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两场报告结束之后，就到了午餐的时间。冷泉港实验室有自己的餐厅（dinning hall），分上下两层，上层提供一些快餐，下层常做为会议用餐的地方。午餐的食物还是不错的，我排在队伍靠后的位置，等我领好食物之后，房间里几乎全满了。我找了较空的一桌坐下，不一会儿，一个印度人模样的人坐到我对面，聊起来得知，他是附近一家制药公司的副总。再一会儿，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子坐到我斜对面。她好像认出我来，问我是不是上午问过问题，我如实回答。不多久，另一五六十岁左右的女士坐到我旁边，她好象认识对面的女子，很亲热地打过招呼。然后我斜对面的女子把我介绍给她，然后我们聊起来。我们提到今天缺席的哈佛大学教授，她说她认识他。然后她问我对他的电视节目如何看法，我如实说他毕竟不是科学家，对推测进化历史的那些遗传学手段不很清楚并且有理解错误，她对此好象深有同感，情绪激动地对我说：“他不但不知道，而且不承认自己不知道”。－哇，哈佛教授的这个性格以前我还真不知道！我们聊了好一会儿，等她离开后，坐我斜对面和她熟悉的那个女士问我：“你知道她是谁吗？”我说“不知道”。然后她告诉我：“她是Jim Watson的wife”。What?!

 

午饭后有一点时间我去了冷泉港的书店－就在会议厅的底层。听说James Watson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达尔文的书，这让我感觉新鲜而奇怪－他果真如此天才，连进化论也有研究？那本书果然赫然展现在书店里，我拿起来翻了一下，原来是他作序编纂了达尔文的著作－看来我又被媒体误导了。突然一本小书引起了我的注意，拿起来一看，原来是我非常喜欢的科学家之一－Barbara McClintock （芭芭拉.麦克林托克）－的传记。她工作勤奋，技术能力突出，并且观察细致，推断想象力强，早期在玉米和真菌细胞遗传学研究中就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就是这样，她不得不离开康奈尔、此后有一段时间很难找到固定的工作）。后在冷泉港实验室（当时还是Carnegie Institute of Washington的一部分）工作期间，McClintock在玉米研究中发现了转座子，但她的同事和遗传学界好长时间几乎没人相信她，好多年她的工作也主要记录在Carnegie Institute of Washington的内部报告和院刊里。但她的发现最终获得证实，她也在很多年之后于81岁高龄获得诺贝尔奖。最近一二十年的基因组测序和功能研究更让我们认识到转座子在高等生物基因组中所占的份量和重要性。

 

下午第一个讲座是关于神经性疾病研究的，来自MIT的、美国文理学院院士Mark Bear便提到重复序列在疾病中的重要性，这正是我乐于听到的－我一直为包括转座子在内的重复性序列被称为“junk DNA”或“selfish DNA”“鸣屈叫冤”，当然这也更是McClintock乐于听到的－她是一个真正走在她的时代前列的、不受现有知识框架束缚的、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

 

接下来做报告的是一个律师，yes，律师！Peter Neufeld利用DNA证据把多人从死刑架上救了下来，他的工作得到很多人的赞誉。但DNA用于确定犯罪人与否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群体遗传学背景下的概率计算问题，其难度著名的数量遗传学家、我曾经的“同事”（同在北卡州立大学）Bruce Weir讲述得很清楚。由于其技术难度和不确定性，我疑虑是否有真正的犯罪人在律师的辩护下逃脱了责任（如辛普森都能无罪释放）。有机会在晚上酒会时和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他们也是看具体案例而来的，有些犯罪嫌疑人他们确实无法为其成功辩护。律师这行业在美国不太受人信任，即使意图寻求社会正义，任何理念走入极端或变成你输我赢的较量就可能破坏真相和公正。

 

这两个报告之后有一个休息。到室外浏览了一下posters，看到James Watson正在旁边，便走了过去说几句话。我曾经的一个邻居老太和她已去世的丈夫曾在冷泉港实验室工作生活过一段时间，对James Watson很是了解，和我讲起过他的很多事情，也曾经给我看过她以冷泉港实验室的生活做的一幅画。我走过去和他聊了几句，但和他熟悉的另外一个人走过来插话问他家里的事情，接着我听到他说话非常激动。他和人说话的时候说两句又好象急着走开，然后回来再说两句又要走开，情绪越激动频率越快一些、幅度越大一些。这大概就是他独有的表达方式吧。这时会议组织者招呼大家回到会议厅，下一个讲座我是不想错过的，所以和他握手再见回到了会厅。

 

这最后一个报告人是以特立独行的工作多次震动生物科学界的Craig Venter－人类基因组测序非政府资助科研队伍的带头人，首先从海水取样进行微生物群体测序的负责人，又是合成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的重量级人物。他领导的研究团队刚在不久前《科学》在线发表了一篇颇受媒体关注的文章，称将人工合成的一细菌基因组引入另一细菌去除基因组的细胞质中重新复制了生命，一些媒体更是惊呼”Is he playing God?”(“他在扮演造物主吗？”)。不出所料，Craig Venter介绍了他们在合成生物学上的最新进展，尤其是他们最新的《科学》杂志论文所报道的研究成果。其实他说话并不象很多人（包括我之前）所设想的那样傲慢或居高临下，倒是非常的平和，让我对他多了几分好感。当然，报告结束，掌声雷动。

 

James Watson最后致闭幕辞。已是82岁的他呼呼生风走上讲台，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大抒己见。他认为科学应该做大工程，当然这一点谁也不感到奇怪，他本人成为冷泉港实验室的头之后便大力发展癌症研究，后来又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的大工程说也是对合成生物学的肯定，他说也许哪天某些（大型）研究项目里就会有奇迹（miracle）发生。话题一转，他接着抱怨现在的论文作者太多了，但我心想这不正是他提倡的大工程的结果吗。也许他真正想说的是由更精干的队伍做大胆、有创意的科学研究吧－这我是同意的。当然，在小实验上的细察深究同样可以有重大发现，就像最近获诺贝尔奖的RNAi（RNA干扰）一样。

 

会议结束之后，在离场的人群中，我突然看到Joe Ecker。他任职于加州的Salk Institute，在微生物领域取得博士学位，但后来从事植物研究，是拟南芥研究的“大牛”之一，在拟南芥基因组测序和表观基因组研究中做了一些重档量的工作，并于2006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两年前见过他，当时他来我所在的学校做了一个报告，报告后我单独问了他一些问题，但他也不象我们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傲慢，和我说话非常地平和，没给我一点狂傲的感觉。冷泉港会议一结束，他就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快速离开了会场。在这名人众多的会议上，他好像就默默无闻了，这让我好生感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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