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学术研究在文革沉寂多年后的爆发期。此间最为热烈的讨论是方法论，而以三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为最，钱学森钱先生认为三论中最根本的是系统论。当时出版的各种方法论的书籍很多，钱学森主编的《关于思维科学》给我的印象最深。
《关于思维科学》共收录24篇文章，其中6篇是钱氏本人所撰。第四篇和这本书的名字一样，就叫作《关于思维科学》，应该就是这本书的命名由来。《关于思维科学》这本书是1986年出版的，当年我就买来阅读过。今天重新读这本书，可以看到很多不足。比如，受当时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限制，一些学者对信息处理手段的评价过低。钱氏本人对有关脑科学的研究的看法似乎和今天的发展也不太一致。但总的来说，可以看出钱氏开阔的学术眼光，以及学术前辈们的开拓精神。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狭义的“思维科学”本身，而是钱氏所言教育方面的问题。
《关于思维科学》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不算钱氏所撰《后记》），名为《关于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在这篇文章中，钱氏讲了他自己的中学和大学教育。并且与现在（钱氏所说的现在是1984年）进行了对比。钱氏中学读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据钱氏说，他的授业老师多是有学问，并且懂得教育规律的先生。他举的例子有教高一几何的傅仲孙先生，傅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初年曾任北师大副校长。还有教论理学课的林励儒先生，林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国家教育部的副部长。钱氏说他中学六年学完，程度相当于“大学一年到一年半的水平”（第452-453页）。钱氏所说的大学，不是现在升格而成的普通本科高校，而是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这样的名校。按他的理想，比照他本人的经历，钱氏认为：“四年制大学可以是培养有开发科学技术的能力的人才，达到的水平可相当我国现在的硕士。”按，钱氏所言的“现在”，是我读硕士的八十年代前半期。当时，我们毕业即在大学里独当一面。不到十年，不少同学已经评为教授，还有一些担任了学院甚至学校一级的领导工作。这是现在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难以相比的。
那么，是不是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水平很差，以致和中等教育拉不开距离呢？钱氏说：“在解放前，我国民不聊生，教育事业十分落后，但也有几所名牌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的教学质量是好的。这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到美国的名牌大学，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去读研究生是照例许可，不必再经过考试。这是因为这些学生学习成绩优异，比美国人强，从而建立起中国人的信誉。”钱氏说：”但现在好像变了。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到美国，有的要经考试、补课，才能进美国的研究生班！“（第446页）
不计钱氏叙述中的”政治正确“内容，上引钱氏所言，可归纳为，现在（1984年左右）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和他读书的时期有较大的差距。而当下和钱氏文章涉及的八十年代前半期又很不同。这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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