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
王珂1 ，李侠2
（1.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2.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上海，200240）
摘要：青少年科技人才的选拔与培养能够为日后的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和智力支撑，一项好的人才选拔机制也通常与人才孵化成果高度相关。美国科学天才奖是在二战时期成立的识别青少年科学天赋的竞赛活动，为美国的人才链条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智力资源。为此，考察美国科学天才奖的历史发展以及人才孵化形式等，可以发现其运行机制具有以下特征：美国科学天才奖开创了学校、政府机构、公益组织和企业等多方主体相互支撑与合作的生态系统；从制度安排上充分重视人才早期的科学潜能，形成了智力资源的冗余效应；全链条式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结构的高度吻合。在此经验基础上，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使人才激励政策与人才链条上的各阶段相衔接，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美国科学天才奖的经验对我国科技人才的早期识别与培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科学天才奖；人才孵化；生态系统；全链条人才培养；启示
美国科学天才奖是一项享誉国际的早期人才培养计划，它起源于二战时期的人才搜寻活动，这项人才选拔活动针对的目标群体是高中生，位于整个人才链条的前端，它已成为美国人才供给的有效孵化通道，它的缘起、发展与运行联结了美国商业、科学、教育与市场的全方位联动，它是如何做到的呢？希望通过对美国科学天才奖历史的梳理以及人才孵化形式的探讨，可以揭示人才链条前端的运行机制及其发展路径，从而为我国科技人才的早期识别与培养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美国科学天才奖的历史演进
美国科学天才奖也被称为西屋科学奖，这项针对中学生的科学奖始于1942年，最初是由美国科学俱乐部（Science Clubs of America）、科学服务组织（Science Service）和西屋电气公司联合举办。从1942年起到目前为止，这项年度竞赛经历了三次企业冠名，分别是西屋电气（Westinghouse）、英特尔（Intel）和再生元（Regeneron），所以在1942年—1998年期间称为西屋科学奖；1999年—2016年改名为英特尔科学奖；2017年至今，再次改名为再生元科学奖。这项面向高中生的年度科学竞赛是美国公认的最具权威性的青少年人才识别与遴选机制，有科学家摇篮之称，也是众多媒体追捧的焦点，在美国乃至世界上极具盛名。因西屋公司赞助这项竞赛的时间长达近60年之久，因此西屋的冠名在美国的影响力也更为持久。
1、缘起
二战爆发后，美国大规模组织国家科技力量服务于军事目标，整合联邦、高校、工业等科技力量为战争服务，由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直接领导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管理调配。西屋电气是二战时期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重要合作对象，这种合约模式也使工业界成为联邦政府的重要伙伴，西屋电气也因此成为战时获得订单数量最多的公司之一，其中就包括浓缩铀的生产。[1]随着大量国防设备物资的生产，西屋电气因卓越的战时生产荣获陆军、海军颁发的多个奖项，此举被认为是企业对国家的责任，与此同时西屋也从大量的战时订单中获益。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许多美国人既经历了对国家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有信心，也经历了对原子时代不确定性的担忧，这种矛盾心理给西屋公司提供了一个宣传自己的机会，即由工业界主导的科学研究将确保国家安全，并创造无限繁荣。[2]对于科研体系多元化的美国来说，二战时期尤其是曼哈顿工程的实施，标志着美国从小科学时期的简单建制化向大科学时代的复杂建制化方向迈进。科技与商业的联合更是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蓬勃发展，要维持这种发展局面的可持续性，除了物质资源以外更重要的就是人力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而训练有素的科技人员却严重不足。[3]西屋公司敏锐地意识到人才对于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基于这种研判，西屋公司决定设置科学天才奖。1942年西屋电气与美国科学服务组织（后更名为美国科学学会）联合举办了首届西屋科学奖。
其实，关于人才对于战后美国的重要性这一深刻洞见在精英阶层已经被一些人认识到，如美国政策专家万·布什在回应罗斯福总统关于战后科技政策的经典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中，呼吁为有科学才能的高中毕业生设立奖学金以鼓励他们从事科学研究。布什预估从1941年到1955年，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短缺15万个学士学位和1.6万个博士学位。[4]布什的报告使美国上层确信科学人力资源在未来存在短缺，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从源头抓起的路径已经跃出水面，即如何使新一代科学家投身到科学事业中、不断补充新的卓越人才，并有意识地寻找和激励新一代的宝贵天赋。[5]
2、发展
西屋电气通过奖学金、媒体广播和教师培训大力推广这项年度竞赛，旨在发现和鼓励有科学天赋的高中毕业生。1942年首届西屋天才奖的研究话题是“科学如何帮助我们赢得战争”，这与当时国家需要和现实环境显然高度一致。每年评委从15000名到20000名左右数量不等的参赛人员中挑选出3000多名参赛者，通过科学能力考试、获得推荐并撰写一篇研究报告完成参赛。入围半决赛的300名选手将获得2000美元的奖金，另外还有2000美元用于他们的高中以支持STEM教育。此外，40名决赛入围者将获得前往华盛顿免费旅行的机会，并在那里角逐前10名的奖项，决赛者的奖学金总额为205000美元，其中，第一名奖学金为40000美元，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奖学金分别为为30000美元和20000美元，第四到第六名是每人15000美元，第七名到第十名的奖学金是每人10000美元，其余30名每人1000美元。[6]这对于应届高中毕业生来说，显然是一笔不菲的奖学金，使这些名列前茅的年轻选手在进一步深造过程中排除后顾之忧，由此可以看出西屋科学奖一开始在奖学金设置上就具有很强的人才激励效应。在奖项结构上，为使参赛更加平等，最高奖项的设置在1949年由一名男孩和一名女孩两位选手获得转变为只承认一名最高奖项获得者，同时更加关注女性在入围和获奖者中的代表以此来回应公平性问题。进入决赛的学生获得西屋教育基金会资助的华盛顿之旅，包括参观白宫，与国会议员共进晚餐，与国家的科学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一起参观实验室。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约翰·迈耶（John W.Meyer）的观点，外部环境对组织具有深刻影响，组织的正式结构显著地反映了其制度环境的神话与仪式性。[7]1949年决赛入围者首次在白宫与总统会面，与国家领导人、科学界领袖的近距离接触，逐渐成为科学天才奖设置的一种仪式化符号，这种仪式化的程序提高了组织结构的合法性与稳定性，能够被公众普遍认可，提高在公众心目中的威望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进而成为组织制度化的一部分。此外，赞助公司持续对人才进行追踪以评估这项比赛，通过西屋科学奖的选拔有超过一半的获得者在未来要么从事教学工作，要么从事研究工作。[2]西屋电气赞助了科学天才奖55年，这项比赛在科学学会的管理下逐渐走向成熟，直到该公司在1995年转型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简称CBS），在收购CBS之前公司业绩已经出现了缓慢下滑，1998年是其赞助科学天才奖的最后一年。
西屋电气的赞助终止并没有使科学天才奖停下来，随之而来的是1997年英特尔公司在与包括微软、通用在内的76家公司激烈竞争中，赢得了科学竞赛的赞助权，英特尔公司将此作为识别英特尔员工的一种方式并在互联网上广泛推广，它在西屋公司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奖学金以吸引更多高中毕业生。随着未来竞赛活动的增多，这项赛事通过继续加大奖学金的支持力度以保持其影响力与知名度。在英特尔公司赞助科学天才奖期间，其将决赛奖学金总额从205000美元增加到530000美元，激励效应有增无减。和先前西屋电气不同的是，由于技术在因特尔企业活动中占有首要地位，缺乏对技术的关注从而降低了科学竞赛对英特尔公司的吸引力。[8]在市场化背景下，当企业发展目标与人才培养目标不一致时，赞助活动意味着结束。在英特尔对科学天才奖赞助20年后，科学学会重新寻找到了新的赞助商。2017年，再生元制药公司成为科学天才奖的第三任冠名商，被《科学》杂志评为全球第一大生物制药公司的再生元继续加大了对奖学金的投入力度，承诺在10年内赞助再生元科学奖1亿美元以更好地奖励全国最聪明的年轻科学家，值得一提的是，再生元的创始人施莱弗（Leonard Schleifer）和扬科普洛斯（George Yancopoulos）都曾参加过西屋科学奖，且通过科学竞赛走向科学道路并确立了目前的职业方向。总之，从西屋到英特尔，再到如今的再生元，科学天才奖的接力赛始终没有中断过，激励效应和运转机制不断得到强化和完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在人才培养链条的早期阶段就认识到厚植人才基础的重要性，而且这种认识在全社会是形成共识的，因此才有了企业源源不断接力的奇迹。
二、科学天才奖的人才孵化形式与成就
1、人才的孵化形式
自1942年创办以来，科学天才奖已经举办了80余年，通过科学天才奖选拔出来的年轻科学家不胜枚举，事实证明天才奖的设置与运行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对于人才的早期孵化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那么它是如何运作的呢？根据相关资料和官方网站信息，我们尝试对其选拔对象、程序以及支持单位进行梳理，寻找其成功的内在机制。
首先，科学天才奖面向的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他们年龄大多在17—18岁，竞赛申请的边界设置十分明确，这个奖项是专为高中毕业生而设。获得西屋科学奖半决赛荣誉是对科学和工程能力、兴趣的一种有力证明，它也是美国高校在招生和授予奖学金时所参考的重要内容。因此，半决赛名单也会被分发到美国所有的大学中。每一个入选半决赛的学生都获得了多种证书，以配合大学入学的申请和奖学金。[6]因此，能够通过此次竞赛获取能力证书，对于申请大学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参赛报名情况来看，每年报名的人数大约在15000人到20000人不等。 80多年来，这项科学竞赛已经覆盖到了120万到160多万的美国高中生；已经表彰了24000多名高中毕业生，入围半决赛的人数达3200多 ，经过层层筛选共有820人进入决赛的前十名，这些高中生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成为未来科学之星的预备役。根据官方数据显示，这些获奖的高中生都顺利进入到了如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普林斯顿等名校就读且从事自然学科方向。
其次，从选拔程序来看分为初选、半决赛和决赛三个阶段。比赛采用全面的审查过程，参赛者的信息使用序列号来识别，一般持续时间为6个月左右。在每年的11或12月份截止报名前，参赛者需要提交一篇研究报告、教师推荐信、科学能力测试成绩、学业成绩、高中学历证书等从而完成初选材料。第二年的科学能力测试与上一年提交的测试类似，目的是检验参赛者是否具备相应的学术能力，科学材料作为工具而非科学知识的考试。这项竞赛为美国高中生提供了能够完成他们原创性研究的平台，因此提交的报告所占的分量比较大，这些研究报告将会得到由著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全国性评委会进行评审，进而选出半决赛的名单，从中再选出40名的获奖者进行集中面试，并在美国科学院公开展出其科研成果，面试的目的是确定参赛者是否适合从事未来的科学事业，最后评出前10名优胜者。
最后，主办平台。科学天才奖以美国科学学会为依托，该学会自1921年创立至今已经拥有100多年的历史，运转机制已经十分完善和成熟。作为非盈利机构其获得了美国税务局的免税许可，只依靠科学新闻收取合理的费用，其董事会成员包括来自美国科学促进会、国家研究委员会、美国国家科学院等科学组织的重要学者和领导，还有来自新闻领域的一些代表。该学会成立之初的目的是弥合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鸿沟，前期主要工作是出版《科学新闻》杂志，为政府机构提供决策建议，向公众开展科普工作，二战以后首次报道了曼哈顿计划，由于其科学新闻的质量较高，订阅量也随之攀升，在科学新闻出版方面引起了多方关注，其中包括在1933年收到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办公室关于收集在政府部门科学职位上工作的女性的统计数据。正是在1939年至1940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科学学会的沃森·戴维斯（Watson Davis）与西屋电气高管爱德华·彭德雷（Edward Pendray）的会谈促成了这项科学天才奖的设立。[9]因此，除了以科学学会为依托外，科学天才奖还有西屋电气、英特尔、再生元这些著名科技公司作为赞助方。企业作为理性的行动主体，收益最大化是其决策的主要依据，通过设立天才奖对于企业内部收益而言，则带来了持久的广告效应，利用这种广告效应凸显了企业的价值观、偏好与诉求；这种选择的外部收益则为整个社会选拔培育了早期人才，而且这种定位与人才金字塔结构相匹配，企业的主要消费者来自社会公众，而早期人才的规模庞大，并处于人才金字塔的底层，这种企业需求结构与人才结构的匹配契合了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从而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至少企业的社会责任在这种选择中呈现的淋漓尽致。这种利己与利他的互惠决策模式促成了人才成长的底层生态系统。
2、孵化成就
一项好的人才选拔机制与人才孵化成果应该是高度匹配的，据科学学会官方统计，曾参加科学天才奖的选手中有15位获得诺贝尔奖、2位获得菲尔兹奖、13位获得国家科学奖章，3位获得阿尔伯特拉斯克基础医学奖（此奖被称为诺贝尔奖风向标），27位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跨领域最高奖项之一）。此外，还有2位费米奖得主、8位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获得者、8位突破奖得主、245名斯隆研究员以及161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由此不难看出，这项科学竞赛的人才孵化效果成就斐然。为此，我们选取这几个重要奖项的获得者来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这些获奖者的共性特征有以下几点：首先，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科学天才奖时的年龄在17-18岁左右；其次，这些后来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参加科学天才奖的时间集中于西屋公司赞助的阶段，即1940至1990年代末，他们获得荣誉的时间则分布在1970至2010年代，从参赛到获奖的时间间隔大约在20-30年的时间，符合科学是一项需要积累的事业的特点。如果仅就最高奖项诺贝尔奖而言，延迟的时间更久，根据表1统计可知：科学天才奖的第一位诺奖获得者从1947年参赛到1972年获得诺奖用时25年，最近的2022年诺奖获得者则用时62年，15位诺奖得主通过参加科学天才奖脱颖而出至获得诺贝尔奖，平均用时41年。在西屋资助阶段，其教育基金会一直密切关注前西屋科学奖获得者的动态，发现绝大多数参加者已经完成了科学领域的本科阶段，到1966年，在前期入围的1000名决赛选手中，大约有一半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2]第三，成功者后续的科学“传帮带”作用。如诺贝尔奖得主库珀、格拉肖、吉尔伯特、霍夫曼、韦尔切克、卡普拉斯等都是科学学会的名誉董事会成员，他们经常与年轻的科学天才奖的参赛者进行互动，并多次在获奖晚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无形之中对这项竞赛的参赛者起到了一种示范性的作用。
表1. 科学天才奖的部分孵化成果名单（根据美国科学学会官方网站资料整理）
姓名 | 出生时间 | 参加时间 | 荣誉及获奖时间 |
莱昂·库珀（Leon N.Cooper） | 1930 | 1947 | 诺贝尔物理学奖（1972） |
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 | 1929 | 1946 |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72） |
本·莫特森Ben （R.Mottelson） | 1926 | 1944 | 诺贝尔物理学奖（1975） |
谢尔登·格拉肖（Sheldon L.Glashow） | 1932 | 1950 | 诺贝尔物理学奖（1979） |
沃特·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 | 1932 | 1949 | 诺贝尔物理学奖（1980） |
罗阿尔德·霍夫曼（Roald Hoffmann） | 1937 | 1955 | 诺贝尔物理学奖（1981） |
美国国家科学奖章（1983） | |||
阿尔伯特拉斯克基础医学奖（1980） | |||
弗朗克·韦尔切克（Frank Wilczek） | 1951 | 1967 | 诺贝尔化学奖（2004） |
约翰·霍尔（John L. Hall） | 1934 | 1952 | 诺贝尔物理学奖（2005） |
苏珊·所罗门（Susan Solomon） | 1956 | 1972 | 诺贝尔和平奖（2007） |
罗杰·钱（Roger Y. Tsien） | 1952 | 1968 | 诺贝尔化学奖（2008） |
阿尔文·罗斯（Alvin E. Roth） | 1951 | 1968 | 诺贝尔经济学奖（2012） |
马丁·卡普拉斯（Martin Karplus） | 1930 | 1947 | 诺贝尔物理学奖（2013） |
保罗·莫德里奇（Paul L. Modrich） | 1946 | 1964 | 诺贝尔化学奖（2015） |
基普·索恩（Kip Thorne） | 1940 | 1958 | 诺贝尔物理学奖（2017） |
约翰·克劳瑟（John Clauser） | 1942 | 1960 | 诺贝尔物理学奖（2022） |
保罗·寇恩（Paul J.Cohen） | 1934 | 1950 | 菲尔兹奖章（1966） |
美国国家科学奖章（1967） | |||
大卫·芒福德（David B.Mumford） | 1937 | 1953 | 美国国家科学奖章（2009） |
菲尔兹奖章（1974） | |||
麦克阿瑟天才奖（1987） | |||
罗纳德·布雷斯洛（Ronald Breslow） | 1931 | 1948 | 美国国家科学奖章（1991） |
普里斯特利奖章（1999） | |||
唐纳德·克努特（Donald Knuth） | 1938 | 1956 | 美国国家科学奖章（1979） |
图灵奖章（1974） | |||
理查德·扎尔（Richard Zare） | 1939 | 1957 | 美国国家科学奖章（1983） |
利奥·卡达诺夫（Leo Kadanoff） | 1937 | 1953 | 美国国家科学奖章（1999） |
苏珊·所罗门（Susan Solomon） | 1956 | 1972 | 美国国家科学奖章（1999） |
丹尼尔·克莱普纳 （Daniel Kleppner） | 1932 | 1950 | 美国国家科学奖章（2006） |
卢伯特·斯特莱尔（Lubert Stryer） | 1938 | 1954 | 美国国家科学奖章（2006） |
詹姆斯·古恩（James Gunn） | 1938 | 1957 | 美国国家科学奖章（2008） |
麦克阿瑟天才奖（1983） | |||
莱诺·胡德（Leroy E. Hood） | 1938 | 1956 | 美国国家科学奖章（2011） |
阿尔伯特拉斯克基础医学奖（1987） | |||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 | 1943 | 1961 | 美国国家科学奖章（2014） |
麦克阿瑟天才奖（1987） | |||
理查德·贝瑞（Richard S.Berry） | 不详 | 1948 | 麦克阿瑟天才奖（1983） |
亚瑟·温弗里（Arthur T. Winfree） | 1942 | 1960 | 麦克阿瑟天才奖（1984） |
简·理查森（Jane Shelby Richardson） | 1941 | 1958 | 麦克阿瑟天才奖（1985） |
罗伯特·科尔曼（Robert Coleman） | 不详 | 1972 | 麦克阿瑟天才奖（1987） |
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 | 1957 | 1974 | 麦克阿瑟天才奖（1987） |
阿莫里·洛文斯（Amory Lovins） | 1947 | 1964 | 麦克阿瑟天才奖（1993） |
罗纳德·维尔（Ronald Vale） | 1959 | 1976 | 阿尔伯特拉斯克基础医学奖（2012） |
弗兰克·威尔切克（Frank Wilczek） | 1951 | 1967 | 麦克阿瑟天才奖（1982） |
迈克尔·西尔弗斯坦（Michael Silverstein） | 1945 | 1962 | 麦克阿瑟天才奖（1982） |
阿拉尔·图穆尔（Alar Toomre） | 1937 | 1953 | 麦克阿瑟天才奖（1984） |
约翰·施瓦茨（John H.Schwarz） | 1941 | 1958 | 麦克阿瑟天才奖（1987） |
彼得·米勒（Peter N. Miller） | 1964 | 1982 | 麦克阿瑟天才奖（1998） |
丹尼尔·施拉格（Daniel P. Schrag） | 1966 | 1984 | 麦克阿瑟天才奖（2000） |
大卫·斯佩格尔（David Spergel） | 1961 | 1978 | 麦克阿瑟天才奖（2001） |
瓦姆西·穆塔（Vamsi Mootha） | 不详 | 1989 | 麦克阿瑟天才奖（2004） |
乔恩·克莱因伯格（Jon Kleinberg） | 1971 | 1989 | 麦克阿瑟天才奖（2005） |
马尼什·阿格拉瓦拉（Maneesh Agrawala） | 1972 | 1990 | 麦克阿瑟天才奖（2009） |
凯利·班诺特-伯德（Kelly Benoit-Bird） | 不详 | 1994 | 麦克阿瑟天才奖（2010） |
拉吉·切蒂（Raj Chetty） | 1979 | 1997 | 麦克阿瑟天才奖（2012） |
雅各·卢里（Jacob Lurie） | 1977 | 1996 | 麦克阿瑟天才奖（2014） |
海蒂·威廉姆斯（Heidi Williams） | 1981 | 1999 | 麦克阿瑟天才奖（2015） |
黛安·纽曼（Dianne Newman） | 1971 | 1987 | 麦克阿瑟天才奖（2016） |
比尔·蒂斯（Bill Thies） | 不详 | 1997 | 麦克阿瑟天才奖（2016） |
莫妮卡施莱尔-史密斯 （Monika Schleier-Smith） | 不详 | 2001 | 麦克阿瑟天才奖（2020） |
莱斯特·麦基（Lester Mackey） | 1985 | 2003 | 麦克阿瑟天才奖（2023） |
注：①即从参加科学天才奖到获得荣誉的时间差
根据表1不难发现，科学天才奖人才孵化成效显著，由此可知，具有某种科学天赋的人具有相应的特征且能够在一定的环境或程序下被识别。美国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多元智能理论中指出，所谓智能就是解决问题或者创造产品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种或多种文化背景下受到珍视。根据智能的定义以及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基础，加德纳对此提出了相对独立的7种智能，即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音乐智能、空间智能、身体-动觉智能、人际智能、自我认知智能。这其中的任何一种智能具有不同的特征以及被调动的文化背景，加德纳认为，人的大脑虽然具有处理数种不同类别内容的潜能，但一个人处理某种内容的能力，绝不意味着他处理其他内容时同样胜任，言下之意是天才只针对特定的内容而存在。[10]那么，根据多元智能理论提出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具有科学天赋的人往往具有相应的天赋内容，也理应能够在符合情境的程序下被识别，这种智能在前期表现为一种倾向或潜能，正如有纹路的大理石需要一定的加工才能加以呈现，而科学天才奖正是通过制度设置将人才前期的隐而不显的潜能加以识别与清晰化。
3、智力资源的识别与引导
科学竞赛在人才成长早期就着手于未来的培养规划，这种制度安排契合了全链条式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人才的早期识别与激励，可以加速那些具有潜能的中学生快速实现目标定位，避免了后来的无序摸索所浪费的能量，这有助于人才的快速成长。再者，早期的科学天才奖活动，为后续的人才链条各环节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智力蓄水池（如图4所示）。客观地说，科学天才奖只是发现与培养科学苗子的一种制度安排，真正要做出杰出科学贡献，还需要后续的不断积累历练，以及层层筛选。上面提到的人才金字塔结构，科学天才奖恰恰是为人才的永续发展提供了一个牢固的金字塔底，只有塔底雄厚，未来的高端人才才会源源不断涌现，这才是科学天才奖存在的最大意义所在。很多国家的人才政策只专注于摘桃子（科学精英），问题是没有前期的层层选拔与培养，哪有后来的科学精英呢？只要看看中国足球的现状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问题是早期培养其收益要等到20-30年后才能体现，期间大多时间以沉没成本的形式存在，这是很多决策者基于政绩考核要求而不愿意做的事情。早期人才识别通过几个转变实现人才的加速成长，首先由潜力发展为能力，其次是能力发展为专业，最后由专业发展为卓越。科学天才奖在人才发展过程中发挥的是第一阶段潜能识别与激励的作用，以此为下一阶段的能力转换提供支持。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霍夫曼曾明确表示1955年参加科学天才奖的经历坚定了其进入生物医学领域的决心，而这次比赛也强烈影响了他的职业轨迹。[11]由此可以看出从潜能到能力，再由能力到卓越的发展过程可以被一系列机会事件所强化，从而增强、维持或者加速个人知识资本的积累过程，这就是各种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内在原因，这种激励就包括教育机会、承认、获奖与社会支持等。
图4. 人才智力资源的发展阶段
三、总结与反思
美国科学天才奖延续82年并不断孵化出杰出人才的成功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塑造与人才成长全链条相匹配的生态环境，营造中学、大学、企业、市场、政府等多方主体相互支撑、相互合作的生态系统。企业的偏好、国家的意志、个人的诉求与时代的趋势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科技时代的标准生态环境，科学天才奖的设立就是这种境况的表征。其次，科学天赋作为一种特殊的智力资源具有相应的内容指涉，在一定制度安排下能够被有效捕捉和识别。美国科学天才奖对人才早期特定潜能进行识别，为后续人才资源的进一步开发与培养提供了明确的目标群体，从而为储备人才、打造人才梯队以及确保科学智力资源的持续输出打下基础，这也是美国在20世纪人才资源丰富且稳定的基础所在。第三，全链条式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多主体的不同市场需求结构高度吻合。如西屋公司通过天才奖项目的运作，既为企业做了很好的正面商业广告，又为社会识别、选拔与培养了一批科学种子，这是典型的多赢，企业、学生与社会都因此获益，否则这项活动是无法持续的。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每一环节的微小努力却促成了人才资源从早期、中期、成熟期到卓越的梯次呈现。因此，人才发展过程中要想实现从潜力、能力到卓越的之间的转变，需要通过制度安排使激励机制在各环节相互衔接，否则任一环节的缺失都会造成人才库存出现结构性失调。那么，美国科学天才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是什么呢？
我国在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位列第11位，其中，人力资本和研究排名第20位，人才短板已成制约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追求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当下，经过改开四十年的积累，我国的人才计划在中高层已经基本接近全覆盖，高端人才的培养模式和评价机制也日趋完善，然而青少年人才的识别、遴选与培养由于起步晚却稍逊一筹，导致人才结构出现明显的短板，对青少年科技人才的激励政策亟需进一步完善。客观地说，科技人才的培养是一个从早期、中期到成熟期各环节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不匹配都会影响人才输出的总体状况。一方面青少年科技人才作为人才培养体系的前端，精准的选拔与培养构成了人才金字塔坚实的地基，各层级人才的冗余配置符合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结构，借用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的计算，能量在相邻两个营养级间的传递效率大约是10%~20%，这就意味着低层级的人才数量要远远大于其上一级的人才数量，这个比例甚至远低于10%的比例（入选美国两院院士的人数/西屋奖半决赛总人数=5%），因此，科技人才培养的冗余原则是所有人才政策都需要预留的，越是低层级人才的冗余规模越要大，这样才能维持高端人才的适当规模，才会有科技精英不断涌现的可能，毕竟科学是一项积累的事业。另一方面，对于科学精英来说，“很早显露头角是一种典型的现象”，（[12]，p.127）正如朱克曼在《科学界的精英》中得出的结论，个人的才华越早被人发现，他在科学上就意味着被认为是有发展前途的人，就能够越早地接触到有利的资源与条件，他们就能越早得到发展。（[12]，p.88）显然，青少年科技天才的选拔既能较早识别科学天赋，又能为科技人才队伍的底层提供冗余的储备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才金字塔与能量金字塔道理是相同的。据笔者前期的研究显示：“中国目前有两项与中学生有关的人才计划，‘英才计划’与‘小小科学家’项目，前者主要是针对那些学有余力的高一、高二学生，计划初衷在于及早发现那些真正喜欢自然科学的青少年。这点与美国西屋天才奖的选择范围是不同的。真正与美国西屋奖接近的是‘小小科学家’项目，该计划针对的是应届高中毕业生。”[13]从中美青少年科技奖的设置与运行来看，我们与美国的科学天才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奖项的内容设计、宣传推广、奖励力度以及相关数据的后续追踪等，都存在明显的差距。究其原因，我国的人才政策侧重于关注人才链条的产出端，而会主动忽略人才链条前端的培养，我们的政策过于追求短平快，在绩效主义的理念主导下，没有耐心去培养需要长期才能见效的前端人才的识别与培养。
那么，美国科学天才奖的成功经验是否具有可移植性呢？实现成功移植的可能性不仅依赖于对智力资源发展规律的掌握，还需要两者的文化环境的趋同性，这才是很多移植难以成功的深层原因，也可以称作经验移植的难问题。对具有科学天赋人才的早期精准识别、让其能够真正发展成为科技人才甚至是科学精英，关键是创造能够让人才破土而出的环境，比如自由包容、尊重个体差异、公平而不失多样性的文化氛围，面向市场主体的兼具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倾向的人才培养动力机制、对早期人才进行跟踪服务与实施全链条培养的重视和关怀等，这些看似松散的理念背后实际上隐藏的是一种实用主义而非唯功利主义绩效主义至上的人才观念。创造优良的生态环境和适宜的土壤，即移植所需的运行支撑环境，这些决定了移植的成活率以及落地后的生命周期。因此，为了彻底改善我国青少年科技人才识别与培养的短板，首先，国家在认知层面上，对青少年人才选拔与培养予以重视和政策倾斜；其次，在政策制定层面上，为早期科学人才的选拔建立起一套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甄选培养体系；第三，在实践层面，形成人才培养多主体的协同联动双赢模式，打破“各自为政”的小作坊式人才识别与培养机制；第四，积极推进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建设，形成适合人才孵化与成长的科研生态。正所谓，日拱一卒，功不唐捐，假以时日，顶尖科技人才的不断涌现就会成为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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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侠,霍佳鑫.中国应打造青少年科技人才计划优秀品牌[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21,40(01):25-28.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工智能伦理风险防范研究”（编号：20ZD041）和中国科协2022年度研究生科普能力提升项目“科技资源科普化研究”的资助（编号：KXYJS2022059），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王珂（1991-），女，河南郑州人，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李侠（1967-），辽宁辽阳人，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科技政策、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
【博主跋】恍然记得讨论这个话题还是几年前的事了，这篇文章现发在《自然辩证法通讯》2025（3），转眼王珂博士已经毕业半年多了，也到了广州新单位工作，广州是个好地方，我认为那是中国最接近市场化的地方，祝她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前程似锦。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5-2-27凌晨于南方临屏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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