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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的早上,坐在办公室电脑前准备“非学术”报告的PPT,往事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一)
大约十天前,校内有一个院系联系我,问我能不能给他们的导师沙龙做一个讲座。还说五一节之前就发邮件通知我了。但我说好像没有收到邮件。
他们发来截屏。哦,邮件的标题起得比较正式——“什么什么会议”,邮件标题那一行的署名是英文单词缩写,所以当时我以为是国内外“骗钱”的会议通知,就没有看。
后来,接到再次邀请的电话,我推辞了一下。原因是最近很忙,不是特别愿意花时间准备。
我以前有很多次做这方面“非学术”报告的经历。每次收到邀请,准备新的报告,都需要花一些时间。少则两三天,多则一个多星期。
还有的时候,没有收到邀请,我也会“未雨绸缪”地做好准备。
比如,2020年,我们学校在向各个院系征集“三全育人”案例。我不但提供了案例文本,还花了较多时间,准备PPT,设想自己能够上台交流。
但后来,没有人通知我去交流,大会也结束了,我写的案例也没有入选案例集。
我有些失望。但是,准备的PPT和文字材料是有用的。在以后的岁月,我把当初的资料修改扩充,到别的地方去讲,我写的案例也获得了一些市级的奖励,并在刊物发表。
2023年,获悉我们学校会举办网络文化作品颁奖典礼,我同样未经邀请,准备了交流PPT。虽然最后没人请我上台交流,但是我借助整理PPT,梳理了自己的思路,这也是有价值的。
但是,很多别的“机会”真的是无暇顾及。我平时工作很忙。所以,无论是外地高校还是上海高校请我去作报告,我要考虑一下时间,尽可能不要给自己增添太多负担。假设去外地高校作报告,一来一回来花一天半时间。这也意味着自己别的工作得再往后拖延一天半。
(二)
而且,作“非学术”报告不见得总是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愉快。在疫情期间,曾有一个大学的院系邀请我作线上的报告,内容是关于大学教师的职业发展。
我花了一些时间准备,在线上也讲得很嗨。但是,在讲的过程中一低头看手机,看到主持人发来的微信以及打来的未接听电话,内容是让我多点“正能量”。
我当时觉得很郁闷——我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都发过文章,十多篇文章被人民网、光明网、求是网、学习强国转载。
后来,我不大喜欢去外面作报告了。原因有很多,怕花时间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觉得不是特别自由。我是要说主持人想听的话,还是说我想说的话?
如果我把我想说的话整理成文章,向诸如《文汇报》《南方周末》之类的报刊投稿,中就中,不中就不中,我不会调整我思考问题、表达思想的角度。
接受记者的采访也是这样。我把我想说的话告诉记者,他记录也好,录音也罢,最终他会呈现部分观点。我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只要他不乱写,都可以;最终呈现哪些内容,全部交由记者决定。
然而,在作“非学术”报告方面,不同听众的想法都不同。如果报告者因为“讲课费”而片面迎合听众,这有违一个教授的尊严。而如果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风格,那么可能有的人会有想法,除非对方大学的领导说“这个报告很好”。但你认为,我会需要对方大学领导的肯定吗?
(三)
我已经48岁了。在这个年纪,很多事情看清楚了,也不是特别在乎那些“常规出牌”了。
举个例子:经常有人把各种宣传文稿发给我,问我能不能发《文汇报》或者别的报刊。我也了解到,有很多在高校从事行政管理的人,思维方式就是希望自己条线的工作,能够被主流的报刊“正面报道”。当然,也有的人非常害怕媒体报道,不愿意去积极面对。这些都是缺乏媒体素养的表现。
我也有我的烦恼。比如,前几天我在家里对妻子说:“我有30多篇报刊报道(指的是报刊采访我,无论是采纳部分观点,还是专访),别人知道这个的价值吗?”
“你不需要别人的承认。懂的人自然懂。”我的妻子说。
是啊。想做什么事情,认准什么事情,就要努力地去做。把很多东西积累起来,“连成一条线”,那是非常好的。
人活在世界上,要活出自己的风采,认真地活一次。而不要畏首畏尾、亦步亦趋地按照常理出牌。
人不要太冒进。但是也可以既像老黄牛那样埋头苦干,又有大开大合的气场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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