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面临三条“红线”

王元丰

北京交通大学 教授

土地、水和空气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更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需资源。然而，随着过去百年来中国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三十多年经济快速发展所导致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已经面临土地、水和空气这三方面战略资源的严重制约，国家的发展面临着三条“红线”。

第一条是土地红线。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对粮食的需求数量巨大，只有保持一定数量的土地资源，才能为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打下基础。此外，为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也需要大力加强对具有生态功能的农用地，特别是耕地的保护。为此，国家提出实施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在2006年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规定我国耕地保有量保持为18亿亩，并定为“红线”不能突破。但另一方面，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在47%左右，与发达国家比城市化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将来还要有四、五亿人口进入城镇，还需要大量的土地予以支撑。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2010年为18.18亿亩，到2020年为18.05亿亩。并且要求在规划期内，要确保15.6亿亩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未来十年，土地规划减少量的空间仅有1300万亩。但是在过去“十一五”的五年，全国共批准新增建设用地3300多万亩。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与土地供应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

第二条红线是水资源红线。淡水资源短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目前，全国三分之二的城市不同程度缺水，六分之一的城市严重缺水，水功能区达标率仅42%。但是我国水资源管理仍较为粗放，农业灌溉用水效率较低，工业万元GDP用水量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河湖水污染和地下水超采仍较严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我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确立用水总量、用水效率、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 根据《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到2020年，全国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均比2008年降低50%左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目前的0.50提高到0.55；城市供水水源地水质基本达标，主要江河湖库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80%。这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非同寻常的新要求。

第三条红线是温室气体排放红线。由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全球面临着温度总体上升、极端气候频发的气候变化问题。我国同样面临着气候变化的种种挑战。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而且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因此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很大。目前，我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尽管按照京都议定书“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我国在2012年前没有总量减排的要求，但随着“后京都议定书”以及新国际气候协议谈判的博弈，我国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已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作为负责任的大国，2009年11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 至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这又为我国温室气体的排放划出了“红线”，节能减排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硬性约束。

面对土地、水资源和温室气体排放这三条“红线”，我们需要对涉及生存和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反思。首先就是关于发展的问题。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我国积贫积弱，我们需要发展才能振兴中华，才能使国家繁荣富强。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地提高，已进入小康社会，经济总量已位列世界第二位。尽管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发展经济已经不能再成为最核心的问题。过去三十多年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不但使我们进一步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而且所产生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如不得到高度重视，并予以缓解，不但发展难以为继，而且将危及社会的稳定。“发展才是硬道理”在二十年前符合当时的背景，现在我们应该说“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

其次，我们应该反思可持续发展的途径问题。目前，一种被较为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是加速技术进步，提高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从而减少经济发展中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应该说通过科技进步能够对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是，认为仅仅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就能够解决我们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多方面问题，这既是传统发展思维的延续，更是科技万能论的体现。对于科学技术的局限与问题，很多哲学家、科技伦理学家都已做过深刻的论述。笔者只是要再次提醒，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决不能像唯科学主义者所幻想的仅仅祈灵于科技自身的发展，科学技术不能够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爱因斯坦在1931年10月19日祝贺大法官布兰代斯的信中说：“人类真正的进步的取得，依赖于发明创造的并不多，而更多的是依赖于像布兰代斯这样的人的良知良能。”

面对土地、水资源和温室气体排放这三条“红线”，我们需要怎样的良知呢？罗马俱乐部对此早就提出过极具建设性的建议：虽然地球的外在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人类无法干预。但是人类能够对自己内在行为进行限制，人类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意识革命，摆脱片面追求物质发展的短视行为，通过“意识革命”和“文化转型”才能避免全球性灾变。因此，我们必须改变生活观念和行为，践行节俭、低碳和健康的生活模式。只有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转变，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进行，这三条“红线”才可能不被突破！

最近，联合国秘书长“千年发展目标”项目特别顾问Jeffrey D. Sachs撰文对世界发出警告说：如果坐视贪婪主导一切，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将挖空我们的资源，并把我们引进一场深重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危机。这对我国同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