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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团队中的近亲繁殖不利于科技创新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在我的印象里，欧美大学不太强调科研团队建设，因为那儿每一个教授（包括助理教授）都是一个独立的科研“实体”。大学里每个老师，从助理教授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者，即PI。那儿的团队就是教授领衔与他的研究生，包括博士后甚至本科学生组成。两个教授以上组成的学术团队很少见，例如我儿子曾经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做博士后期间的导师团队就有两位著名教授和研究生，博士后及本科生组成，这种情况在美国大学 一般不常见。它体现了欧美大学高度重视科学研究的独立性，而非团队合作。当然，国际学术同行某些伙伴关系及合作申请科学项目的科学研究属于另外一回事。
有人告诉我，一个重点大学的一个学院要求各位教师相互之间自愿组成一个科研团队，并上报学院备案。这属于我国特色的科研组织行为，其实这种通过行政手段组建的“团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属于大学管理行政化特色的面子工程。我们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就是这个道理。可以想象，大学组织科研团队的目的是什么？谁来组织团队，显然，在我国传统文化习俗里就是那些师承关系密切的人员最容易组成团队，在这样的团队一代代接力棒似的传承。这样的团队内部依然都是师生关系，从而导致这类科研团队成员之间严重近亲繁殖。然而，这类师承关系的团队还往往被我国学术界有的学者以正面的案例加以褒奖。这从每年一度的人才帽子评审结果看的很清楚，科学公众会发现这些帽子人才中的独立学者的整体学术水平往往要高于那些有牛人罩着的团队成员。
在我们一些学术机构的团队中存在近亲繁殖现象有着深远历史原因，它是中国传统“师徒”文化的体现。这种团队中由于团队首席往往属于一些牛人（帽子人才），他们拥有学术上的绝对权威，这会让团队成员的独立思维受到约束，即使来自不同背景的青年学者如果长期在这样师承关系学术环境中也会逐渐产生科学思维的“趋同效应”，将原来来自不同学术风格学者之间的科学研究思维方式差异磨平。近亲繁殖团队往往导致利益最大化，高人照应导致一些青年学者在这样的团队中可以较小付出获得较大回报，融入团队后逐渐失去自己的特色。因此，在那些近亲繁殖团队中难以容忍独立思想与学术异类的存在。在这类团队中有的青年学者可充分享受团队中前辈师长给予的学术营养，从而产生科学上的“惰性”。
其实，在我们国家大学教师中本硕博与任职连续在一个大学完成的情况比比皆是。我和殷鸿福院士聊过这个话题，他认为，这确实是我国大学中一些优势学科教师队伍中存在的比较普遍现象。殷院士认为，近亲繁殖最大弊病是约束人们的科学思维，尤其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科学思维，制约了某些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的产生。当然，目前在我国一些重点大学，这种教师队伍近亲繁殖现象通过引进海外学者逐步得到改善。例如有的海归学者自己“招兵买马”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科研团队。
每年诺贝尔奖公布的时候，我们国人总是翘首以盼，然而每每总以失落而告终。一位大学校长10年前曾经预言我国获得诺贝尔奖会成为常态，现在似乎又有人说30年，这种预测毫无意义。我们之所以难以产生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与我们历史悠久的缺乏独立科学精神的传统文化相关。况且当下我们的学术界充满急功近利的学术环境，学术机构绩效考核的功利化不能容忍极少数“潜力股人才”的生存与成长，动辄以“非升即走”政策威胁和解聘那些“慢工出细活”的学者。我的科学公益报告《做自己的科学研究》PPT首先展示了四张“意味深长”的图片：“让科学返璞归真”图片告诉我们19世纪的科学家有的来自皇家贵族，他们衣食无忧，可以自由选择做一些感兴趣的纯基础科学研究，追求对自然现象的真实理解，然而，到了21世纪随着浮躁的科学研究环境产生，科学家开始追求如何将结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乱中取静”图片展示了一个纯粹科学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潜心科学研究的“范”，他并不在乎宽敞明亮整洁的办公环境，专注“做自己的科学研究”。“科研无处不在”和“白板中的科学”两张图片都是展示了科学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在关注科学研究。四张图片向那些渴望奉献科学以一生的青年学者展示出纯粹的超凡脱俗的科学研究场景画面与科学研究“范”。在这样的环境里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的问世只是时间问题。 2024年11月6日发布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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