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上海 200240）
摘要：霍尔堡奖以其杰出的学术声誉成为全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代表性奖项，通过对霍尔堡奖得主与获奖原因（2004—2024）进行社会学分析后发现，获奖者呈现女性偏少、老龄化、分布地区极性化、名校出身、知名机构任职、学术成就优势累积等现象，研究成果具有跨学科交叉、独创性与影响力广泛的显著特征。通过对霍尔堡奖得主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两点值得借鉴的结论，在人才培养方面，营造良好生态环境促进人才成长；在科研激励方面，在制度层面形成“产出—承认”的闭环结构，从而形成人才、产出与承认的良性循环机制。
关键词：霍尔堡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资本；积累；承认
中图分类号：NO3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代西方世界的崛起，除了科技革命的直接推动之外，诸多人文社科领域的思想家提出的革命性新思想、新观念也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说科技革命起到的作用是显性的，那么，人文社科领域的成果作用则是隐性的，但是其作用更持久也更深刻，一个社会要真正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二者缺一不可。相较而言，国内学者对于科技革命的分析较多，而对于人文社科的发展的深入分析并不是很充分。为此，我们不妨从西方社会对于人文社科领域的奖励系统的运行来切入问题域，本文以霍尔堡奖为研究对象，希望对其的社会学分析能够管窥到西方人文社科发展的内在机制。霍尔堡奖（Holberg Prize）是国际上最具声望的人文社科领域奖项之一，但在我国却鲜为人知，更少有人去研究。本文以历届霍尔堡奖得主为例，分析世界范围内人文社科领域杰出人才的特征与学术成长路径，以期对我国的相关人才培养和人文社科的发展有所启示。
二、霍尔堡奖的缘起与发展
1.霍尔堡奖的缘起
路德维格·霍尔堡（Ludvig Holberg，1684—1754年）是丹麦—挪威的著名剧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散文家，早年在哥本哈根大学学习神学，而后自学了法律、历史和语言学。受到人文主义和启蒙精神的影响，他在将启蒙运动带到北欧国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被认为是现代丹麦和挪威文学的奠基人。
2003年，挪威政府设立霍尔堡奖以纪念这位多才多艺的学者。该奖项每年颁发给一位在艺术、人文、社会科学、法律或神学等特定领域或跨学科研究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国际学者，希望社会大众能更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价值，提升其被边缘化的地位，激发年轻人对它的研究兴趣。霍尔堡奖由挪威政府资助，卑尔根大学代为管理，每年奖金高达600万挪威克朗（约合52万欧元/56万美元）。在全球的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任职的学者都有资格提名霍尔堡奖项候选人，但不允许自荐。霍尔堡学术委员会由该奖项所涵盖学术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组成，本届成员分别来自德国的柏林自由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黎巴嫩的贝鲁特美国大学、南非的开普敦大学，来自中国的是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者崔之元。[1]学术委员会从提名中筛选出候选名单，再从国际知名学者处收集对入围候选人的评估，召开两次会议后向霍尔堡董事会提供最终建议，董事会根据建议颁发奖项。每年3月会公布获奖者信息，6月在挪威卑尔根举办颁奖典礼。
因其丰厚的奖金、严格公正的评奖流程、获奖学者的知名度，霍尔堡奖日益成为国际上久负盛名的人文社科奖项，也被喻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2.霍尔堡奖的思想文化功能
与一般奖项不同，霍尔堡奖不光举行颁奖典礼，更注重打造系列思想文化活动。2004年起，每年6月的颁奖周会举办针对当届获奖者研究的霍尔堡研讨会、讲座、大师班等公共活动，邀请获奖者和其他国际知名学者参与。除颁奖典礼、政府宴会以及特定活动外，颁奖周期间的所有活动面向所有人，观众均可免费入场，其中一些活动也会进行现场直播，向国际观众开放。
2016年起，每年12月第一个周六举行备受瞩目的霍尔堡辩论，灵感来自于霍尔堡本人的启蒙思想，旨在探索当代紧迫的现实问题，又和霍尔堡奖涵盖的艺术、人文、社会科学、法律和神学领域息息相关。2016—2023年的辩论主题分别为，“多元化和冲突时代的言论自由”（2016）、“宣传、事实和假新闻”（2017）、“政治与影响：社会动员的动力”（2018）、“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为什么我仍然是共产主义者’”（2019）、“全球稳定是白日梦吗？”（2020）、“身份政治与文化战争”（2021）、“恐惧会保护我们的安全吗？”（2022）、“意识是否超越了大脑？”（2023）。霍尔堡辩论鼓励大学和公众参与进来，并邀请不同背景的知名思想家，包括学者、记者、作家、电影制片人和活动家作为辩论嘉宾。此前，齐泽克、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以及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等知名人士都曾参与到霍尔堡辩论中。霍尔堡奖希望通过辩论的方式为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讨论作出贡献，也更加关注与国家和国际相关的热点问题，
此外，为了激励年轻人的研究热情，霍尔堡奖还设立了另外两个奖项，一是尼尔斯·克里姆奖（The Nils Klim Prize）每年颁发给一位在人文、社会科学、法律或神学研究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年轻北欧研究人员；另一个霍尔堡学校项目为挪威高中学生举办人文社科研究竞赛并给予奖励。
三、霍尔堡奖得主的社会学分析
霍尔堡奖自2004年首次颁发以来，截至2024年共授予全球21位杰出的人文社科学者。他们分别是：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什缪尔·艾森施塔特（Shmuel Eisenstadt）、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伊恩·哈金（Ian Hacking）、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于尔根·柯卡（Jürgen Kocka）、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 Oliván）、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迈克尔·库克（Michael Cook）、玛丽娜·华纳（Marina Warner）、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奥诺拉·奥尼尔（Onora O'Neill）、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格里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乔安•马丁内兹—阿列尔（Joan Martinez Alier）、阿基勒·姆贝姆贝（Achille Mbembe）。对此，我们分别从性别、年龄、地域、教育背景、机构声誉、学术成就等方面对历届获奖者展开社会学分析，进而探讨人文社科领域杰出学者的基本特征与成长规律。
1.性别、年龄与地域分布
通过表1可知，在性别上，获得霍尔堡奖的男性学者人数是女性的2倍，男性获奖者14位，女性获奖者7位，女性获奖者的研究主题大多与女性主义相关。与众多科技领域奖项中男性获奖者占压倒性优势相比，霍尔堡奖得主性别比例的差距并未太过夸张，但还是可以明显看出女性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在年龄上，60~69岁期间获奖的学者有6位，占比28.6%；70~79岁的获奖者有12位，占比57.1%；80岁及以上的获奖者有3位，占比14.3%。最高年龄为2023年霍尔堡奖得主乔安•马丁内兹—阿列尔，84岁，最低年龄为2004年霍尔堡奖得主朱莉娅·克里斯蒂娃，63岁。获奖者平均年龄72.7岁，与科技类奖项平均获奖年龄在50~60岁相比，例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平均年龄在56.1岁，生理学或医学得主平均年龄在58.5岁，[2]人文社科领域的霍尔堡奖得主年龄明显偏大，延迟了10岁有余。这说明人文社科学者产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以及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获得承认，只有历经岁月的沉淀与现实的检验后才可能得到广泛的社会传播与学术认可。
在地域上，霍尔堡奖得主的出生地以发达国家居多，从21位获奖者的出身来看，他们中有17位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父母拥有较稳定的工作，为其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家庭环境与教育氛围。另外4位，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格里塞尔达·波洛克、希拉·贾萨诺夫、阿基勒·姆贝姆贝分别来自保加利亚、南非、印度和喀麦隆等发展中国家，他们要么随家人移民，或是凭借自身努力获得奖学金来到法国、加拿大、英国、美国学习生活。可以看出，发达地区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更充足的经济文化资源以及优越的教育学习环境，这些基础条件为培育杰出人才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个现象印证了科学界的正向马太效应：优势累积，同时也再次证明了任何成功都是对条件高度依赖的，其反命题必然是很多人成长中的劣势累积。
表1 2004—2024年霍尔堡奖得主的出生概况
年份 | 姓名 | 性别 | 生卒年 | 获奖年龄 | 国籍 |
2004 |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 女 | （1941—） | 63 | 法国 |
2005 | 尤尔根·哈贝马斯 | 男 | （1929—） | 76 | 德国 |
2006 | 什缪尔·艾森施塔特 | 男 | （1923—2010） | 83 | 波兰 以色列 |
2007 | 罗纳德·德沃金 | 男 | （1931—2013） | 76 | 美国 |
2008 | 詹明信 | 男 | （1934—） | 74 | 美国 |
2009 | 伊恩·哈金 | 男 | （1936—2023） | 73 | 加拿大 |
2010 |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 女 | （1928—2023） | 82 | 美国 加拿大 |
2011 | 于尔根·柯卡 | 男 | （1941—） | 70 | 德国 |
2012 | 曼纽尔·卡斯特尔 | 男 | （1942—） | 70 | 西班牙 |
2013 | 布鲁诺·拉图尔 | 男 | （1947—2022） | 66 | 法国 |
2014 | 迈克尔·库克 | 男 | （1940—） | 74 | 英国 |
2015 | 玛丽娜·华纳 | 女 | （1946—） | 69 | 英国 |
2016 |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 男 | （1943—） | 73 | 美国 |
2017 | 奥诺拉·奥尼尔 | 女 | （1941—） | 76 | 英国 |
2018 | 凯斯·桑斯坦 | 男 | （1954—） | 64 | 美国 |
2019 | 保罗·吉尔罗伊 | 男 | （1956—） | 63 | 英国 |
2020 | 格里塞尔达·波洛克 | 女 | （1949—） | 71 | 加拿大 |
2021 | 玛莎·努斯鲍姆 | 女 | （1947—） | 74 | 美国 |
2022 | 希拉·贾萨诺夫 | 女 | （1944—） | 78 | 美国 |
2023 | 乔安•马丁内兹—阿列尔 | 男 | （1939—） | 84 | 西班牙 |
2024 | 阿基勒·姆贝姆贝 | 男 | （1957—） | 67 | 喀麦隆 |
2.教育背景与机构声誉
通过表2可以看出，霍尔堡奖得主均毕业于世界名校，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哈弗福德学院、密歇根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伯明翰大学、萨塞克斯大学；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巴黎政治学院、图尔大学；德国的波恩大学、柏林自由大学、马尔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大学。另有2004年获奖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曾就读于保加利亚的索非亚大学，是当地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被评为保加利亚的顶尖大学，根据QS世界大学排名，它一直位居世界大学前4%之列；2006年获奖者什缪尔·艾森施塔特毕业于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希伯来大学由爱因斯坦和哈伊姆·魏茨曼（Chaim Azriel Weizmann）共同创立，是犹太民族的第一所大学，也是集教学和研究于一体的世界一流大学。在名校求学阶段，他们完成了早期学术资本的积累，获得了迈入学界所认可的入场券。
毕业后，年轻的人文社科学者们通过自我与社会的双向选择进入到同样世界知名的学术机构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3]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以2024年获奖者阿基勒·姆贝姆贝为例，他现就职于南非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布鲁金斯学会、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哈佛大学和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CODESRIA）任职。
表2 2004—2024年霍尔堡奖得主的教育背景与所属机构
姓名 | 教育背景 | 所属机构 |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 索非亚大学 | 巴黎第七大学 |
尤尔根·哈贝马斯 | 波恩大学、马尔堡大学 | 法兰克福大学 |
什缪尔·艾森施塔特 |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
罗纳德·德沃金 | 哈佛大学、牛津大学 | 耶鲁大学、牛津大学 纽约大学、伦敦大学学院 |
詹明信 | 哈弗福德学院、耶鲁大学 | 杜克大学 |
伊恩·哈金 |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剑桥大学 | 多伦多大学 |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 密歇根大学 | 多伦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
于尔根·柯卡 | 柏林自由大学 | 柏林自由大学 |
曼纽尔·卡斯特尔 | 巴黎大学 | 南加州大学、剑桥大学 |
布鲁诺·拉图尔 | 图尔大学 | 巴黎政治学院 |
迈克尔·库克 | 剑桥大学、伦敦大学 | 伦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
玛丽娜·华纳 | 牛津大学 | 伦敦大学学院 |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 耶鲁大学、剑桥大学 | 哈佛大学 |
奥诺拉·奥尼尔 | 牛津大学、哈佛大学 | 剑桥大学 |
凯斯·桑斯坦 | 哈佛大学 | 哈佛大学 |
保罗·吉尔罗伊 | 萨塞克斯大学、伯明翰大学 | 伦敦大学学院 |
格里塞尔达·波洛克 | 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 | 利兹大学 |
玛莎·努斯鲍姆 | 纽约大学、哈佛大学 | 哈佛大学、布朗大学 芝加哥大学 |
希拉·贾萨诺夫 | 拉德克利夫学院、波恩大学 哈佛大学 |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
乔安•马丁内兹—阿列尔 | 巴塞罗那大学、牛津大学 斯坦福大学 |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
阿基勒·姆贝姆贝 | 索邦大学、巴黎政治学院 | 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 |
在发达国家颇具声望的学术机构从事研究工作，特别是在欧美人文底蕴深厚的老牌高校，更便于有潜力有才能的年轻人和来自全球的专家学者交流共事。例如，2005年获奖者尤尔根·哈贝马斯，曾经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年轻时他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跟随批判理论家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学习哲学和社会学，该社会研究所是20世纪30-40年代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发源地，后人称之为法兰克福学派。此后，哈贝马斯又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多位知名学者展开了影响力持久的对话与辩论。2007年获奖者罗纳德·德沃金在牛津大学完成期末考试后，其答卷令英国法哲学家赫伯特·哈特（Herbert Hart）印象深刻，德沃金后来接替哈特当选为牛津大学法学系主任，哈特记得他在牛津大学时出色的考试表现并推荐其作为候选人。
由此可以看出，霍尔堡将得主的成功之路既有发达地区丰富文化资源的支撑，又有名校教育背景作铺垫，还有在声誉极佳的研究机构工作以及与著名学者对话互动的推进，多种有利因素的叠加是他们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再加上个人的学术天赋、辛勤付出以及研究成果的积累。这个结论又一次印证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名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
3.学术成就的积累
任何人的学术资本积累都是缓慢的，而获得承认则更为艰难，没有谁的成功能够一蹴而就，历届霍尔堡奖得主的“学术资本积累—承认”之路再次证明了学术界的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见表3：
从研究领域来看，多数学者在社会学、法学、女性主义、文化学、人类学、伦理学、史学、语言学、宗教学、经济学等领域深耕，同时他们的研究兴趣广泛，显示出跨学科交叉的研究特征，可以说霍尔堡奖得主的研究兼具了深入与广博的特点。近年来，霍尔堡奖对于与性别和种族有关的人类学研究倾注了更多的关注。从代表性著作来看，获奖者一生产出的作品非常丰富，具有一系列代表作。随时间流逝，不同阶段的作品清晰地标识出他们的学术思想的演变轨迹。从获奖原因来看，霍尔堡奖非常看重获奖者研究成果的开创性、独特性、原创性与启发性。获奖者多采用交叉视角进行文化社会的创新性比较研究，彰显了非凡的创造力与广泛的影响力。能否激发世界范围内人文社科相关领域的研究，是否对现有理论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是否重新塑造了学界观念，这些都成为能否入选霍尔堡奖的重要指标。
表3 2004—2024年霍尔堡奖得主的研究成就
姓名 | 研究领域 | 代表性著作 | 获奖原因 |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2004） | 语言哲学、符号学、文学批评、精神分析、女权主义 | 《诗歌语言的革命》（1974）；《恐怖力量》（1980）；《爱情故事》（1983/1987)；《黑太阳》（1989）；《陌生人》（1988/1991） | 对语言、文化和文学交叉问题的创新探索，激发了全世界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对女权主义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
尤尔根·哈贝马斯 （2005） | 认识论、社会理论、政治理论、法哲学、语用学、实用主义等 |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交往行动理论》（1981）、《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他者的包容》（1996）、《后国家星座》（1998） | 发展开创性的话语和交往行动理论，从而为法律和民主提供新的视角。 |
什缪尔·艾森施塔特 （2006） | 社会人类学、社会史、政治学等 | 《帝国的政治体系》（1963）、《传统、变革与现代性》（1973）、《传统世袭主义与现代新世袭主义》（1973）、《革命与社会转型》（1978）、《轴心时代文明的起源和多样性》（1986）、《现代性模式》（1987）、《比较视角下的欧洲文明》（1987）、《以色列社会》（1967）、《日本文明——比较观点》（1996）、《多重现代性》（2000）、《比较文明与多重现代性》（2003）、《轴心文明与世界历史》（2005）、《原教旨主义、宗派主义和革命：现代性的雅各宾维度》（1999）、《大革命与现代性的文明》（2006）。 | 发展有关社会变革、现代化以及文化、信仰体系和政治制度之间关系的具有卓越品质和独创性的比较知识。 |
罗纳德·德沃金 （2007） | 社会正义、法律理论、政治哲学 | 《认真对待权利》（1977）、《法律帝国》(1986)；《生命的自主权》（1993)、《自由法》（1996）、《至上的美德》（2000）、《民主可能在这里吗？》（2006） | 发展一种以道德为基础的原创且极具影响力的法律理论，其特点是具有将抽象的哲学思想和论点与法律、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具体日常问题联系起来的独特能力。 |
詹明信（2008） | 后现代主义、诠释学、文化研究、辩证法、历史 |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语言的监狱》（1972）、《侵略寓言：温德姆·刘易斯，作为法西斯主义者的现代主义者》（1979）、《政治无意识》（1981）、《理论的意识形态》（1988）、《可见的签名》（1991）、《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奇异的现代性》（2002）、《未来的考古学》（2005）、《现代主义论文》（2007） | 在他自己称之为“社会形态的诗学”的项目中，为理解社会形态与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杰出贡献. |
伊恩·哈金 （2009） | 科学哲学，统计学哲学 | 《统计推理的逻辑》（1965）、《概率的出现》（1975）、《机会的驯服》（1990）、《重写灵魂：多重人格和记忆科学》（1995）、《疯狂旅行者：对短暂性精神疾病现实的反思》（1998）、《表征与干预》（1983）、《什么的社会建构？》（1999） | 将严谨的哲学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深刻改变了我们对于关键概念在科学实践中以及在特定社会和制度背景下产生方式的理解。 |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2010） | 社会史、文化史、社会人类学、民族志、文学理论 | 《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1975）、《马丁·盖尔的归来》（1983）、《档案中的虚构》（1987）、《十六世纪法国的礼物》（2000）、《边缘妇女：十七世纪的三种生活》（1995）、《骗子旅行：一个十六世纪的穆斯林在世界之间》（2006）、《银幕上的奴隶：电影与历史视野》（2000） | 将近代早期的欧洲与比较历史的新领域联系起来，探索文化、地理和宗教的交流。因其著作而成为当代最有创造力的史学家之一，不受任何特定学派思想或政治所禁锢的知识分子。 |
于尔根·柯卡（2011） | 社会史、诠释学、史学 | 《以西门子为例的公司管理和员工，1847—1914》（1969）；《战争中的阶级社会》（1973）；《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之间的雇员》（1977）；《既不看台也不上课》 （1990）；《就业关系与工人生计》（1990） | 通过向相关社会科学开放并确立跨国比较方法的重要性，实现了德国史学的范式转变 |
曼纽尔·卡斯特尔（2012） | 传播学、组织学、网络社会学、城市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政治经济学 | 《城市问题》（1972）、《城市与草根》（1983）、《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1996—98）、《网络社会的兴起》、《身份的力量》、《千禧年的终结》、《传播权力》（2009） | 塑造我们对网络社会中城市和全球经济政治动态的理解 |
布鲁诺·拉图尔 （2013） | 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主义、行动者网络理论、形而上学、社会人类学 | 《实验室生活》（1979）、《法国的巴氏杀菌》（1984）、《科学在行动》（1987）、《我们从未现代》（1991）、《偶像冲突》（2002）、《公开》（2005）、《自然政治》（1999）、《存在模式探究》（2012） | 对现代性进行了雄心勃勃的分析和重新解释，并挑战了现代与前现代、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类的区别等基本概念 |
迈克尔·库克（2014） | 东方研究、宗教史 | 《安纳托利亚农村的人口压力，1450—1600》（1972）、《哈加尔主义：伊斯兰世界的形成》（1977）、《早期穆斯林教规：源头批判研究》（1981）、《穆罕默德》（1983）、《古兰经：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2000）、《古代宗教，现代政治：比较视角下的伊斯兰案例》（2014） | 重塑了跨越奥斯曼帝国研究的领域，早期伊斯兰政体的起源，瓦哈比亚运动的历史，以及伊斯兰法律，伦理和神学 |
玛丽娜·华纳（2015） | 神话、女权主义、口头传统 | 《孤独的性爱：圣母玛利亚的神话和崇拜》（1976）、《纪念碑与少女：女性形态的寓言》（1985）、《野兽到金发女郎：关于童话故事和他们的讲述者》（1994）、《不去妖怪：吓唬、哄骗和嘲笑》（1998）、《幻影：精神、愿景、隐喻和媒体进入 21圣世纪》（2006）、《内在之眼：超越可见的艺术》（1996）、《符号引起思想：艺术著作》（2014）、《陌生的魔法：迷人的国家与阿拉伯之夜》（2011）、《从前：童话简史》（2014） | 因其对故事和神话的分析，及在文学著作中强调性别角色和女性主义而闻名。 |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2016） | 新历史主义、文艺复兴研究、新批评 | 《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1980）、《莎士比亚谈判》（1987）、《奇妙的财产》（1991）、《实践新历史主义》（与凯瑟琳·加拉格尔合著，2000）、《炼狱中的哈姆雷特》（2001）、《世界上的意志》（2004）、《莎士比亚的自由 》（2010）、《转弯》（2011） | 在其所处时代最重要的莎士比亚学者之一 |
奥诺拉·奥尼尔 （2017） | 政治哲学、伦理学 | 《原则行动》（1975）、《理性的建构》（1989）、《饥饿的面孔》（1986）、《正义的界限》（2000） | 在伦理和政治哲学中具有影响力 |
凯斯·桑斯坦（2018） | 法学理论、宪法学、环境法学、行政法学、行为经济学、社会学理论 | 《权利革命之后》（1990）、《部分宪法》（1993）、《成本效益状态》（2002）、《风险与理性》（2002）、《为什么社会需要异议》（2003）、《恐惧法则》（2004）、《助推：改善关于健康、财富和幸福的决策》（与理查德·泰勒合著，2008年）、《影响力伦理》（2016）、《共和国》（2017）、《弹劾》（2017）、《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2018）、《成本效益革命》（2018） | 重塑了我们对于现代规制国家与宪法之间关系的理解。被广泛视为美国行政法领域的领军学者以及全美乃至世界上被引用最多的学者。 |
保罗·吉尔罗伊（2019） | 文化政治学、文化史学、社会人类学 | 《英国国旗下没有黑人》（1987）、《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1993）、《反对种族》（2000）、《比蓝色更黑暗：关于黑色大西洋文化的道德经济》（2010） | 对批判性种族研究、后殖民主义及相关领域的贡献。 |
格里塞尔达·波洛克 （2020） | 女权主义理论、女权主义、艺术史、性别研究 | 《旧情人：女性、艺术和意识形态》（与罗西卡·帕克合著，1981）、《集中电影》（与马克斯·西尔弗曼（Max Silverman）合编，2011）、《夏洛特·所罗门与记忆剧场》（2018） | 对女权主义艺术史和文化研究的开创性贡献。 |
玛莎·努斯鲍姆（2021） | 自由主义理论、政治哲学、女权主义、伦理学、社会自由主义 | 《善的脆弱性》（1986）、《欲望的治疗》（1994）、《思想剧变》（2001）、《从厌恶到人性》（2010）、《政治情绪》（2013）、《愤怒与宽恕》（2016） | 对哲学、法律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开创性贡献。 |
希拉·贾萨诺夫（2022） | 科学技术研究、政治社会学、公共理性、能力建设 | 《律师界的科学：美国的法律、科学和技术》（1995）、《自然设计：欧洲和美国的科学与民主》（2005）、《发明伦理学》（2016）、《现代性的梦境：社会技术想象和权力的制造》（与金尚铉合著，2016）、《科学能有意义吗？》（2019） | 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开创性研究。 |
乔安•马丁内兹—阿列尔（2023） | 生态经济学、政治生态学、穷人环保主义 | 《生态经济学：能源、环境与社会》（与克劳斯·施吕普曼合著，1987）、《穷人的环保主义：生态冲突和估值研究》（2002） | 在生态经济学、政治生态学和环境正义方面的杰出研究。 |
阿基勒·姆贝姆贝（2024）
| 非洲历史、政治、后殖民研究、社会科学 | 《论后殖民地》（2000/2001）、《黑人理性批判》（2013/2017）、《死灵政治》（2016/2019）、《走出黑夜》（2010/2021）、《尘世社区：对最后乌托邦的反思》（2022）、《野蛮主义》（2020/2024） | 四十多年来在非洲历史、后殖民研究、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开创性研究。 |
在获得霍尔堡奖之前，21位获奖者也获得了许多其他国际组织与国家的荣誉，由此可见，这些获奖者在获得承认的道路上也是经历了无数次的验证，具体情况见表4统计：
表4 2004—2024年霍尔堡奖得主的其他荣誉
姓名 | 其他荣誉 |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 汉娜·阿伦特政治思想奖（2006）、荣誉军团指挥官、功绩勋章指挥官、瓦茨拉夫·哈维尔奖（the Vaclav Havel Prize）、葡萄牙天主教大学荣誉博士（2019） |
尤尔根·哈贝马斯 | 黑格尔奖（197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奖（1976）、西奥多·阿多诺奖（1980） Geschwister-Scholl-Preis（1985）、莱布尼茨奖（1986年）、桑宁奖（1987） 卡尔·贾斯珀斯奖（1995）、西奥多·豪斯奖（1999）、德国图书贸易和平奖（2001）、阿斯图里亚斯王子社会科学基金会（2003）、京都奖（2004）、布鲁诺·克雷斯基奖（2006）、洛迦诺电影节欧洲政治文化奖（2008）、都柏林大学尤利西斯奖章（2010）、维克多—弗兰克尔—普雷斯（2011）、乔治—奥古斯特—津恩—普雷斯（2012）、海因里希·海涅奖（2012）、慕尼黑文化奖 （2012）、伊拉斯谟奖（2013）、克鲁格奖（2015）、谢赫·扎耶德图书奖（2021，拒绝理由是阿联酋的政治制度是压制性的非民主）、辩证奖章（2022）、功勋勋章（2022） |
什缪尔·艾森施塔特 | 美国社会学协会麦克弗奖（1964）、罗斯柴尔德社会科学奖（1970）、以色列社会科学奖（1973）、巴尔赞奖（1988）、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科学奖（1994）、阿马尔菲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奖（2001）、洪堡研究奖（2002）、EMET社会学奖（2005）、华沙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05）、哈佛大学荣誉学位；曾任以色列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科院荣誉外籍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名誉外籍研究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名誉院士 |
罗纳德·德沃金 | 亨利友好奖章（2005）、“萨穆迪奥博士”国际法律研究奖（2006）、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博士（2000）、哈佛大学荣誉法学博士（2009）、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荣誉博士（2011）、名誉国王大律师（KC）、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 |
詹明信 | 萨金特杰出学者奖（2009）、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终身学术成就奖（2012） |
伊恩·哈金 | Killam人文奖（2002）、加拿大勋章（2004）、奥地利科学与艺术勋章（2012）、巴尔赞奖（2014） |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 Aby Warburg人文科学奖（2000）、美国哲学学会会员（2011）、加拿大勋章（2012）、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钻石禧年奖章（2012）、美国国家人文奖章（2012）、世界各地大学的多个荣誉学位 |
于尔根·柯卡 | 莱布尼兹奖（1992）、乌普萨拉大学荣誉博士（2000）、Bochumer历史学家奖（2005） |
曼纽尔·卡斯特尔 | 巴尔赞奖（2013）、2000—2014年SSCI将他列为世界第五大被引用的社会科学学者，也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传播学者 |
布鲁诺·拉图尔 | 贝尔纳奖（1992）、蒙特利尔大学荣誉博士（2008），还拥有其他几个荣誉博士学位、法国荣誉军团勋章（2012）、斯宾诺莎奖（2020）、京都奖（2021） |
迈克尔·库克 | 美国哲学学会会员（2001）、阿尔伯特·胡拉尼图书奖（2001）、梅隆基金会杰出成就奖（2002）、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4）、霍华德·贝尔曼人文学科杰出成就奖（2006）、法拉比国际奖（2008）、莱顿大学荣誉博士（2013）、巴尔赞奖（2019） |
玛丽娜·华纳 | 英国皇家文学学会院士（1984）、福塞特协会图书奖（1986）、布克小说奖（1988）、笔会/麦克米伦银笔奖（1988）、英联邦作家奖（1989）、神话奖（1996）、凯瑟琳·布里格斯（Katharine Briggs）民俗奖（1999）、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2000）、罗斯·玛丽·克劳沙伊（Rose Mary Crawshay）英国文学奖（2000）、团结之星指挥官勋章 （2005）、英国科学院院士（2005）、大英帝国司令勋章（2008）、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2012）、杜鲁门·卡波特文学评论奖（2013）、阿拉伯文化图书奖（2013）、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两年奖学金（2013）、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荣誉院士（2013）、牛津大学圣十字学院荣誉院士（2013）、大英帝国司令勋章（2015）、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长（2017—2021）、英国学院“终身成就奖章”（2017）、世界奇幻奖“终身成就奖”（2017）、荣誉同伴勋章成员（2022） |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 富布赖特奖学金（1964—1966）、古根海姆奖学金（1975）、古根海姆奖学金（1983）、詹姆斯·罗素·洛厄尔奖（1989）、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荣誉博士（2002）、伊拉斯谟研究所奖（2002）、梅隆杰出人文主义者奖（2002）、威廉·莎士比亚古典戏剧奖（2005）、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荣誉学位（2006）、耶鲁大学威尔伯十字奖章（2010）、美国国家图书奖（2011）、詹姆斯·罗素·洛厄尔奖（2011）、普利策奖（2012）、美国视觉艺术博士研究所视觉艺术荣誉博士学位（2016） |
奥诺拉·奥尼尔 | 亚里士多德学会主席（1988—1989）、动物程序委员会成员（1990—1994）、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委员会主席（1996—1998）、人类遗传学咨询委员会成员和代理主席（1996—1999）、BBC宪章审查特别委员会成员、纳菲尔德基金会的主席（1997 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国荣誉院士（1993）、奥地利科学院（2002）外国荣誉院士、美国哲学学会外籍院士（2003）、爱尔兰皇家科学院荣誉院士（2003），利奥波尔迪纳外籍院士（2004）、巴斯大学授荣誉博士（2004）、挪威科学院外籍院士（2006）、英国皇家学会荣誉院士（2007）、赫瑞瓦特大学荣誉博士（2007）、伦敦大学高等研究学院杰出高级研究员（2009）、哈佛大学荣誉博士（2010）、平等和人权委员会主席（2013）、荣誉同伴勋章（2014）、康德奖（2015）、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骑士指挥官十字勋章（2016）、应用哲学学会的主席、博古睿奖（2017）、萨默维尔学院荣誉院士、安特卫普大学荣誉博士（2021） |
凯斯·桑斯坦 | 英国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院通讯院士（2017）、最常被引用的美国法律学者（2014） |
保罗·吉尔罗伊 |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荣誉博士（2005）、萨塞克斯大学50周年奖学金（2012）、英国科学院院士（2014）、列日大学荣誉博士（2016）、萨塞克斯大学荣誉博士（2017）、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际荣誉院士（2018）、伦敦国王学院院士（2020）、哥本哈根大学荣誉博士（2020）、牛津大学荣誉博士（2023） |
格里塞尔达·波洛克 | 伦敦大学科陶德艺术学院荣誉博士（2019）、爱沙尼亚艺术学院荣誉博士（2019） |
玛莎·努斯鲍姆 |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会员（1988）、美国哲学学会会员（1996）、芬兰科学院院士（2000）、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2008），拥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66所学院和大学的荣誉学位。布兰代斯创意艺术奖（1990）、笔会/戴蒙斯坦—斯皮尔沃格尔散文艺术奖（1991）、美国高校协会尼斯图书奖（1998）、北美社会哲学学会图书奖（2000）、Grawemeyer 教育奖（2002）、巴纳德学院杰出奖章(2003)、芝加哥大学 Phi Beta Kappa 荣誉会员(2004)、美国大学出版商协会法律专业和学术图书奖(2004)、世界100强知识分子(2005、2008、2010)、拉德克利夫校友表彰奖(2007)、美国哲学学会亨利·菲利普斯法学奖(2009)、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理事会艺术与科学倡导奖(2009)、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生院百年纪念奖章（2010）、阿斯图里亚斯亲王社会科学奖（2012）、约翰·洛克讲座（2014）Premio Nonino（2015）、稻盛伦理奖（2015）、京都奖（2016）、杰斐逊讲座（2017）、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Don M. Randel人文科学贡献奖（2017）、博古睿奖（2018）、林肯勋章（2022）、巴尔赞奖（2022） |
希拉·贾萨诺夫 | 贝尔纳奖（2004）、美国哲学学会会员（2021） |
乔安•马丁内兹—阿列尔 | 莱昂惕夫推进经济思想前沿奖（2017）、巴尔赞奖（2020）、国际生态经济学会的创始成员和前任主席、欧洲环境署科学委员会成员（2000） |
阿基勒·姆贝姆贝 | Geschwister-Scholl奖（2015）、格尔达·汉高奖（2018）、非洲乃至全球范围内最为知名和被引用最多的学者之一 |
从表4统计信息可以看出，霍尔堡奖得主收获了诸多学术奖项与各类勋章、世界各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各学会与研究院的院士和会员等。依据时间线可以看出，许多奖项荣誉都在获得霍尔堡奖之前取得的，这也再次印证了科学社会学中优势累积的“马太效应”以及人们在评价他人时受到先前获得的信息或参考点影响的“棘轮效应”是成立的。[5]同时也说明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得到学界充分认可。
四、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21位霍尔堡奖得主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启发：
首先，女性获奖者的比例呈现偏低的现象。我国应该大力鼓励女性学者的研究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如为女性专设研究奖项，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法国欧莱雅集团联合设立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或在现有奖项下设立性别专项，保证女性学者的研究也能被看见。
其次，获奖者年龄呈现严重偏大的现象。在人文社科领域取得学界认可的杰出成果，需要扎实的研究沉淀以及漫长的时间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申请职称、项目与奖项时，年龄不应该成为首要限制因素，应当对人文社科学者产出精品的年限给予最大宽容，考虑到霍尔堡奖相当于人文社科领域的终身成就奖，为了鼓励和提高年轻学者的研究热情和研究能力，可以考虑设立专门针对青年学者的项目和奖项。
第三，霍尔堡奖获奖者大多来自经济发达国家。这再次证明了经济发展程度与人文社会科学成就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罗伯特•墨菲所指出的：“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文化净流（net flow）的方向总是由强者流向弱者，但也不完全是单向的运动。”[6]第四，获奖者的教育背景与所在机构多为知名高校与研究机构。这也印证了最前沿的思想一定产生在知识与人才最密集的地方，那里学术资源丰富，思想基准线比较高，更能推动学术生产，只有在这种地方才能在高位上产生连续的思想火花。这里唯一的特例是2024年获奖者阿基勒·姆贝姆贝，他出生于喀麦隆，在经历法国求学、美国任职后，最后仍然选择回到非洲工作，从事非洲历史、后殖民研究、政治与社会科学研究，非洲是他研究的对象，其前期的求学与工作经历则是他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最后，大多数获奖者都曾获得其他学术奖励，学术资本累积效应明显。每一次获奖都是对学者本人学术成就的承认，这种持续的承认激发了学者作出更好的工作，也激励着学者坚持成果的原创性、独特性与影响力，由此也极大地推进了学术的攀登之路。
综上所述，霍尔堡奖作为全球最负盛名的学术奖项之一，历届奖项得主的成功都是由一砖一瓦搭建而成，如果说成功者都有相似之处，那么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杰出学者的成长之路大体沿着这样的路径展开：少年时拥有较稳定的家庭背景与良好的教育环境，具有聪慧的头脑并愿意为学习付出足够的努力；青年时有幸进入世界知名大学求学，跟随知名学者学习，展现出学术禀赋，确定研究方向并投身其中；中年时进入世界知名学术研究机构工作与顶级专家学者交流共事，一旦取得了具有影响力的成果将及时获得学术界的承认，并获得各种奖项；获奖后仍持续深耕输出原创性研究内容，一点一滴地积攒学术资本，一步步地获得承认。由此，形成完美的“产出—承认”的闭环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科研激励机制的正反馈。反观当下的中国学术界在“产出—承认”链条上仍然没有形成有效的闭环结构，很多优秀成果并未获奖，而获奖的成果很多并不优秀，导致知识积累与激励机制无法形成正反馈结构，这一点正是当下中国学术界亟需改进的地方。
参考文献
〔1〕holbergprisen. The Holberg Committee[EB/OL].[2024-1-31] (2024-5-14).
https://holbergprize.org/en/holberg-prize/holberg-committee.
〔2〕胡泽文，屈静，周西姬.世界顶尖科学家获奖年龄与授奖时滞的周期演变特征——以诺贝尔奖得主为例[J].图书馆论坛，2022，42(12)：48-56.
〔3〕王珂，李侠.一项关于“科技创新人物”获得者的社会学分析——以2018年科技创新人物为例[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1，37(11):81-8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5〕石同瑶，李侠.女性如何才能杰出？——基于万尼瓦尔·布什奖中女性获奖者的社会学分析[J].民主与科学，2022(04):16-21.
〔6〕[美]罗伯特·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M].王卓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61.
作者简介：李佳易（2000—），女，河北邯郸人，哲学硕士，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技哲学；李侠（1967—），辽宁辽阳人，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与科技哲学。
【博主跋】李佳易同学的这篇小文章发在2024-12-10的三思派微信公众号上，谢谢李辉博士，合作愉快！李佳易同学做事很认真，在学期间表现优异，今年获得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的荣誉。我一直认为，把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说清楚，并能发现其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就是做学问的最基本要求，上无止境！今天还要记录一笔，应李月白博士的邀请，参加了钱学森图书馆纪念钱老《工程控制论》发表七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会议办得很棒。
说明：文中图片都是挪威的风景，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4-12-11凌晨于南方临屏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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