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唯有键盘敲击的清脆声格外悦耳，其伴音是客厅无人观看的电视，说着中文的几个新闻主持人都唠叨了一晚。

似乎这个晚上和每个过去的无数夜晚没有任何区别。

只是，这是在南半球某个堪培拉社区的一栋平房里。离开那个熟悉的北半球的家有两个小时的太阳光程，因此陷落黑夜也早了两个小时。

天空中不知疲倦的卫星让两个半球的电波里传送着没有分别的中文频道。房间里各种布置和设施、物品甚至包括调料等都鲜明地表露出主人是华人，只不过似乎时光早就停留在某个年代而已。

房东因事提前离开了回到天津。在住地接待我和冯的只是女房东的公（刘）婆（王）二人，据称是天津南开中学的退休教师。因此，虽然我们一行有30多人来到堪培拉的ANU参加行政管理培训，但当天我和冯并没有享受到房东接车的礼遇。二位老人不会开车，且身有微恙，他们只能在住地等待我们的到来。

在ANU，我们遇到了热情阳光的大男孩小罗，一个河南郑州的小伙子，在ANU读博，到澳洲读高中起，大学本科完毕直接攻读博士，目前的专业方向是生物信息。小罗热心地将我和冯送到住地，并又带我们去买了电话卡和到超市购买了一通必要物品。

等到了住地，刘老师一人在家，一口天津口音未改，热情接待了我们，并特别准备了味道极为鲜美的饺子当做晚餐，让我们感谢万分（本来都准备了方便面当做过渡食品）。

一切本来是完美的，只是在如何坐车去学校的线路上，我、小罗和刘老师产生了分歧。由于出发前我在网上做足了功课，早知道直接到达学校的线路号和时刻表，这种认知也是小罗支持的。而刘老师坚持推荐给我们一条转车的线路，大书特书其路线如何美好，其热心和固执程度超过我们的理解力。大家只好面面相觑。小罗甚至悄悄说：别听他的。

女房东的公婆王老师却在很晚时到达，是其小儿媳妇送到家的。她说下午3点就独自出发，准备坐公交车到大儿家来，不过却做过了站，费劲力气才转回家让小儿媳妇给送了过来。一折腾就是半天时间过去了。

这个经历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二人害怕我和冯不适应国外生活，坚持在第二天要带我们坐一次公交车，甚至到处去熟悉熟悉。

他们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依然不能驾驭简单如公交系统这样的事宜，只能固定走一条线路，且随时有坐车坐过站的危险——这在他们看来是无比可怕的！一是反过来坐车可能需要一个小时之后才有班车到来，二是如果他们打电话求助亲人，他们甚至无法解释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这是王老师当天下午的可怕经历吧。

可是，我和冯还是婉言谢绝了这个友好的提议。或许，孤独已久的他们更需要我们的陪伴，而不是反之。但我们是要到学校报到的，不可能耽搁他们一天的时间。

出门前，二位老人的眼神是有点惋惜的，甚至在我和冯抓起包冲出门之前还在呼喊：还有半个多小时才有下一班车！

他们说得很对，但我们似乎认为更快出门是必要的，多待在那种凄凉中，大概我们的心也不能灿烂得更多。因此，走到车站我们才研究了时刻表。余下的等待时间被用来进行了周边环境的熟悉。

我和冯的模式识别能力是需要人工切换的。意思是，当有依赖物时，我们都习惯不操心，很容易成为路盲；当一旦必须警醒时，我和她都有无数方法让自己变得聪明起来。

堪培拉的汽车和加拿大等地不同，虽然车是准点到达的，但是车上没有报站信息提供，即没有液晶显示器或人工报站，但每个人必须在下一站到来之前就按next stop的按钮，按晚了司机是不会响应的。于是，每个人要么自己熟悉下车的地点，要么不耻下问，让司机给点帮助。

当然，后者总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人都似乎特别友好，甚至在路上展开一张地图都可能有人来主动提供drive（我们班不少学员在第一天到校的路上就享受了这种友好）。前提是，你必须用英文足够沟通！（或者拿着地址给司机看然后比划，可惜两位老人只愿意自己搞定，于是常常搞不定。）

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和冯就准确地找到了标记家门的规律，只管看站台的编号即可，回家的路上，这个编号是顺序递减的，一看到10号站台就按停车按钮，下坡后下一站是一拐弯就到。这个规律两位老人并没有发现，他们只知道大概是汽车下坡的时候按钮，但一路上的坡又会有多少呢？很多社区里面的街景都是大同小异的呢。

当天晚上，我和冯在学校待到6点（为了处理邮件）才往回赶，再加上去了超市，回到家都是晚上8点半了，到处都是黑黢黢的，想着家里有温暖的灯光就不觉得怕了。

原本以为两位老人依然在家，还特别担心我们呢。结果，迎接我们的是黑洞洞一片。摸着黑打开了门，不由得一阵放松，原来，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放心我们，只过了一个晚上就把我们独自扔在这个大房子里了。

第二天，洗了衣服再出门已经晚了，等到出门，冯一阵急呼：还有两分钟车就开了。我只好苦笑：多么熟悉的场景呢。几年前我在加拿大访问时就这样笑总是赶不上车的同事，现在主角换上我了，即在街角看着汽车刚好离去的一幕总是会上演的。

那趟直达车是1小时一班，于是我们索性换了一条刘老师推荐的线路，半个小时一班，只等了15分钟就来车了。一路上的田园风光更多，还经过了UC，只是乘车的细节和刘老师的描述还是有不小的出入，而且在乘车总时间上又多了若干，不是他声称的那么便捷和快速。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租房时房东说到ANU只有两站路（就是指换乘两次！）和10多分钟（只是到第一站），事实上我们到达city就用了30分钟，期间有若干站点！

以后的半个月，每天就在公共汽车上待上至少一个小时，还有若干时间的步行（兼带笔记本电脑的压迫双肩到难以承受）。也许，这样的生活慢慢就适应了。

只要愿意适应，一切皆有可能。

今天傍晚，早一点到家，做了米饭，一边让炉子上炖着牛肉、土豆和胡萝卜，一边在后院里面打乒乓。很多年没有打了，打得比较多的是小学吧，可是，在很短暂的生涩之后，我和冯开始得心应手起来，一来一回，颇有架势（菜鸟级），不由得就很自得：原来打乒乓和骑自行车一样，一旦会了，多少年都不会忘记的。

想着国内开不完的会议、处理不完的文档，在等待培训开始的这个短暂的时空里，在满园的在春天中绽放摇曳的花朵中，便有了异样的感受。

只是，不知道这样的生活可以过多久？喜欢得多久？如同这房子的时空都停滞在多年前的某一刻，这一刻，可否成为自己的永恒呢？

答案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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