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铃康铃马来哉
马年来到之时，我想起来如下这首苏州方言儿歌。
“康铃康铃马来哉，
隔壁大姐转来哉。（转来即回来）
买点啥个小菜？
茭白炒虾，田鸡踏杀老鸦。
老鸦告状，告拨和尚。（拨即给）
和尚念经，念拨观音。
观音卖布，卖拨姐夫。
姐夫关窗，关着苍蝇。
苍蝇爬灰，爬着乌龟。
乌龟撒屁，撒得满地。”
孩子像骑马一样骑在大人的腿上，大人的腿上下颠簸，孩子一颠一颠地跟大人一起高高兴兴地念着“康铃康铃马来哉……”。近八十年来，我一直牢牢记住了这首和许多其他类似的儿歌。
改革开放以后，出版发行事业大发展，出版了大量过去的文化作品。我才在顾颉刚先生编写的《吴歌甲集》中看到了这首儿歌，只有个别字句有差别，而这对于在民间流传的歌谣是常事。
民间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儿歌，似乎没有思想性，内容散漫，但是用当地方言念起来极其顺口，押韵，用来逗引孩子高兴，训练孩子的说话。其创作者多为妇女，孩子的母亲或祖母，或者看护孩子的保姆。这些儿歌被一代又一代地传唱、改良、“当代化”，也不知传唱了多少年、多少代。但是，过去掌握着文字大权的士人却不屑去记录这些在他们看来十分下贱而实际上非常珍贵的民间文化。
辛亥革命以后，一些先进的文人开始觉醒，看到了这些民间儿歌、山歌的珍贵性。早在1913年，鲁迅就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指出：“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扬而广大之，并以辅翼教育。”次年，周作人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发表了《儿歌之研究》，并刊出启事征集儿歌。可惜当时极少响应者，这是“时令”未到。
1918年，刘半农和沈尹默先生谈起收集歌谣事，又联合钱玄同、沈兼士先生一同发起。他们起草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启事》，由蔡元培校长以北京大学名义向全校和全国征集。启事发布后，得到非常积极的响应，迅速收集到一千多首歌谣。这些歌谣每天一首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其中147首由刘半农先生整理后，以《歌谣选》为名出版。
在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的影响下，顾颉刚先生开始收集吴歌，从1920年起在《晨报》上陆续发表。后来又以《吴歌甲集》之名在《周刊》上连载了一年，最后在1926年结集出版。
《吴歌甲集》刊登了100首苏州民歌，前面是50首儿歌，后面是50首山歌。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刘復（即刘半农）和顾颉刚自己为该书作序。该书附录中收集了顾颉刚的十一篇“写歌杂记”、魏建功的“读歌扎记”、顾颉刚、沈兼士、魏建功写的七篇“歌谣中标字的讨论”、魏建功的“吴歌声韵类”以及疑古玄同（即钱玄同）的“苏州注音字母草案”。
刘半农、顾颉刚、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等知识分子不仅仅收集整理民歌，他们对民歌中的文字的校订和读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胡适先生认为这是“给中国文学史开一新纪元了”。
但是，当时的旧势力对于这样的运动是非常抵触的，有人攻击道：“可惜蔡孑民也是翰院出身，如今真领着一般年轻人胡闹起来了。放着先王的大经大法不讲，竟把孩子们胡喷出来的什么‘风来啦，雨来啦，王八背着鼓来啦’一类的东西，在国立大学里研究起来了”。
一百多年前，这样的收集歌谣活动开创了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学科研究，它使得人们的思想开放，民主化，是对人们思想的启蒙，也使得白话文和现代诗歌的创作有了新的进展。
发起和参与这个民歌收集整理活动的各位先生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干将”，当时他们中除了蔡元培先生之外，都可以算是年轻人。他们有龙马精神，敢冲敢打，冲击着千百年来禁锢人们思想的旧势力，开创了新的思想和文化。我们今天能够以这样的形式写作、说话，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当然，他们的思想和话语，并不都正确，也有一些过于激进、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想法和说法。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并不影响他们作为新文化运动干将的历史地位。
实际上，搞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即使是对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那些科学家，他们的科学思想和科学观点，也不见得都正确。他们也会有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想法和做法。
人们在自然科学或人文学科领域进行研究，要有所突破，要有新思想、新理论，就不可能完全正确。因此，对于我们的前人，无论是自然科学家或人文学科的学者，都不能求全责备。对于现在正在工作的学者，更应当加以鼓励，争取创新，对于在工作中的失误，也应当尽可能地宽容。一个温和、宽容的环境，才有利于创新。
马年到了，纪念冲锋在前的前辈，学习他们的创新精神，希望我们的科学和教育队伍中，涌现出更多的千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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