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非典”是由冠状病毒导致的烈性传染病，它的流行既是病原体与人类协同进化的产物，也是人类改造自然和破坏自然所获得的一种副产品。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和植物、动物、微生物一样，也是永恒的生态规律的对象，也有自己的天敌，瘟疫自始至终是威胁人类健康与生命安全的永恒的天敌，“非典”只不过是人类天敌群落中的一个新兴代表。瘟疫作为人类的同行者，人类没有必要害怕它，但也绝不要蔑视它。将我们的道德关怀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地球伦理学的框架内，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 键 词：“非典”流行；人与自然关系；地球伦理学；健康可持续发展

 

发表刊物：《走出困境——非典引发的人文思考》第35～47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

 

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人类破坏环境的速度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由于环境污染的蔓延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类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开始受到来自人类自身不合理行为的日益巨大的威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仅恶性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不断攀升，而且结核、疟疾、霍乱、鼠疫等许多被人类控制了的传染病也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之势；更为严重的是，还不断有新的人类更难对付的传染性疾病出现，艾滋病(AIDS)、埃博拉出血热(Ebola Hemorrhagic Fever)、西尼罗河病(West Nile Fever)是如此，最近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非典性肺炎(SARS)也是如此。

“非典”是重症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的中国式称谓，在西方简称SARS。据世界卫生组织(WHO)资料，自2002年12月1日中国报告第一例SARS病人以来，截止2003年6月24日，全球拥有SARS病人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含香港、澳门、台湾)、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德国、印尼、意大利、科威特、马来西亚、蒙古、新西兰、菲律宾、爱尔兰、韩国、罗马尼亚、俄罗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英国、美国、越南等28个，累计病例8458个，死亡807人，其中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即有病例7768个，死亡727人，分别占世界总数的91.8%和90.1%[1]，中国既是SARS的发源地，也是SARS的重灾区。在中国内地，仅新疆、青海、西藏、云南、贵州和海南没有SARS病人，广东、北京、山西、内蒙、河北、天津均为重灾区[2]。

尽管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度，但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对瘟疫灾害已经相当陌生了。“非典”的突然出现，给我们敲响了人类健康的警钟：瘟疫是人类永恒的同行者。作为21世纪崭新的人类瘟疫，“非典”首次流行所引起的社会振荡是广泛的，所引发的社会反思是多方面的，所导致的社会变革也是意义深远的。这里仅从地球伦理学的角度对“非典”流行所折射出来的人与自然关系做一反思。

一、“非典”是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产物

在了解非典(SARS)的性质之前，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传染病。所谓传染病，是由各种生物性致病原所引起的一组疾病的统称。生物性致病原又称病原体，病原体极大部分为微生物，一部分为寄生虫。微生物有病毒、衣原体、立克次体、支原体、细菌、螺旋体和真菌。寄生虫有原虫和蠕虫，原虫和蠕虫引起的疾病亦称寄生虫病。生物性致病原引起的疾病，因传染性强弱不一而并不都能在人群中引起流行；在人群中不易引起流行的传染病有时称感染性疾病，有高度传染性的传染病称烈性传染病[3]。我们已经知道，非典(SARS)是由冠状病毒(corona virus)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因此，它是一种由微生物引起的直接威胁人类健康与生命安全的生物性灾害。

生命进化是地球生态系统演替的一条普遍规律。无论人类、动物、植物、微生物，还是其他一切形式的生命物质，都处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在生态系统的进化过程中，不断有旧的物种灭绝，也不断有新的物种产生，生生息息，无有止境。“进化是一个伟大的平衡器”，正是生命的进化，使得生态系统各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维持一个精细的平衡。可是，对于生命的进化，特别是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进化奥妙，人类的了解还非常有限。迄今为止，人类大约仅认识了地球生态系统中90%的脊椎动物，2/3的植物种类，3%的昆虫[4]，对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的了解更是微乎其微。

病原体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病原体的进化是地球生态系统进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生命形式，病原体和人类一样，也有自己的群落与社会，也在不断的与时俱进。遗传与变异是生命进化的两种主要形式，越是低等的生命形式，其变异的能力越强大。从人类价值的角度看，病原体的进化大多以变异的形式出现；但就病原体本身而言，这些变异其实正是病原体在进化过程中对被人类改造了的自然环境的选择和适应。这不仅是生命进化的奥妙，也是生态系统精细地平衡的表现。

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生命形式是与人类同进化的。譬如，流感在人群中有了几千年的流行历史，之所以一直消灭不了，就是因为流感病毒的变异性特别强，能够与人类协同进化；肝炎病毒也是如此，甲型肝炎我们能治了，随之便有了难以治愈的乙型、丙型、丁型、戊型肝炎；梅毒我们能治了，随之便有了AIDS；典型肺炎我们能治了，随之便来了SARS。从地球生态系统的演化来看，非典(SARS)是冠状病毒进化的产物，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旅行同伴。

二、“非典”是人类群落的一个天敌

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精细地平衡的有机整体，维系地球生态平衡的动力机制是地球生物圈里各种生命有机体之间以及它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传递、交流与转换，实现生命有机体之间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主要形式是食物链。

“食物链”的概念系1927年查尔斯·爱顿(C. Elton)在《动物生态学》一书中提出，他指出：拥有最短食物链的最简单的有机体的数量最为庞大，它们作为金字塔结构的基础，因此也最为重要，如果消除金字塔顶端的存在物(如人)，生态系统一般不会打乱，但如果去掉金字塔的底部，整个生态系统就会崩溃[5]。微生物作为最简单的生命形式，处于金字塔结构的基底，是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地球伦理学认为，病毒作为微生物群落中的一分子，也具有其存在的内在价值和天赋权利。

维持食物链的动力机制是什么？达尔文主义认为，生态系统的进化是通过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原则来实现的。也就是说，食物链是通过吃与被吃的关系来维系的，因此，在生物圈内，每一种生物既是掠食者，也是被食者，既是其他它生物的天敌，也是其它生物的美餐。长期以来，“食物链是金字塔结构”的概念误导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在许多人看来，人类处在金字塔结构的顶端就意味着人类处在自然主宰的位置，意味着人类能够居高临下地蔑视地球上的其他一切生命形式，意味着人类有权利征服和控制其他物种，并把文明建立在牺牲其他物种生命的基础之上。总之，在他们看来，人类占据着生命之树的顶端的事实，决定了人类具有超乎其他一切生物的优先权，人类不仅可以是所有植物的天敌，而且可以是所有动物的天敌。人类这种盲目的优越感使他们忘记了自己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忘记了自己也有掠食者和天敌存在的事实。其实，所谓食物链的金字塔结构，只是生命有机体之间的能量(营养)转换结构，具体来说，就是人类所需能量需要比人类多得多的动物来提供，动物所需能量需要比动物多得多的植物来提供，植物所需能量又需要比植物多得多的微生物和光、热、水、土来提供，这种能量(营养)结构并不表明在地球生态系统里动物比植物高明，人类比微生物更重要；相反，人类位于能量金字塔结构的顶端，其处境并非人类自我感觉般良好，他们“高处不胜寒”，非常的脆弱，缺少了金字塔结构的底部，人类就无法生存。

地球伦理学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类社会和动物群落、植物群落、微生物群落一样，也是一个生命群落，它们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生命共同体，这就是地球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人类、动物、植物、微生物，彼此都是食物链网中的重要一环，从人类的自然属性讲，人类与其他生命有机体之间的关系不是层级关系，而是平等关系，如同“五行学说”中的金、木、水、火、土，彼此相生相克，协同进化。这就决定了，人类和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一样，也有许多攫取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天敌。

那么，人类的天敌是什么？从自然进化史角度看，“天敌”概念是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类的天敌种群是不一样的，如远古时期“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6]，许多野生动物都是人类的天敌。后来，人口增多了，社会进步了，昔日的天敌成了人类的美餐，许多猛禽猛兽也都蜷缩到了人类设置的铁栅栏里。这种事实，大概也是人类逐渐忘记了他们还有天敌存在的一个原因。然而，生态规律是地球生命永恒的约束，不管人类群落进化到何种程度，不管人类科技发展到何种地步，人类都有一个如影相随的永恒的天敌，这就是微生物和寄生虫引起的传染病及由传染病流行引起的瘟疫灾害。瘟疫是人类的同行者和共生物，是人类永远也挥之不去的影子，它过去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将来必然还是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天敌。

“疫灾是古代一种普遍的现象。无数代人目睹了疫灾的毁灭性的影响；谁也说不清有多少人死于疫灾。毫无疑问，疫灾总是人类的主要敌人之一，在早先的岁月，疫灾的威胁要比现在可怕得多”[7]。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多瘟疫的国家，在前770~1911年的2 681年间，平均每4年就有一年疫灾流行[8]。因此，中国古代十分重视疫灾的防治，《汲冢周书》就说“伐乱，伐疾，伐疫，武之顺也”，说明早在3 000多年前西周时期，人们就已经将抵抗瘟疫和安定社会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工业革命和近代科学诞生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人类在与瘟疫这个天敌的斗争中付出了惨重代价，人类的种群数量(人口)的成长十分缓慢；工业革命后，特别是195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抵抗瘟疫的能力不断加强，人类种群数量(人口)开始迅速增长，人口爆炸的代价是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锐减、动植物群落种群数量减少、微生物的变异性和致病力增强、新的病毒和传染病不断出现。在工业革命以来的两百多年里，人类战胜了鼠疫、霍乱、天花、疟疾、肺结核、白喉、伤寒、出血热、炭疽、麻风、梅毒等诸多传染病，但又面临着AIDS、SARS等许多新的传染病的挑战。

总之，在地球生态系统内，食物链是生命共同体进化的动脉，被食者和掠食者的关系将永恒存在，瘟疫是人类永恒的天地，人类与瘟疫的斗争永无休止，非典(SARS)只不过是人类天敌群落中的一个“新秀”。

三、“非典”是人类改造自然所获得的副产品

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服从于自然的生态规律，但这并不表明要把人类的作用贬低到等同于动物、植物乃至微生物；人与其他生命有机体之间的主要区别，正如恩格斯所说，就是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改造自然，因此人类能够在地球生态系统之上建立起人类社会，人类社会虽然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上层建筑”，不可避免的要受自然规律的约束，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又能超然于地球生态系统，按照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运行，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通过体能、技能、职能的投入，获取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能量和信息。

然而，人类投入自然，或者说利用和改造自然，所获得的结果并非都是人类所期望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从人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来判断，其结果有“良好”和“不良”两种产出，协调人地关系，就是要使人类期望得到的良好产出极大化，同时使人类不希望得到的不良产出极小化[9]。不过，自然法则是严酷的，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大自然既慷慨的给人类以恩赐，也悄然的给人类以痛苦。自然是人类的大工厂，人类在生产社会财富的同时，也生产了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瘟疫是人类的顶级灾害，“非典”作为瘟疫种群中的一个新面孔，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人类改造自然所获得的副产品之一。

首先，人类开发大自然为病原体从自然界转移到人类群落提供了纽带。在人类历史上，导致瘟疫的许多病原体最初总是仅存在于自然环境中，它们或依附于野生动物，或寄生在昆虫体内，即使发生疫病，也仅在野生动物间流行，对人类不构成威胁。但是，人类为了获取足够乃至更多的食物、耕地、森林和矿产，不断地剥夺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地占领植物、微生物的生存空间，从而增加了接触自然界的病原体并将它们带入人间的风险。譬如，鼠疫杆菌在自然界存在了数万年之久，原来主要存在于野生啮齿类动物(如旱獭、黄鼠、沙鼠等)身上的跳蚤体内，尽管鼠间鼠疫流行有了相当长的历史，但人间鼠疫在我国的流行却主要发生在13世纪后，其原因就在于13世纪后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不断加速和深化，宋元以来对岭南和云南地区的开发，导致云南中部和福建西北部的褐家鼠也成了鼠疫杆菌的中间宿主，形成了新的鼠疫疫源地。又譬如，疟疾是由寄生在蚊子体内的疟原虫传播的虫媒传染病，因为蚊子主要生存于潮湿的森林沼泽地区，古罗马又称疟疾为“沼泽热”[10]。据观察，在原始的环境状态下，蚊子因为有足够的野生动物供其叮咬，一般不会叮人，因此疟疾也就很难流行，但是，当原始森林清理到一定程度，蚊子失去了供其叮咬得野生动物时，它们就会转而叮咬人和家畜，从而导致疟疾流行[11]。因此，在区域开发之初，新移民往往成为疟疾的牺牲品，中国古代对南方的开发是如此[12]，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大陆的开发也是如此。

其次，人类粗暴对待野生动物为病原体从野生动物转移到人体提供了方便。人类粗暴对待野生动物最通常表现是“食用”，如果野生动物携带致命的病原体，食用就可能直接导致人间瘟疫。我国北方地区的鼠疫流行之所以总是发生大旱蝗灾之年，就是因为旱蝗引发的饥馑迫使人们到野外觅食，所谓“饥不择食”，饥民不仅食草皮树根，而且捕猎野生动物，更有甚者挖掘鼠洞，搜括老鼠的口粮，明末崇祯年间的华北鼠疫大流行就是这样引起的；1901年、1914年天山牧场的鼠疫流行，更是直接由牧民剥食旱獭而引起。人类粗暴对待野生动物另一表现是“乱伦”。大家知道，艾滋病主要通过性、血液和母婴传播，而艾滋病毒原存在于非洲绿猴体内，且主要在灵长类动物中流行，那么它是怎样引入人间的呢？有人推测是有人与猴子乱伦后感染了艾滋病毒，又通过与人的亲密接触而引起人间流行的。前段“非典”流行期间，有一句话广泛流传，就是“‘非典’代表了最广大野生动物的根本利益”。这句话虽然语多调侃，但怀疑冠状病毒来自野生动物，是非常有理由的：其一，首例非典病例发生在盛行食用野生动物的广东；其二，冠状病毒在家禽家畜中没有检测到，但在多种野生动物身上检测到；其三，历史上许多病毒都是从野生动物身上“跳”到人类身上的。

再次，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还增加了病原体的致病能力。一方面，人类对微生物生境的改变增强了病原体的变异能力。人类活动引起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不仅大大缩小了病原体的生存领地，而且大大改变了病原体的生态环境，因此，人类施加给病原体的生存压力日益增强。“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病原体作为生命有机体，绝不会“坐以待毙”，它们必须寻找出路，保持群落的稳定，顽强的繁衍下去，为了适应这种被人类改造和破坏了的生态环境，它们在进化过程中不得不施展出超常的变异能力，加强其致病能力。另一方面，化学试剂和化学药物的广泛使用也增强了病原体的抗药性和致病力。譬如，疟疾早在殷商时代就已经是人类的主要天敌之一，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敌敌畏”等化学农药的使用，这种由蚊子传播的虫媒传染病在许多国家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出乎意料的是，疟原虫已经对传统的抗疟药产生了广泛的抗药性，在一些热带国家甚至连特效药“青蒿素”的疗效也大不如前了。再譬如，感冒发烧，原来打一、二支青霉素就可治愈，而现在青霉素几乎无能为力了，以致在医院里经常听到有些老者抱怨医院里的药“水”了，其实不然，而是现在的病毒比过去厉害多了。SARS为什么我国把它称为“非典型性肺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病原体已经不把抗菌素放在眼里了，典型肺炎用抗菌素就可以治愈，而抗菌素对“非典”的冠状病毒就只好徒唤奈何了。冠状病毒致病力的增强，除了其本身的进化外，人类活动的影响显然也是难辞其咎的。

四、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走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

恩格斯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13]。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类健康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自然科学史表明，生命有机体与自然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有生命形式都是地球表层演化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此，地表的化学演化和人类的生物进化具有“共轭性”，人体化学成分与地表化学成分具有“一致性”[14]。在人体内，地表广泛存在的碳、氢、氧、氮、钙、硫、磷、钠、钾、氯、镁等11种元素构成人体的常量元素，占人体重量的99.5%，地表相对少见的铁、铜、锌、锰、钴、硒、碘、镍等70多种元素构成人体的微量元素，占人体重量的0.05%[15]。这种化学成分的一致性说明，人类生命过程是人体与自然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人类的疾病、健康、寿命都与自然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6]。

生命、健康、自由、私有财产，是人类的天赋权利。自古以来，疾病就是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大敌。在中国古代哲学观里，人类健康有赖于天、地、人三者的和谐统一[17]。人类要想避免疾病，必须“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18]。要判断一个人的“寿夭吉凶”，必须“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19]。人类如果“动不以[天]道，静不以[地]理，则自夭而不寿”[20]。传统中医理论深受这种“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影响，强调“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一个高明的医生必须能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21]。中医理论还有“不服水土”之病因学说，同样反映了人体健康与自然环境间的密切关系。所谓“不服水土”，是指人们从原居地迁移到一个距离较远、环境差异较大的新地方后不久便会感染疾病的现象。人类为什么会不服水土呢？原来，当一个人在某个地方居住足够长的时间后，人体就会与环境融为一体，形成一个与居住地环境相和谐一致的生态平衡，但一旦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由于水土、饮食、微生物等生态环境的改变，旧的平衡被打破，在建立新的平衡过程中，人的机体发生免疫性反馈，从而出现病症。在唐代，中原人士被流放岭南，对于它们来说，这无异是押赴刑场，他们感觉到的，不止是自由的丧失，而且生命和健康，也是危在旦夕，所以有“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22]、“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23]之描写。岭南为什么被中原人士视为畏途？除了岭南因地处热带而环境致病因素较多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南北环境差异较大，北方人士不可避免要经历“水土不服”的生死考验。

生命关系是伦理学关注的主题。达尔文曾经相信：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它的道德视野就越宽广。但是，传统的伦理学只关注社会行为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主要是当代人与当代人之间的代内关系，它很少关注当代人与后代子孙的代际关系，更不用说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了。SARS，AIDS，以及其它所有威胁人类生命与健康安全的新的传染病，无论它们是与人类协同进化的产物，还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副产品，它们的流行都对我们提出了新的伦理要求。它们要求把人与自然关系纳入伦理学的范畴，伦理学应从只关心人扩展到动物、植物、岩石乃至整个大自然。它们也要求人类承认大自然或生态系统拥有存在的权利和内在的价值，把人与自然关系视为一种由伦理原则调节和约束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一种市场经济的关系。它们还要求人类承担起对大自然的道义和责任，为地球生态系统里的其他栖息者的权利进行辩护和捍卫，并充当它们的道德代理人。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新的伦理学，就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背景下形成的地球伦理学。

地球伦理学将地球视为一个完整的生命有机体，把人类摆在和所有其他生命形式同等的地位，不仅关注当代人与当代人、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而且关注人与植物、动物、微生物乃至无机的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地球伦理学认为，人类的健康有赖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没有一个健康的人与自然关系，就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人类社会，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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