 分 析 与 对 策 研 究 [ J] . 高 教 探 索, 2017 ( 10) :121- 128.

[10]  林静,邹小勇,冷怀明.基于期刊管理及作者调查的一稿多投解决策略探索——以审稿周期和出版周期为切入点[J].编辑学报,2023,35(04):368-373.DOI:10.16811/j.cnki.1001-4314.2023.04.003.

[11]  陈一奔,谭晓萍.预印本平台“开放一稿多投”的内涵阐释、流程环节与优化路径[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5,36(03):295-302.

[12]  毛军吉.“一稿多投”的争议及其治理探析[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7,(06):118-122.

[13]  江晓原,穆蕴秋.资本办刊：西方科技期刊出版产业真相[J].现代出版,2024,(10):63-71.

[14]  曾建勋.一稿多投禁令需要慎思[J].编辑学报,2024,36(05):470.

[15]  爱思想. 李侠：如何破解科技界的内卷化现象 [Z/OL]. ( 2021 – 01 - 02) [ 2025 - 04- 23 ].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24145.html

[16]  李丽,赵树庆,刘永胜.引用格式标识项的标注现状、问题及改进建议[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0,31(06):677-682.

[17]  范雪梅,沈波,夏爱红.科技期刊应重视在论文首页标注引文格式[J].编辑学报,2011,23(05):405-406.DOI:10.16811/j.cnki.1001-4314.2011.05.012.

[18]  李侠.清除科学进步征程上的科研生态“藤壶效应”[J]世界科学,2025（2）.

【博主跋】这是与小华同学的第一次合作，开夏至论坛的时候一起聚会聊的挺开心的，前几日终于把文章改出来，现发在2025-8-25日的《三思派》微信公众号上，与李辉博士、张老师合作愉快，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5-8-25于南方临屏涂鸦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李侠科学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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