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早期社会的情形。

  中国是个典型的大陆大河型的地理环境，东南大海、西南高山、西北戈壁沙漠和东北冰雪天地把中国与他域基本隔绝起来。中原一带只适宜农耕，且历代中原民族均以农耕为立命之本。虽然屈从于天、崇拜天也许是早先各地先民的共有特征，因为面对周围的一切人们无法知晓，也无法抗衡，只能归之为天的神力所为，归之为“万物有灵”，而认定人自身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然而，随着生产方式的分化和成熟(这过程既受制于人文地理条件，也与人类的进步有关)，游牧、鱼猎和商贸(航海)民族对天的敬从渐渐淡化。因为游牧民族常以大举迁徙或进犯掠夺他族财物来应对天灾或牧草匮乏等困境，以度难关;鱼猎或航海者虽也畏惧灾祸，但大难不死仍可重操旧业。农耕却不行。旧时一年一熟，产量低下，仅够度日，一旦天不遂意(风雨不调)，必定欠收，甚至颗粒无收，旧时农耕欠收后又无法补救，只能仰夭而叹，挨饿待毙。因此，天决定着收成，收成又决定着生存，包括民族的存亡、社稷的安危等。对此，人们束手无策，这残酷的现实强化了农耕民族对天的顺从，甚至屈从。我们传统的天人观典型地体现出了这一点。处处都要“顺应天”，皇帝只是“天子”;造反是“替(顺)天行道”，养生也必须顺应天时，这一切都是从农耕生产方式中演化出的。〔‘〕许多称作“中国通”的西方学者，皆深有感触。〔“〕

    智识初开的原始社会，一些有较强能耐或学识的人自称能知晓天意，通天交鬼神，在天与人之间上传下达作用，这些人自然受到社会推崇。他们就是巫师，被文化人类学家称作人类第一代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知晓”天意，借助巫术能交通天地，自然就拥有了相当的权力。细细分析:伏羲、神农、黄帝、夏禹等皆巫师兼民族首领(酋长)也。中文“王”字本意也是示能通天、地、人(三横所示)的人为王。〔3〕

    各地原始先民中都曾盛行过“万物有灵论”，巫师行交通思神之巫术十分普遍。然而，由于对“天”的绝对屈从，祭祀天地鬼神之术在中国可谓登峰造极，畸型膨胀。人们公认中国乃礼仪之邦，素有“大礼三百，小礼三千”之说。考证表明礼仪皆源自祭祀天地祖宗之巫术。故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说:“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在远古的中国，这类祭祀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与农事相关的种种活动了，特别是卜风占云求雨等(甲骨文卜辞中大量涉及此类，明清的天坛也用作此途)。不难想象，乞求天地的巫术大多“无效”。此时，笼罩在巫术思维中的原始先民绝对不会怀疑这类巫术方法本身有什么缺陷，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这也是他们唯一可取的应对方式，他们能做的只是反身自责，把乞求天地鬼神无效归因于自身对法力无边的天神的欠恭敬、不够虔诚，没能打动天地鬼神。《礼记》便谆诫说祭祀必须极其恭敬。所以，“教训”促使先民们只能以极端恭敬、虔诚的态度来事神。除了供奉牲畜、敬献美酒外，在中国原始社会还出现了独特的“斋心服形”形式。这正是导致导引吐纳在中国萌生的关键。

   “洗心曰斋”，《说文》:“斋戒洁也”。《广韵》:“斋，庄心，敬也。”斋心指为了祭祀求神中感化天地，行术者(巫师)必须专一精神，消除杂念，以示对夭神的极度恭敬、虔诚。还须沐浴洁身，远房幄，手足不苟动等，此“服形”也。只有这样，才能感化天地鬼神，求得风调雨顺，天息而民安。为示虔诚，此等斋心服形又非片刻即可，行大祭祀前需“斋戒七日”，“斋心十日”。时间越长，表示态度越谦恭，感化效果可能越好。一些史料中屡屡出现伏羲、黄帝、天子斋心、斋戒等的记载。夏商、商汤等也都有着类似行为。说明斋心很早就已萌生，它的萌生，因于生存需要(求天地)，而在长时间的斋心中，不期而然地进入了“入静”境界。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庄周的“坐忘”，荀况的“虚壹而静”，儒家的格致等可以说都是直接从祭祀前的准备—斋心，演进而成的。

   前已述及，入静是各种功法的关键。现已有心理学实验证实:无论主动的入静(如“斋心”、“坐忘”中专一精神)，还是被动入静(让受试者置于专门的、绝对隔音、无任何刺激变化的地下实验室中，只能吃与静睡)，持续稍久后，入静者对自身生理变化的感知力逐渐成倍加强，可体验到常态下根本无法感知的生理信息。我们猜测这可能有二重机制:一是外界对皮层刺激外界锐减并持续一段时间后，皮层的兴奋性趋弱，对其之下各级中枢功能活动的抑制或干扰亦随之变弱或消失，从而使平时被掩盖抑制了的较强感知力逐渐释放或显现出来(某些特异功能大概亦源于此);其次，外界刺激阻断后，人体本身微弱的生理活动信息量值相对地“放大”，两者综合，遂使人体验到一些特殊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