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由梁漱溟先生所著。

1.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代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都不相远。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则以伟大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之周孔教化作中心。后此两方种种不同，悉决于此；特别是社会构造的演化不同。周孔教化“极高明而道中庸”于古代家庭家族生活无所骤改，而润泽以礼文，提高其精神。西洋却由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以轻，家族以裂。此其大较也。

2.崇拜祖先，完全以家族体系组成底社会，所谓宗法社会者是。其社会所由组成，一恃乎宗教。他们亦有法律，亦有政治，亦有战争，亦有社交娱乐；但一切的一切，原本宗教而为宗教之事。那时人对于神敬畏甚至；但家各有神，彼此不能相通。不但不能相通，且各守私秘，隐相排斥嫉忌。

3.基督教精神，可约之为三大点： 第一，“神”绝对唯一，与从前有多少家多少邦即有多少神者完全不同了。神不在世界以内，而超于其上以主宰之。宗教意义与宗教形式全都改变。畏神者（畏神震怒降祸），变为爱神。对于神亦不再供饮食牺牲；所祷亦迥非符咒。第二，兼爱同仁，与从前区分别族内族外，自私于内而相仇于外者完全不同了。以上帝为父，人皆如兄弟之相亲。教义公开宣传，热心救世，一反各守私者所为。 第三，超脱世俗，与昔之宗教仍逐逐营营于现世生活者完全不同了。盖以分灵肉为二事，每人只肉体（及其物质生活）这一半，是属于现前社会底；而灵魂自由，可径接于上帝。既然宗教所求不在现世，愈少参加世上事物愈好。

4.任公先生晚年著《中国文化史》，其社会组织篇第七章讲乡治，第八章讲都市；他研究之最后结果，仍是“中国有乡自治而无市自治”一句话。

5.在民族品性National Characteristics的缺点上充分见出。

（一）不讲公德、缺乏国家观念、自私心重； （二）缺乏纪律习惯、公共场所没有秩序； （三）缺乏组织能力，如一盘散沙； （四）好徇人情，缺乏法治精神。

6.中国之不同于西洋，即在没有构成这两面（阶级对立）。其生产手段没有被垄断于一部分人底情势。此其所以然，盖有三点： 第一是土地很早便解脱于封建束缚而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 第二是遗产很早便是诸子均分制，而非长子继承制。 第三是蒸汽机电机迄未发明出来，乃致较大机械亦没有，集中底大规模生产遂无可能。 由于第一第二两点，就使土地难于集中而垄断之，由于第二第三两点，就使工业上没有什么集中而可垄断底资本。农民很可能是自耕农，工人多半有他们自己底作坊。这就是：生产工作者恒自有其生产工具，而自行其生产。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底职业，而缺乏两面对立底阶级。

7.遗产均分，为中国社会一特色，西洋日本都不如此；而且在中国几乎行之两千年之久了。

8.其实经济上之趋于分散不趋于集中，趋于消费本位不趋于生产本位，其情势早决于社会组织之伦理化，遗产均分不过顺沿此情势而来，又予以有力之决定。再加以土地自由买卖，其结果就使土地时有转移，贫富时有升沉。

9.现在来比较中西文化之长短如何？我们可以答复一句：西洋长处在“人对物”；而中国长处则在“人对人”。

10.何以言之？此须先说明人类文化原包含“人对物”和“人对人”两大部分。所谓物，即指大自然界之一切，不但山川草木鸟兽皆在内，就是人的身体也在内。人的生活一时不得离开自然界，自然界可以养活我们，但我们如不能控制它、利用它，它也能成为我们的灾害。但如何能控制它、利用它呢？那就要从明白它、了解它入手，此即科学之事。近代西洋人最伟大的成功即在科学技术之进步，为古人之所无，亦为他方人之所无。所以说西洋人长处，在“人对物”。

11.我们说中国所长在“人对人”，因为中国真能承认旁人，而不是为外力所逼，不得不承认旁人，像西洋民主那样。此自动承认旁人，出于仁爱之情，是非之义。人与人之间，原是只该讲理，而不该讲力的。以强力加于物则可，加于人则不可。此所谓讲理之理，不是客观物理，如许多科学书内所讲之原理原则，而是主观情理，如中国书内常讲之仁义、忠恕、信实，公道等。盖即从中西两方学术思想观之，亦可见出，一则多用心于人对人之间，一则多用心于人对物之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