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哲学的邀请(76):学术由谁来定义
2025年9月7日清晨,博士同窗陈怀超发来讯息,提及陈婧师姐在朋友圈发布了一则消息。询问陈婧师姐之后,方知王知津老师骤然离世。
我素来周末贪睡,昨夜又值事务繁冗,未曾留意手机。此刻读罢,心头一震,急忙翻出与王老师最后的微信对话——定格于3月18日。那天,他兴致勃勃地分享了一段自驾游的视频,记录着他第五次远行的足迹。从丹东至天津的滨海线,到天津至东兴的延展,再到环海南岛的壮阔旅程,王老师终于完成了他心中夙愿:几乎走遍中国大陆全部沿海地区(仅缺中国台湾省)。他曾在2015年自驾北疆,一路风尘,却始终心系这片山河。这不仅是一场地理的巡礼,更是一位学者对生命广度的执着丈量。
求学时期曾授我课业的老先生们,如王知津、柯平、王德恒、于良芝、徐建华以及导师刘玉照等诸位老师,大多已经退休。王知津老师虽已退休,却从未真正离开学术场域。他对后辈的关怀,始终如一,温润而深远。即便退休,他依然密切关注着我们的学术成长。仅以今年为例,2月23日,王老师的博士生周鹏师弟(现任职于嘉兴学院)还与我谈起,王老师特意问他是否与我合作在《情报理论与实践》发表了论文。周鹏解释并非是他——应是另一位同姓学生,正是我门下的研究生周鹏,如今正在南开大学商学院随焦媛媛教授攻读博士。3月1日,王老师亲自微信告知我:“《情报理论与实践》2025年第2期有你一篇领头文章。”那一刻,身为后学,我既感荣幸,又觉惶恐。一位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竟如此细致地关注着晚辈的点滴进展,这份提携与垂顾,令人动容。
记忆深处,仍清晰浮现当年在南开读硕时的课堂情景。王知津教授站在讲台上,郑重其事地向我们介绍《情报理论与实践》《竞争情报》等核心期刊,并将《情报学进展》一书在同学间传阅。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触碰到情报学的学术脉搏。正是在这堂课上,经由王老师的推荐,我与《情报理论与实践》结下了不解之缘。博士阶段,他再次带我们深入研读该刊及《情报学进展》的年度综述,尤其是其团队关于竞争情报的研究成果,成为我学术启蒙的重要基石。
2025年7月11日至14日,中国情报学年会暨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第十五届全国情报学博士生学术论坛在西安召开。我们团队的韩玙佳、王烁宇、马闻捷三人一同参会。而我因受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广平副院长之邀,于7月11日至13日在该校举办的第三十届全国普通高校经济管理院(系)协作会上作学术报告,未能亲赴会场。临行前,我特地嘱托团队学生韩玙佳、王烁宇、马闻捷代我向王知津老师与柯平老师问好,并合影留念。然而他们归来后告知,两位先生行程紧凑,仅匆匆打了个照面便离去,合影终究未能实现,此事至今仍是我心中一大遗憾。后来韩玙佳告诉我,唯有在她们获奖时,王知津老师与赖茂生老师一同颁奖,才留下了珍贵的影像。
今日我又特意联系了与会的南京工业大学魏子逸同学。他回忆,在年会期间曾与王知津老师同桌就餐。同席的还有李颖、王铮、河北大学刘旭青、华东师范大学蔚海燕等老师。魏同学说,王老师当时提到,现在亟需有年轻人投身情报学基础理论工作,他本打算细细思考后再向王老师请教,却未料一切如此突然,唯有感慨世事无常。
我追问王老师还说了什么。魏同学沉吟片刻,转述道:王老师认为,当前情报学博士与工商管理博士存在共通弊病——过度沉迷于数学建模与量化分析,却忽视了基础理论、研究哲学等根本性、原创性的探索。他也谈及了当前硕博人才培养中的结构性问题:重技术而轻思想,重应用而轻本体,重效率而轻深度。这些话语,字字如针,刺入当下学术生态的肌理。
王知津等老一辈学者对我的影响,早已超越课堂与论文,深深镌刻进我的学术基因之中。今日我指导研究生,仍以南开大学的标准严格要求;团队中的学生,以考取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为荣,视之为学术志向的象征。周鹏追随焦媛媛老师、石梦茹追随许晖老师赴南开深造,正是这种精神传承的生动体现——他们所向往的,不仅是名校光环,更是源于我对南开商学院诸位先生学术传统的向往与推崇。
这种影响并未随毕业而消褪,反而历久弥坚。我一直遵循王知津等先生的学术嘱托,持续开展基础理论的审视、思考与重构。工作以来,亦有单位同事建议我调整研究方向与范式,认为基础理论研究“非我校所能,乃南开、天大之事”。但我始终铭记王知津等先生的教诲,坚守学术初心。我不曾动摇,反而带领团队走上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一条布满荆棘却通向思想深处的小径。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从大港跟随导师完成项目后,匆匆赶回南开大学商学院,参加王知津老师晚上六点半的课程。暮色深沉,教室灯火通明,推门而入时,室内仅有三人:王老师、王老师的两位博士生徐芳和王树义。那晚我因公交延误而迟到,心中忐忑,王老师却未加责备,反而以温润之态示意我入座,随即为我们三人专门讲授“科研论文写作”。那一堂课,内容未录于声影,却深深镌刻于我的学术记忆之中——从问题意识的凝练、文献脉络的梳理,到论证逻辑的建构与学术表达的精准,王老师娓娓道来,既有方法论的系统性,又蕴含着对学术本真的深切体认。我如饥似渴地记下满满半本笔记,笔尖流淌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位学者对青年后学的耐心引导与殷切期许。那晚的灯光下,一种沉静而坚定的学术精神悄然点燃了我投身科研写作的终身志业。如今,徐芳执教于苏州大学,王树义任职于天津师范大学,皆已在信息资源管理与情报学领域卓然成家,传承并光大了王老师的学术理想,始终是我学术道路上的楷模。更令人感怀的是,我的硕士同窗樊振佳——同为王知津先生门下弟子——如今已回到南开大学任教,并恰巧入驻王老师退休前长期使用的办公室。这一方空间的延续,不仅是物理场所的交接,更是学术血脉的承继:樊振佳以其扎实的理论探索与对学科根基的持续深耕,真正接过了王老师的思想火炬,延续着那份重基础、尚思辨、求原创的学术衣钵。
王老师始终鼓励我们阅读外文文献,从国际前沿汲取养分。这一习惯,我坚持至今。正是在这样的熏陶下,我逐渐形成了“哲学+理论+方法+技术+数据”五位一体的立体化学科观与学术价值观。它不仅是一种研究范式,更是一种学术信仰。
于是,我常自问:学术,究竟由谁来定义?
其实我心中早已有答案:自我在南开读博以至今日工作,王知津、柯平、王德恒、于良芝、徐建华、王芳、李月琳、李颖等老师与我的导师刘玉照教授,早已以他们的学术风骨与典范为我塑形。因此,无论身在何方,无论环境如何,我都将矢志不渝地践行这一信念:深耕基础理论,推动知识创新、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致力于构建以知识管理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知识管理自主知识体系。
学术不由指标定义,不由短期功利定义。
学术,由那些在深夜仍执灯前行的人定义。
由王知津先生这样的人定义。
谨以此文,深切缅怀王知津先生。
愿先生安息,精神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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