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发布刘志国教授（笔名“海岱文史”）写的《寿光“虞大夫（鹿虞）石刻考释》 寿光"虞大夫"（“鹿虞”）石刻考释
寿光“虞大夫”（“鹿虞”）刻石
寿光“虞大夫”（“虞鹿”）刻石于20世纪80年代末由寿光市博物馆原馆长贾效孔从寿光与青州交界的弥河滩采集而来。由于其表面无明显纹饰，这件石刻长期未受重视，一直存放在仓颉祠院内。直到2021年，寿光文旅局启动碑廊提升项目，张书功在整理石刻过程中，偶然发现其表面残留的鹿形图案及文字。经过清洗，刻石内容得以确认，并邀请潍坊市博物馆研究员孙敬明共同进行考证。
孙敬明通过对比西周金文（如“免簋”“同簋”等铭文中“虞”作“吴”的写法），结合《周礼》《左传》等文献记载，判定刻石年代为战国时期，并将其释为“虞大夫”三字合文。其文字造型独具特色，中间长横右端弯曲，鹿尾处刻有短横，整体构成一人持戈追鹿的动态画面，展现出文字与图案高度融合的特点。目前，“虞大夫”刻石收藏于寿光市博物馆，其高清拓片与相关研究文章收录于张书功编著的《寿光历代碑刻》中。
近日，李沣先生在研读"虞大夫"石刻相关资料后，凭借其深厚的古文字学功底与对寿光上古史的深入研究，敏锐地发现该石刻以鹿纹与铭文相组合的独特形式，为探讨早期职官制度、古文字演变及地域文明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值得结合出土实物与传世文献，对其年代、铭文释读及历史价值展开深入考释，并对该石刻的年代提出了不同见解。以下是李沣先生的学术探讨内容：
一、石刻年代与铭文释读
该石刻最显著的特征是鹿纹与"虞"铭文共存。李沣先生虽对孙敬明先生"虞"字的释读认可，但"大夫"二字存在商榷之处。"大夫"这一官职称谓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他认为，该石刻的年代远不止战国时期那么简单，其年代下限或为商代，甚至有可能追溯到五帝时期。“虞文2
石刻字符
秦简“虞”字
从字形结构分析，古文字的构件有时上下左右换位，铭文中的"虞"字更像尚处于甲骨文向金文过渡的特征阶段：其下半部构件与殷墟甲骨文"虞"字高度一致，上部"口"符则有规整化趋势，这种形态可能属于商代至西周早期的过渡阶段。
在古文字体系中，"吴"与"虞"相通，顾颉刚、刘起qgf：《尚书校释译论》“金文中从虍之字常省虍，故虞亦作吴。（参见郭沫若《大系·吴龙父簋》。商承祚《说"虞”》：“吴人□亟”之吴人即使虞人，掌山泽之官。（顾颉刚、刘起鱼：《尚书校释译论》卷一第266页）
例如甲骨文中"虞"即写如"吴"，这反映出早期文字使用具有灵活性和地域性差异。这件石刻铭文的发现，为研究商周以前的文字演变提供了新的实物例证。更值得关注的是，石刻中"虞"字与鹿纹共生的现象，为探讨"虞"字的职官属性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虞官身份与历史语境
《周易·屯卦》有云："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意思是追逐野鹿却没有虞官（古代掌管山林的官吏）引导，就容易迷失在山林之中，暗喻在缺乏专业指导的情况下贸然行动将面临危险。由此可见，此石刻中“虞鹿同框”的构图蕴含深意。
"虞"作为掌管山林川泽的官职，在诸多文献中均有记载。《尚书·舜典》：“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伯益作虞"；《史记·秦本纪》也提到伯益"佐舜调驯鸟兽"，《地理志》：“秦之先曰伯益，助禹治水，为舜虞官养草木鸟兽。”林之奇《全解》云：“益之为虞，岂一山一泽之虞，盖为众虞这长也。”《史记·集解》引马融曰：“虞，掌山泽之官名。
在原古时期，虞官就是解决先民的吃饭问题，如《皋陶谟》：“暨益奏庶鲜食”，这里的“鲜食”就是野菜、野果、野兽。在原古工具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如《史记》说的：“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也如《易经》说的“即鹿无虞，惟于林中”。鹿虞共框，与"虞官"职能高度契合，是对这一说法的生动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该刻石出土于寿光，而寿光正是伯益的故地。石刻中鹿纹与"虞"字共现的原始表现形式，与史籍中关于虞官伯益"掌山泽鸟兽"的记载相互印证，这或许是上古时期虞官系统的最早实证。
三、历史价值与学术意义
该石刻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为《尚书》《史记》等文献中关于虞官职掌的记载提供了实物佐证；其二，为研究虞夏时期职官体系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其三，丰富了学界对早期文字演变阶段的认识。石刻中鹿纹与铭文的组合形式，可能反映了先民"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对于理解古代文明中的自然崇拜具有重要意义。
四、余论
目前，关于该石刻的具体年代仍存在探讨空间。未来，需要结合考古类型学、碳十四测年及铭文考据等多学科方法，对其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随着更多相关材料的发现，寿光"虞鹿"石刻有望为寿光早期文明研究提供新的突破口，进一步揭示其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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