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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野外调查的经典要义及与时俱进

2023-2-13 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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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被问及一个问题，云南大学的生态学科在全国排名A类，特点是什么？“特别注重训练培养学生和青年教师的野外工作能力”，我如是回答。

这里抽出几张带有历史痕迹的照片，以兹明晰。

1978年春，我从云南东部的一个小地方来到云南大学，什么都是新鲜的。最有趣的是专业课的野外调查。筇竹寺，西山，滇池湖畔是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为了认识滇池周边的环境和动植物组成，我们在昆明城北的盘龙江、城南的滇池做完调查后，1979年春又到滇池下游螳螂川的安宁开展调查(图1 )。我们天刚亮就沿着环城北路(后改为一二一大街)步行到西站，乘坐去安宁县的班车。下车后往北沿着螳螂川走到温泉，一路做调查。没有什么精密设备，就拿着网兜、枝剪、尺子、瓶子和麻袋，一路采集，并在练习本上记录遇到的环境、动物、植物。中午休息一会儿，掏出食堂买来的馒头充饥，没有带饮水，就捧起山泉喝个够。调查过程中才知道，那里还有天下第一汤(温泉)、曹溪寺、云南林学院等地方。之后，邀约几个同学，又去了多次，收获满满。要说读大学有什么嗜好，或许就是爱离开学校，去学习，去游山玩水。可惜，时间宝贵，捉襟见肘，远游半径不到100千米。

图1 1979年春，昆明安宁温泉螳螂川沿岸野外实习，简陋，实在( 吴兆录(后左一) 提供)

毕业后有幸留校任教，所在的生态研究所要求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必须掌握扎实的自然地理和植物分类理论知识，以及过硬的野外调查工作技能。野外教学和调查工作范围扩大到整个云南中部地区。

1985年春,云南大学生态所“自费”邀请昆明工学院(后改为昆明理工大学)的几位老师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设“地质及古生物学基础与实践”。本科时期不大重视地质问题，仅仅有个岩石、土壤、植物“熟化”土壤缓解水土流失的概念。这门课却让我们沉浸眼花缭乱的岩石、化石世界。这门课程不记入“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没有学分，也不考试，仅仅是生态所培养人才的“个别行为”。我们的教室在房间里，在滇池流域的昆明西山、梁王山，还远途元谋县的金沙江干热河谷(图2)。

6 1984年春,“地质及古生物学基础与实践”课程到元谋县的野.jpg

图2 1985年春,“地质及古生物学基础与实践”课程到元谋县的野外实习(吴兆录(前右二) 提供)

1986年夏，在和积鉴老师带领下，我们到禄丰县雕翎山林场进行植物植被考察(图3)。乘火车到一平浪后，前去林业局联系，第二天清晨徒步上山。蜿蜒起伏的羊肠小道十分难走，每人弄了一根木棍，既当拐杖又能“打草惊蛇”防止虫蛇侵扰。一路上，除了认识植物和植被类型，还要记录沿途的山川河流、岩石土壤、农业生产活动，采集植物、岩石标本。在那里，我近距离接触人工栽培的思茅松林，思茅松的形态和长势与云南松的差别很大。后来，围绕思茅松阅读了大量文献，对松属植物在中国西南的地理分布有个系统的认识，最终确定以思茅松为对象开展硕士学位论文研究。

图3 1986年夏，和积鉴老师(左四)带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在禄丰县雕翎山林场进行野外考察，人手一棍，防滑防蛇(吴兆录(右一) 摄)

随着技术更新和社会进步，物质条件有了巨大改善。道路体系完善，交通更为便捷，野外调查工作可以深入到很偏远的深山老林，参与野外调查的学生可以有良好的个人防护装备(图4)。而且，即便就在城郊的短期课程野外教学，学生也有机会使用望远镜、单反照相机、无人机、卫星定位系统等野外调查装备，接受到实实在在的徒步、观察、数据收集记录的技能训练(图5)。

生态研究野外调查，要求有慎密思维和周全的准备，这是训练培养学生和青年教师野外调查技能的重要方面。

一个最常见的问题是到了调查目的地却发现缺乏调查取样必备的用具或条件。有一次，长途爬山涉水在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找到了调查对象，但被当地巡护人员劝退，因为按照政策规定，进入该区开展科学研究必须得到许可。但调查人员既没有获得许可也没有与任何管理者沟通，只好无功而返。经历这次“教训”，学生的感悟是，做事要遵守规则。

对调查区域的可达性和潜在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也是经常发生的。2019年8月，我们一早出发前往云南四川交界的浪都山进行植被调查。遇到前方滑坡，修路工人说两三天无法通行，原路返回，又发现刚刚走过的简易公路又被滑坡阻断。学生感到的是饥渴，老师最担心的是意外。护路工人开来铲车，艰难地铲走巨石土块。在有石块不断滚落的危险山谷中等待了多个小时，才得以走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图6)。

2020年7月，在云南宁蒗调查红豆杉种群，进入潮湿的山沟，当地人戏称蚂蟥沟。不一会儿，只见鞋子裤腿上都有蚂蟥爬来爬去，移步开阔地段清理，竟然在衣领上也有蚂蟥。一学生衣服内外找出蚂蟥十余只，有的吸饱血，滚落到地面。被蚂蟥叮咬的地方，流血不止(图7)。俗话说，一日被蛇咬，终生怕井绳，其实，遭遇蚂蟥侵扰，比遇到毒蛇更有难以明言的滋味。

2021年9月，在西藏亚东完成了植被调查，翻越4700米的喜马拉雅山山口时，车辆爆胎了。前无村后无店，饥饿干渴，烈日暴晒，紫外线烘烤，多人高原反应，陷入绝境(图8)。遭遇了这些有惊无险，学生深刻反思为什么要远途跋涉，怎样做到欣然出去安全回来，综合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这是我在云南大学生态学习和教学野外工作的几个片段。

我觉得在过去的40多年里，云南大学的生态学野外工作有了很大变化。其一，野外调查工作的条件有了巨大改善，交通工具、野外生活与观察取样装备都日新月异。其二，野外调查与其他技术方法相结合变得更加紧密。以野外调查作为取样和数据收集为基础，结合遥感技术、数学模型、化学分析和分子生物学实验等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探究生态的现象的内在机理。

但是，通过野外调查，训练培养学生和青年教师的生态研究技能，依然是云南大学生态学发展的“看家本领”。

第一，生态研究对象多在野外，样品采集和数据收集也多在野外。要触摸生态研究对象，获得科学数据，涉及到行、住、吃以及测量、取样、样品保存和运输的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面临着地形、河流、天气、野生动植物、疾病和在地管控等诸多因素带来的障碍或不便。野外调查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野外调查的实训，学生练就扎实的科学研究技能。

第二，野外调查不是简单地走进大自然，而是带着问题去认知，去实践，去思考，推进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崇敬和保护。不少熟人朋友羡慕我们能够一边工作一边“旅游”，其实，我们自己最得意的地方，是贴近现实，身子和心灵都不那么挺拔，二是多多少少向着自然山水和社会底层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