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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说城市（2）古代的城市
中国古代的城市都有城有市。城就是城市边上的城墙，市就是城市里面的市场。
天子所居住的国都，自不必说，其城墙又高又厚，而城内往往还要筑城建墙，即城内有城。
京剧《梅陇镇》中正德帝介绍自己的住址时有一段有名的道白：“北京城内有个大圈圈，大圈圈里面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面有个黄圈圈。我就住在那黄圈圈里面呐。”
北京城内皇帝居住的地方称紫禁城，也有极高大的城墙，远比一般城池的城墙高大得多。
各地方的城市也都有城墙，许多城邑在先秦时就是有城墙的。据《汉书•高帝记》记载：“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这里的城字作动词，意思是筑城墙。汉高祖六年是公元前201年，距今2225年了，从那时起，大多数县城都开始有了城墙。
而各地的城市有的也是城里有城。如刻于南宋时期的《平江图》就记录了南宋时期苏州城。平江是南宋时期苏州的名称，《平江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城市平面图，是第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从图中很容易看到，在城里的中心处，还有一个长方形的小城，这就是所谓子城。这个长方形的子城，正是城市管理者的“宫室”。
城里的居民和管理者都不可能自己去种地，自己去从事各种各样日用物品的生产。社会的分工必定需要产品的交换，也就是贸易，这就需要市场。人口越多的城市，一般情况下，市场也越大。
都，本义是建有统治者宗庙之邑，也指諸侯子弟封邑或卿大夫食采之邑。由于这些城邑一般人多，所以后来就引申为大的城邑。又引申作动词聚集，总的，如都督、都护、都察院、都御史、都头等等。会，是会聚、聚集。因此，都会就是人员聚集之处，就是大的城市。那里人多、经济发达。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除了叙述关中长安、河南洛阳之外，还列举了当时各地的都会，也就是人多、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这些城市主要有：
邯郸，这是先秦时期赵国的首都。在先秦就是一个繁华的都市，吕不韦在邯郸做买卖才认识了在那里做人质的异人。也正由于它热闹繁华，才有了邯郸学步的寓言。西汉以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为五都。《汉书·食货志下》：“遂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史记》说“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市令、市长只是管理“市场”的，不是如今管理一个城市的市长。
蓟，为先秦时燕国的首都。苏秦说那里：“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史记•苏秦列传》）这里的“天府”的称呼远早于四川成都。
《史记•刺客列传》说“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燕市是当时很热闹的地方，有专门的狗屠（以屠狗为生的人），有酒肆。这样《史记•货殖列传》说：“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
临淄是先秦时齐国的首都，当时是“天下第一大都市”。苏秦说“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到西汉时，虽说没有当年齐国最兴盛时那么辉煌，但仍然“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
陶在今山东定陶西南，春秋时期为曹国都城，后来宋灭曹，又成为宋国都城。吴国开通了邗沟与菏水运河，把江淮河济四渎连在一起。当年范蠡“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同样，睢阳（今河南商丘）据说成汤建都于此，故人称是商人、商业的发源地。周灭商，又成为宋国的国都。到西汉，由于也处在运河网的中心地带，所以商业发达。《史记•货殖列传》把陶、睢阳并称，说“陶、睢阳亦一都会也”。
宛（今南阳）是古代长安与洛阳两个政治中心通向长江中游地区的必经之地，从而自古就是极重要的交通枢纽。所以《史记》说它“俗杂好事，业多贾”，“宛亦一都会也”。
吴（今苏州）是春秋时吴国的国都，是长江下游最早的经济都市。西汉时吴王濞封于此。《史记》说“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楚国建都于郢，即后来的江陵，是长江中游最早的政治、经济中心。西通巴巫、东接吴越，东汉桓谭《新论》说“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敝”。
楚都郢后迁寿春（今安徽寿县）。楚相孙叔敖曾在此兴修水利，又处于淮河水运交通中心，所以，《史记》称其“亦一都会也”。
番禺（今广州）是岭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汉初南越王在此建都，有“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所以“番禺亦其一都会也。”
这些城市应当是从先秦到汉初最重要的经济中心。
实际上，古代的中心城市大多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上面所说的那些城市大部分都是先秦时各诸侯国的国都。
后来各朝各代的城市，也都是如此，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基本上是重合的。
这里，有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相互作用。对于政治中心来说，由于需要一批服务于政治的官僚，它们的生活需要（例如有一批为他们服务的人员），也会造成当地经济的发展。
由于古代是农业社会，如果一个城市周围农村严重衰落，这个城市的政治地位也很难得到保证。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政治中心就可能会迁移到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
这些城市都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政治中心当然需要方便统治、方便管理，经济中心更是要求物流顺畅。
在必要的时候，为了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为了保持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人们不惜花力气大力改善那里的交通条件。
在秦汉时代，长安-洛阳一直是最重要的中央政治中心，一开始，那里的经济相对全国是最好的。《史记》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洛阳，古人认为它“居天下之中”，“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在周、秦、汉，一直是全国最重要的城市，是这些帝国的东都。《史记•货殖列传》说：汉代洛阳的商人师史，以车载货返运赚钱，车辆数以百计，经商于各郡诸侯之中，无所不到。洛阳道处齐、秦、楚、赵等国的中心，街巷的穷人在富家学做生意，常以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相互夸耀。（“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
即使经过两晋南北朝的混战，长安-洛阳经济状况恶化，到了隋朝，还是要开凿运河，改善那里的交通，将全国的物质运输到那里。
又经过唐中后期和五代时期的战争，长安-洛阳这样的城市周围的农村衰落得实在是负担不起这样的政治中心，运输也太不合算。政治中心才东移到河南东部。
明代由于政治原因，迁都北京，为了维护其政治中心的地位，又开凿大运河，将江南的赋税、大米、纺织品等，以漕运方式运到北京。在这个过程中，使得扬州、淮安、济宁、临清、天津等一系列经济城市得以兴起。
各地方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以及交通枢纽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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