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30年前得到一位老科学家的帮助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98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刚两年，国家的投入据说大约为8000万元。当时青年基金项目的资助额度平均3万元左右，面上基金项目5万元左右。我当时已经年过40，自然不可能申请青年基金项目，只能直接申请面上项目。所以，当年基于广泛调研国际同行研究状况基础上，我领衔组织学校跨学科的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申报了一个“中国东部大陆下地壳岩石物理结构研究”为题目的项目。项目学科涉及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矿物学、岩石学和构造地质学等学科。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以现今出露地表的下地壳岩石（以麻粒岩相地体岩石和包体岩石为主）的矿物组成、化学成分与岩石物理性质（岩石密度、波速、电性和磁性）数据为基础，综合区域构造地质，探讨研究区域下地壳演化及其物理响应（重磁电震）。因为，中国东部（尤其是华北克拉通）是我国下地壳岩石与新生代下地壳包体岩石出露最为丰富区域，是研究大陆下地壳结构与演化的理想区域。在这些年轻人中后来有一人先后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于201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两人前往美国，其他均为教授。记得当年在我家里还就具体相关科学问题和研究方案组织过多次讨论。然而，当年不知什么原因项目没有如期获得批准。
为此，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给国内研究方向（岩石圈深部结构）相近的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马杏垣先生去信，向他请教相关问题：第一，我申请的项目选题是否具有创新性。第二，项目没有获得批准，大概什么原因。马先生是我国大地构造权威之一，是我国岩石圈研究方向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温家宝总理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任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是我们的老领导，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即院士）。不久，我收到马先生的回信（见附图）。“庆生同志，来信收到感谢！您说的很对，下地壳研究是一个重要课题，是前沿，不知道为何刷下来。这次在峨眉山评审我没有去参加，如果去了可能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你的题目在地球物理组，我现在将你信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张知非（副）主任，您也可给他去信。”。我遵照他的意见给张副主任去信了解相关情况。
不久，我收到地球科学部地质处一位地球化学学科工作人员来信。她的来信首先肯定了项目选题的创新性，并考虑我的课题组参加的第一号成员为在职攻读地球化学的博士研究生的GS，当年他只有26岁，学术上已经初露锋芒。其他成员基本上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因此，来信建议我们明年改成青年基金申请，将会大大增加成功率。这个建议由于涉及改变申请人，我由领衔申报变成参加成员，GS也觉得有点难为我。然而，为了科学研究，我稍加考虑后果断决定改成第二年由GS作为申请人申报青年基金项目。我还亲自前往马先生家，邀请他作为项目两个推荐人之一，他爽快地接受了邀请，另外一个推荐人为GS的博士生导师张本仁先生。当年青年基金项目如愿获得批准，经费3.2万元。事隔一年，我负责申请的面上基金项目也如期获得批准，经费5.5万元。当年全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1项，其中青年项目5项（包括现任校长王焰新和副校长唐辉明），面上项目8项（我是我们院两项之一，另一项为系副主任申请的国家基金与地质行业基金联合资助项目，经费5万元），这也是我第一个获得批准的国家级科研项目，让我很是兴奋了一阵子。
事情虽然过去30年了，然而当年与马先生的接触过程情景依然让我感到温暖。一是当年这些老科学家对年轻人的关心爱护的高尚品质让我感动。马先生并没有对我这个小字辈（当年我仅为讲师）的来信不削一顾，而是认真对待给予回复。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些老科学家扶植年轻人，甘当伯乐的精神应当薪火相传。我本人受到马先生乐于助人精神的感染，在我后来成为一个学术中人时，我对年轻人的与学术研究相关要求和愿望，只要能力所及我都会给予满足。这也是我退休后乐意将我几十年来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中的体会与人分享的动力所在。二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人员的认真负责态度。我并没有怨恨人家当年建议改变项目申请人和项目类别。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当年我们具有的纯粹的科学精神和态度，没有丝毫的功利色彩。这也是我为什么有底气回答刘立博主的评论：“刘教授当年发表文章，是否追求（过）高影响因子SCI期刊?”，我的回答：“从来没有，只注重是否国际专业主流刊物，同行的阅读传统和习惯。，，，”。往事如烟，一晃30年过去，当年一个孜孜以求追求“科学梦”的年轻人，如今已是一个退休老人。然而，面对当下物欲横流，浮躁和功利社会，我初心依旧，并真诚地期待我们的学术界能够克服“重重雾霾”，回到当年的朗朗晴空。
2018年2月16日于武汉市中国地质大学南望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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