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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离乡和回家
我真正的第一次坐火车是在1964年,那年我考上了大学,要从家乡苏州坐火车去北京。
之所以说真正的第一次坐火车,是因为在5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小学曾经组织过一次坐火车活动。每人交一角钱车费,学生排队从学校走到火车站,从边门直接走到站台上,依次坐到一列空的客车上。然后火车开动,开到十多公里外的浒墅关车站。在那里的站台上待了一会儿,又开回苏州站。下车后仍然是排队回学校。这大概就是让小学生知道一下什么是火车罢了。
而这一次自己去才是真正的坐火车了。京沪线应当是中国最繁忙的铁路线了。那时候每天京沪直达的车次有两列,一个是13、14次特快,另一个是21、22直快。我坐的是从上海发车的22次列车。由于是第一次坐火车,所以至今仍然有印象。那年我十七岁。
从苏州站上车大概是晚上十点来钟了。上海站是对号入座并超员发售了车票的,到苏州便是一个空位都没有的了,有些人站在或坐在过道上。62岁的老父亲把我送到车上,记得他对几位看上去还和善的乘客说,我是第一次坐车,请大家途中照顾一下。火车在苏州大概只停车八分钟,父亲很快就下车了。好得我只带了一个书包,里面有些洗漱用具和食品。一个箱子和被褥两件行李都按照规定在白天在火车站托运了,还贴上了学校录取通知书中附加的印有“中国科大新生行李”字样的纸条。
这样,把书包放到行李架上,我就站在过道上,身靠着椅背。等有人上厕所的时候,就在他的座位上略坐一会儿。
车到南京,开车后就要过长江。那时候还没有南京长江大桥,需要轮渡过江。乘务员关照大家拉上窗帘。车头把车厢分段依次送到渡轮上。在汽笛声中,轮船平稳启航。到了对岸浦口,再把车厢顺次拉上岸,重新连接起来。这样,火车就掉了一个头。整个过程总共花了两个多小时。
在那次的列车上,是可以像茶馆一样买茶的。向列车员指定买从哪一站到哪一站的什么茶,于是就送来印有“上海铁路局”字样的玻璃杯,并放好指定的茶叶。列车员会不断地走来走去,给购买者续水(其他人要喝白开水自然是可以的)。直到指定的车站,列车员把玻璃杯收走。我连座位都没有,更不舍得去花钱买茶了。这种服务,“文化革命”开始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过。
我在第二天白天,终于等上了一个座位。到了夜里就坐在座位上睡得什么都不知道了。
在车上待了两个夜晚一个白天,大概30多个小时,到第三天清晨,终于到了北京站。出站就看到了学校新生接待站的横幅。
在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是在学校里过的,暑假也没有回家。之所以没有回家,是因为不想让家里再多拿钱了。从北京到苏州,乘直达快车学生半票是13元多,慢车半票好像是9元8角。这些钱差不多是当时中小城市中普通人一个月的伙食费。当然那时候普通人吃得是很差的,伙食费的一半花费在粮食,另一半是蔬菜,很难吃到魚肉蛋了。
到了一年半以后的寒假,我坐火车回家了。那时候,特意开了一列从北京到上海的直达慢车。一般的情况下,从北京到上海没有直达的慢车,都需要转车。这种直达慢车大概这是照顾我们学生,因为江浙沪在北京的学生特别多。
因为是加车,又是慢车,所以从北京到苏州的时间就更长了,两天两夜,大概48小时。不过由于上车就有座位,时间长一些也能够容忍。
1966年到1967年中间有一段时间,铁路交通极其混乱,那属于非正常时期中的特别时阶段,这里不说了。
1970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辽宁抚顺工作。那时候,根据国家规定,单身职工每年可以有一次探亲假,未婚者探父母,已婚者探配偶,各单位给报销往返路费,乘火车者限硬座车票。这样,我每年寒假可以从抚顺回苏州探望父母。那时候,南京长江大桥是通车了,其他路段铁路运行的速度也略有提高。
抚顺到苏州没有直达的火车车次,需要转车。转车的地点可以在沈阳,也可以在天津。
从沈阳到苏州,那时候每天可以坐两次车,一次是三棵树到上海的,另一次是沈阳到上海的。天津到上海方向的车次就比较多了。在始发站上车有可能买到有座位的车票,但是,这样的票一般都全部预售出去了,当天买票也是无座的。这样的长途旅行,没有座位就相当辛苦了。从东北到上海的两次车分别是哈尔滨铁路局和沈阳铁路局负责的,车上的环境和服务情况比运行于京沪之间的列车更差一些,所以我尽可能在天津转车。
从抚顺到天津的车每天只有一次,是从通化开往北京的。当然,我不能去北京转车,因为直达的火车票规定只能在沈阳或天津转车。如果要去北京转车就得分段买票,这就麻烦得多,在北京不一定可以买到当天的车票。另外价格也高了,单位还不给报销。那时候经济都很拮据,花钱都必须精打细算。
通化到北京的列车在抚顺上车记得是晚饭以后,上车后一般也需要站几个小时才能够找到座位。到第二天中午之前可以到达天津。
到天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一家饭店,花4角钱买半斤粮票的饺子。因为在抚顺,每月供应的粮食绝大多数都是玉米面,一个月三两食油、半斤或一斤肉,实在是熬苦了。到天津能够吃上饺子,虽然馅里主要是白菜,但毕竟看上去油乎乎的,那感觉,就像进了人间天堂一般。
在天津乘公交车从东站到天津西站,签上车票,就等着乘车南下。从天津到苏州仍然需要一天一夜,一开始也总是没有座位。等到有座位之后,又是困得一塌糊涂了。一个人第一夜不睡往往可以容忍,第二夜再不睡就难了。记得有一年,我不顾脏和臭,就索性钻到座位底下的地板上睡了起来。那时候从北方开往上海的列车,座位底下还略空一点,有时候可以找到空地方。从上海出来的车,座位底下都塞满了包裹,很少还会有空的地方。
1978年以后,我到济南生活。80年代以后,铁路交通开始有了大的改善。先是开通了济南到北京和济南到上海的列车。一开始济南到北京到列车,晚上从济南发车,第二天清晨到北京,大家感到方便多了。济南到上海的列车虽然还需要十七八个小时,但是由于是济南发车,卧铺票相对容易买到。在苏州,也开始有了始发到北京到列车。由于个人经济条件的逐渐改善,坐长途火车买卧铺票也成为正常的消费。
再后来,出现了动车,火车实行了大提速。紧接着,又有了高铁。铁路运行的车次比过去多了不知多少倍。在平时出门,就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受罪了。在火车上,大家有了座位或铺位,人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尊严,列车秩序也大大好转。
我们的生活改善,还是需要依靠科技进步、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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