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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日，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些关于广州市内部分高校是否应进一步向外围区域（如黄埔知识城、增城、南沙等）整体搬迁的讨论。赞成者认为某些高校腾挪出的中心城区土地能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不仅能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更能通过“腾笼换鸟”为城市核心区注入高端商业与住宅机能，高校则能在广阔的新区获得数倍于老校区的物理空间。反对者认为，城区高校早已与城市的发展融为一体，牵一发必动其全身，搬迁的总体成本远超想象。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隆索（William Alonso）的“竞租理论”指出，在单中心城市模型中，越靠近市中心，土地的商业价值越高。高校作为学者社团和非营利性机构，其直接经济产出显然远低于商业中心。因此，将位于天河、越秀、海珠等核心地段的高校迁往地价低廉的郊区，利用置换出的土地级差收益来建设新校区并补贴财政，在短期内似乎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
但是，这一理性的前提是把大学作为一个固定在土地上的附属物，忽略了其作为社会“有机体”（Eric Ashby, 1983）的属性。而若处理不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机构在物理空间中的割裂往往伴随着沉重的社会代价。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为了疏解东京压力，将筑波大学等数十个机构强制迁出核心区。虽然建设了设施先进的科学城，但在随后二十年里，筑波长期陷入了“筑波综合症”——由于缺乏城市生活的丰富性与社会网络的支撑，科研人员自杀率上升，创新活力并未如期爆发。直到近年来通过快速交通与生活配套的漫长补课才勉强恢复生气。不难理解，切断了师生与成熟城市中心的社交与文化链接，极易导致人才的“心理孤岛化”。国内也不乏类似案例。兰州大学榆中校区距离市中心约47公里，这一巨大的物理阻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严重制约了学校发展，师生在网上各种段子吐槽不断。过高的通勤成本使得教师队伍呈现“钟摆式”流动，削弱了大学最宝贵的精神传承与人格熏陶功能，地理位置的边缘化更一度加剧了高端人才的流失（兰州大学也是代表）。此外，北京的沙河与良乡高教园区虽然缓解了空间压力，但部分高校的“低年级在远郊、高年级回本部”模式造成了严重的校园文化断层。本科生被隔离在远离城市文化中心的孤岛，缺乏与高年级学长及资深教授的非正式互动，这对于处于成长期、需要开阔眼界的青年学生而言未尝不是一种巨大的隐性损失。若将广州城区高校主体全盘迁至增城或南沙（包括其边缘地带），如果不配套极其完善的机制，则有可能重蹈某些第一代大学城“有城无市、有校无魂”的覆辙。或言之，从一个围城出来，进入另一个围城。
城市活力的源泉在于多样性，而知识的溢出往往发生在非正式的交流之中。放眼世界顶尖的创新高地，往往不是存在于与世隔绝的郊区，而是与城市共荣。同济大学的实践为广州提供了一个“不搬迁”反证。上海杨浦区没有为了短期土地财政将同济四平路校区搬迁，而是与其共建“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正是因为大学坐镇中心城区，其高端学科布局的溢出效应才得以在周边落地生根，形成了近千亿级（同济大学官网数据）的知识型服务产业集群。位于中心城区的高校是活的产业孵化器，其长期产生的税收贡献和产业升级动力可能远超一次性的卖地收益。伦敦在制定规划时，不仅未将伦敦大学学院迁出拥挤的市中心，反而依托其打造了举世闻名的“（伦敦）知识园区”（Knowledge Quarter）。纽约并未将哥伦比亚大学赶出曼哈顿，哥伦比亚大学在曼哈顿的拓展是其自身的长期规划；康奈尔理工学院落户罗斯福岛是纽约市为促进科技创新而主动竞争引进的结果。再如，波士顿的肯德尔广场之所以成为全球生物医药中心，正是因为MIT没有搬离剑桥市中心。
这些案例提醒我们创新需要密度。复杂的城市中心提供了创新所需的法律、金融、媒体等全要素支撑。反观广州，如果将中大、华工、暨大、华师等老校区彻底置换为商业地产，切断了师生与城市中心丰富信息流、资金流的物理联系，实际上是对城市创新能力的致命一击。相对于讨论“搬与不搬”，毋宁说更应讨论“搬什么”和“怎么搬”。前者要模拟各种场景和算总账，后者则是深入这一问题背后的内在逻辑。广州“老四区”高校区域发展空间不足这是客观事实，拓展发展空间亦是刚需。
笔者认为，高校应结合各自特点、学科布局等着重考虑功能分置与“产城融合”。对于需要大规模实验场地（如重型机械、风洞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的理工科应用学科，向黄埔知识城、南沙等区域布局是合理的，但必须防止产业配套滞后，在南沙或知识城建设新校区也不应让高校成为开发新区的“开荒牛”，以防既“累死了牛”又“耕坏了田”。应利用《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简称《南沙方案》，2022年6月14日印发）等政策红利，侧重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海洋装备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与大湾区产业紧密结合的学科，打造无围墙的知识社区，真正实现立足区域的产城融合。对于研究生教育、高端商学院、基础理论研究以及人文社科，可考虑保留在市中心老校区。西安、成都、兰州等部分远郊校区“白天进城上课、晚上坐车回城”的现象警示我们，如果新校区无法提供与老城区相媲美的教育、医疗和社交环境，就难以留住顶尖人才。至于一开始提到的土地增值，笔者认为，增值不应仅限于土地财政。广州可学习上海杨浦或美国斯坦福研究园的模式，通过微改造打开老校区围墙，建设环高校创新带。让老校区成为无围墙的博物馆和孵化器，让知识的溢出效应直接带动老城区的产业升级，这才是比卖地皮更长远、更具含金量的增值。
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亦不在校园面积之大，而在大师之大、文化之深、联系之广。“搬还是不搬”也不应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广州作为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其高校与城市的共生关系是历经百年形成的宝贵资产，万不可将“拆城”与“造城”的逻辑强加于高校。
在广州，繁华的CBD旁容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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