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寄爷寄娘

寄爷寄娘就是寄名的父母。过去医学不发达，儿童的死亡率很高，而迷信盛行。为了孩子能够养活，常常要把孩子“寄名”给某一家多子女亦即所谓福气大的人家，算是他们家的孩子，以得到那家的福气荫蔽，同他们家的孩子一样健康成长。那孩子便是人家的寄名孩子（称寄儿子或寄女儿）。

后来，事情慢慢起了变化。两户人家比较友好，某人看对方的子女不错，也会说，这个孩子很好，给我做寄儿子（或寄女儿）吧，对方一般也都同意，于是，两家便成了“寄亲”。用现在的北方话说，这种寄名的孩子就近似于“干儿子”、“干女儿”，寄爷寄娘就是干爹、干娘。

我家住在苏州的市中心，几乎是最热闹的地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与现在相似，那里所有的门面都开满了商店，一家挨着一家，大多数是一个门面的小商店或者小作坊，有双开间门面的就算是较大的商店或作坊了。但是，这种情况到了50年代就有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1955、56年之后，那时候搞起了公私合营以及商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运动。商店都合并了，手工业者或手艺人也都合作到“合作社”或“工厂”里去了。于是，街面上空空荡荡的，没有几家门面上还开设着对外营业的商店。

这种情况当然不能反映“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的气象，于是，在“继续跃进”的1959年，不知哪一位领导决定，我们那一带，应当搞一个“工艺一条街”，让那些已经合并起来的“工艺美术品”方面的工厂，都到这里来开办门市部。

于是，我家及东西两邻的门面都被征用，三家门面要打通，由“折扇厂”到这里开办“门市部”。但是，我们这里过去都是前店后家的，店面就是后面住家的出路，过去自己家开店或出租给个人，出路都没有问题，现在，要开办“公家”的门市部，公私必须分明，前后必须隔断，后面的住家便没有出路了。不过，社会主义社会总是有办法的，领导下令，在我家后面开门，开到东邻家，东邻家再开门，开到再东邻家。这样，我家就需要穿过两户人家才能够到达街上。那东邻家也顾不得家庭的隐私了。

折扇厂门市部就这样开起来了，三位工作人员，他们不但要卖扇子，也要修理客户的折扇。但是，人不能光干活不生活，何况紧接着的“三年困难时期”，大家为填饱肚子而努力，那三位工作人员生活上的事情，许多还是要依靠原来的住户的帮助，人与人搞熟了，知道底细了，就跟一家人一样。我家也不再经过东邻的东邻出门，可以直接走门市部出入。门市部的负责人，也换成了一位中年妇女，近五十岁模样，说话很直率、办事很干练，管理着一老一青两位工人。我那时候十四五岁，上高中，看上去还跟小孩子一样。大概由于看上去还聪明又老实，被那位女负责人看好。她对我父母说，让我做她的“寄儿子”，我父母就同意了，这样，我就有了一位“寄娘”。

我父母有众多的子女，在附近是被认为很有福气的，又待人和气，所以常常被别人要求寄名，被别人称为寄爷寄娘。现在，竟然让我也有了寄爷寄娘，这出乎我的意料。我这个人不愿意外交，不愿意见陌生人，更不愿意“谈家常”，但是，父母之命不得不听。

认了寄娘，总要被邀请到寄娘家做客吃饭，认识她家的人。我的寄爷不在苏州市区工作，在无锡县（当时是苏州专区的一个属县）的一所初级中学做校长（或者书记）。印象中是个高个子，大脑袋，在家里好像不大说话。我在那里有三位寄名的哥哥，分别比我自己的三位亲哥哥都小一点。还有一位寄名的妹妹，也比我的亲妹妹小两三岁。

在寄娘家里，好像是寄娘的“一言堂”，别人都不大开口说话。只有二哥有时候出来与寄娘顶嘴，而得到寄娘更多的训斥，而二哥似乎也不在乎，该说的仍然说，似乎他的性格与寄娘相似。其余的时候都是沉闷的，大家都不苟言笑，这种家庭气氛使我感到很不习惯，也难以欢畅地、毫无忌讳地与与我年龄最接近的三哥说笑，在我的印象中他比我年龄略大一点，而在读书的年级却比我低（我通常比同年级的学生小两三岁）。

寄娘家是在一所深宅大院（看来是过去一位大官僚的住宅）里租住的两间房，虽然那里大概住着几十户人家，但是整个环境非常安静。我在那里呆半天就感到无事可做，也无处可去。我家虽然独门独院，但是家里却面临着热闹的大街，即使极其无聊也能够看到街上五花八门的人与事，绝对不会感到寂寞。

听议论，寄娘要购买一处大一些的住房。这也使我感到意外，因为当时个人的住房凡是略大一点、出租给别人的，大多数已经“公私合营”，基本上与充公没有什么差别了。当时，大家都以为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公有制”，谁也不想着要“购买”自己的住房。虽然这都是一些老房子（那年月苏州就没有什么新盖的房子），对于一般人，也没有财力去购买住房，能够到“房管局”去申请租到一套较大的住房就是最大的奢望了。而寄娘却要倾其所有去购买“私房”，这实在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

过了不久，我就到北京上大学去了。那时候，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我们南方籍的大学生都是不大回家的，都不愿意再多花费家里的钱。一年半以后我回过一次家，再一次回家那就是“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很久以后了。文化革命起来以后，那个“折扇厂门市部”就撤销了，三个门面仍然归了原来的住户。当然，我的寄娘也就不大看见了。我也听说，我的寄爷早已离开了人世，而且不是正常的死亡。

寄爷的历史，我并不很了解。只知道他生长在一个富足的家庭，在抗战的年月离开了家，参加了新四军。那时候到学校做领导的干部，大都是有资历而政治上却不很得意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最严重的阶层恐怕就是中学的领导。那些十几岁的半大孩子被煽动得像狼一样残忍。他们不懂世事，却把残害人作为乐趣。我没有听到寄爷被残害的详细过程，因为他只是一个人住在他乡的学校。我只知道寄爷被斗、被打，被要求跪在学校的门口，被要求吃大粪……，于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革命”了。

我那时候在北京的大学里，没有见到过这些半大孩子的残忍，不过，我从我的母校高中的一位英语老师徐干生先生的自述中看到了相似的境况，而迫害这些老师的竟是我那所素以文质彬彬出名的高中里的学弟学妹，那所高中应当是当地学校的“领袖和楷模”。虽然与寄爷不是同一所学校，但是可以看到当时的情景：

“九月三日早晨七点五十分，我背着大狗牌来到学校大门口，只见两扇大门紧紧关闭着，只留下传达室左边的一扇边门容许出入。现在经过一番改装：门楣以下遮上一块宽木板，只留下地面以上约两尺高的一个长方形洞口，这个洞口仅能容许一条狗爬进爬出。我走近时候，看见另外两三个牛鬼蛇神已经先我来到，这时正跪在地上，鱼贯而入。我已经没有踌躇的余地。我立即意识到，即使这是个鬼门关，我今天也必须俯首帖耳，自动从这个洞口钻进去。不幸，那块覆在我脊背上面的狗牌顺势滑到我的左侧肘下，妨碍了我的顺利爬行。在极度慌乱之中，我只好停一下，用手挪一挪那块狗牌，把它挪到前胸附近，希望能咬着它贴地而过。我的爬行速度太慢了，身后的警棍立即狠狠地催促我几下。等我钻过洞立起身来，调整狗牌位置的时候，我便觑见一群革命小将正聚在科学楼前那株大雪松附近嘻嘻哈哈，观赏这批张惶失措的人形怪兽，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着如此丑恶的表演。”

我的一位同学这样转述徐老师的那一段惨不忍睹的记录：“二十个‘牛鬼蛇神’和‘党内黑帮’被迫在碎石上用两手双膝爬行几百公尺，这一行人形动物在呐喊声中，弓起脊背，像一群陆龟，以不整齐的队伍歪歪扭扭地爬行，两边是督爬的警棍。队伍中有德高望重的许楠英校长，有才华横溢的六十岁的语文教研组长夏蕴文……徐老师写了当时的感受，爬得膝盖磨破，血肉模糊，却毫不感到膝盖上皮肉尽去的痛楚。这是他一生中最奇怪的经验之一：当一个人恐怖到灵魂出窍的时候，肉体的痛苦便逸出了感觉之外。”

我相信，寄爷受到的侮辱和折磨不会比这个更“人道”。我在大学里看到的，只是折磨人方式的不同，与此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罢了。

当我再一次见到寄娘的时候，她只是流着泪简单地说了几句。

记得有一个夏天的晚上，寄娘邀我母亲与我一起在大街上散步，我们从人民路、白塔路、临顿路慢慢地转了一个大圈，一路上基本上都是寄娘一个人在说，说的内容竟然都是她在她厂子里面的那些事情。她全然不顾我们是否听得明白、是否关心这些与我们毫无关系的人和事，只是一个人不停地说。

寄娘要买的房子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就买下了。经过文革的一番周折，最后还是归还了寄娘。我曾经去过一次，寄娘让我去吃饭。那时候二楼仍然住着一户不肯离开的房客。那是一座民国时期的灰色小洋楼，印象中是四层楼，又高又细，有点像“炮楼”。虽然内部已经破旧，不过这毕竟是“洋房”，只要好好装修一下，还是很气派的。

我从学校毕业，一直在北方工作，很少回苏州，即使回去几天也是只在家里陪伴着母亲，有时候就接母亲到北方住几个月。这样，与寄娘就极少再见面了。到了九十年代，城里的房子大拆迁，大家匆匆忙忙自寻出路，各奔东西，弄得许多亲戚朋友都失去了联系。

前些年，我回苏州，曾经到寄娘的住所去寻看。那条巷子紧挨着苏州有名的由拆迁生成的大路——干将路。巷子里原有的所有建筑早已经完全消失得干干净净，原来巷子的地方只是几幢巨大的现代化的银行大楼。

又：一位知情的朋友这样告诉我“徐干生等老师66年9月初那段被赶着爬的事情，是北京南下红卫兵为首干的，当然苏中也有些"出身好"的红卫兵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