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苏庄村要编纂村志，借此写些“故乡好”系列博文，这是第4篇。

故乡始终像块巨大的磁石紧紧地吸着我的心，是因为我虽然很早就离开了家，但却有浓浓的故乡情。一个人对某人、某事、某地产生感情的前提是对它们的了解，有深刻的感情需要有深刻的印象和交会。现在大城市的一些人，与邻居住了几十年，除了认识他或她是自己的邻居和见面打个招呼以外，几乎不了解对方别的情况，更没有交流，相互之间就不可能有太深的感情。我有浓浓的故乡情，是因为我在故乡的刻骨经历和对它的了解。

很多人的故乡情是因为有幸福美好快乐的童年，使其有美好的回忆产生的故乡情。而我却是苦难的童年经历，使我对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风土人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再加上后来了解到故乡丰富的文化底蕴，以及抗日时期人们对敌斗争事迹，使我产生了浓浓的故乡情。

我1940年出生，在我1、2岁时，正是日本鬼子严密封锁我老家所在的根据地的时间。当时不少人是在生死线上挣扎。我们村就锇死了不少人。日本投降后村里编了一首歌，它的歌词是：“想起1942年痛苦泪连连，没有吃来也没有穿，饿死范白小，还有……。” 范白小就是我大伯父唯一的儿子，其是他的母亲也是那时被饿死的。当时不仅没有吃的，有1年多根本买不到食盐。

日本鬼子还经常对解放区进行进攻、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有时日军还晚上把村庄包围，把群众赶到场院，架起机枪让交出八路军及其家属，在我们苏庄村至少发生过2次(我父亲说是3次)，但没有一个人说话。是作为日军翻译官的我党地下工作者拼命相救才未造成大的惨案。我们这个只有5、6百人的小山村，抗日战争时期，青壮年大部分参军参战。群众也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一次去山西石佛弄枪失败、被称为石佛惨案的事件中，被敌人活埋一点一点窒息而死的10来个人中，有7、8个是我们苏庄村的群众。其实当时村里几乎所有人都为抗战出过力，比如出钱粮、送情报、做军衣军鞋等。解放后苏庄村被正式认定为烈士的有13个，后来成为国家中、高级干部的有7位，还有一些成为县乡干部。但由于我当时年纪小，日本投降时才5岁，抗日战争时期的事基本是听大人们说的，但仍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1946年春夏，我们那里虽然日本投降就成为解放区已经好几个月了，但人们生活仍然很苦。我家不仅没有什么粮食吃，而且我父亲那时因胃病基本不能下地干活，我母亲由于刚生下了我的一个小妹妹也无法下地。这个小妹妹只活了1岁多，我对她有比较清楚的印象，连她死后埋的地方我现在还记得。。地里的农活主要由那年13岁、最后活了20多岁的姐姐带着6岁的我去干。后来知道，我上面还有5个哥哥姐姐，都由于兵荒马乱、没吃少穿，很小都夭折了，活的最大的是一个哥哥活到9岁，村里大人们说他非常聪明。

由于生活艰苦，我在老家上小学、以及后来到外地上学，到家就干活早已成了习惯。在县城上中学时，不放暑假，而是放麦收假和秋收假，所以我们那里的农活，除了播种、扬场等少数几样以外，我好象都干过。若没有什么农活，夏天就去割草，冬天就去拾柴。我们那里是山区，都是小块地，我家的每块地在地在什么地方，什么样子，我现在还能记得。

相互间都很亲密，一般都不锁门，若去借别人家的用具时他家里没有人，进去拿上就去用是习惯。

我大约11、2岁时，一个比我大2、3岁的大哥带我到封龙山上拾柴，由于走得远和阴天，，我们迷了路。后来爬到比封龙山的最高峰“大寨”少低一些、我们称为“二寨 ”的山峰顶上，看到不同方向的山下村庄，辨认出那个村是苏庄村后才确定了回家的方向。

从现在的角度看那时确实很苦，但在当时，因为我从出生就没有见到过甜，而且每家都大致如此，所以也就没有感觉到苦，认为世界就是那个样子的。

乡亲们对我很关爱，我到外上学，他们对我爹说：‘多么好的“受若”(即在家种地)材料，你怎么给放走了’。我离家约30年后，一次回老家晚上在街上走，在根本看不清人的情况下，听到我的脚步声，一个人就大声说：是振英回来了吧。

我离开家70多年了，不仅还怀念故乡的山山水水，也很惦念家乡的父老乡亲们。

我们苏庄村的文化底蕴比很多地方一个县都多，这也是我有浓浓故乡情的原因之一

由于对家乡的印象深刻无比，浓浓的乡情也就无处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